知乎日报

嫌多不看版

1、

因为元朝虽然修了京杭大运河，但勘测和施工质量很差，基本没法用。

第一、元朝没有能力解决黄河频繁决口，对鲁运河（会通河）、御河（卫河）造成的泥沙淤积；

第二、元朝没有能力解决鲁运河（会通河）济州水脊“北高南低”、且长期缺稳定水源的难题。

这两个难题的存在，导致大运河的漕运极不可靠。元朝还没灭亡，会通河就被泥沙淤积堵塞，没法走船，所以元朝只能依赖海运。

元明清三朝，海运以元朝最盛，最高时曾达到每年输送超过 300 万粮食，这其实是京杭大运河“修完就堵”的无奈之举。

2、

明朝初年以海运为主，原因还是黄河泛滥泥沙淤积，会通河河道堵塞导致漕运荒废。

元朝时，好歹官府还会征发组织民夫修河补堤治水。到了元末乱世的朝代更替之际，各方势力忙着争天下。明朝初年江山初定，百废待兴。在元末明初这个混乱时代，谁还有心管黄河泛滥的事，干脆连治河工程都没人组织了。

这一时期，因黄河频频决口泛滥，会通河的淤积堵塞问题更加严重。黄河泛滥甚至影响明军北伐的战事。洪武元年春夏之际徐达北伐，明军打到山东和河南时，黄河就决口了，洪水把明军的粮道补给线截断，徐达只好先组织全军挖古荷水的河道排洪。

尤其是发生在洪武二十四年的这次黄河决口，灾情比后世清朝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和 1938 年的花园口决口更甚。位于阳武（今属河南省原阳县）黄河北岸的河堤决口，洪水东溃，先冲入梁山泊 / 安山湖，再泄入会通河。会通河北、中段合计约 150 多里长的河道全被泥沙填平。

所以在明初洪武年间到永乐 13~14 年期间，明朝也只能继续依赖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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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内容只是简介，属于“嫌多不看”版。

隋朝的京杭运河和元明清三代的京杭大运河，为什么不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说元代修运河的勘测水平和施工质量非常糟糕？

会通河和御河又是什么河？

黄河决口泛滥是怎么影响运河安全，怎么造成运河淤积堵塞？

到了明朝，又如何重新勘查、修浚运河？

…… …… ……

…… …… ……

这些涉及到史地学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需要与地形图、水文地图相配合，分成若干个小问题，详细解释。

作为一个在微博与知乎把自己设定为“历史话题”的博主，我最感兴趣的学课其实是地理，擅长的领域是历史地理学。

将地理与历史结合，可以让你对历史事件有更加深刻全面的理解。我今天发布的这个答案，除了解答答主的疑问以外，还可以给大家展示以下从事史地学研究的一些特色——历史地理学如何观察和分析事物。

左手文献，右手地图，图文结合，随我往下看~

注：

本文中出现的地名，会注明他们的所属省份，比如河南封丘、山东寿张等，这是以今天的省市行政划分体系为准的，目的是让今人更容易理解和定位。而历史上，宋代地方设路、元代设行省、明代有都司，政区划分方式不同，还有很多地点的古、今名称也不一样。

还请诸位加以留意、区分。

一、隋朝的京杭大运河，与元明清三朝的京杭大运河，不是一回事，不能一概而论。切记！

至于原因，请看地图——

隋朝的京杭大运河，修浚于七世纪初的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 605~610 年），用于沟通东都洛阳与江淮、江南地区的联系。而元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是沟通北京和江南地区的联系。

看似都叫“京杭大运河”，但这个“京”的政治含义和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样，那么其河道的勘测、选址和施工就有天壤之别。

图中的红线，是在元朝的基础上，明朝初年重新修浚的京杭大运河，是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的河道走向（江苏扬州到山东临清段）。

在红线的西侧，我还标出一条黑线。黑线南段起自今江苏盱眙、经安徽泗州，宿州，河南夏邑、归德（商丘）、杞州，一路向西北延伸，最终通往开封（汴京）和洛阳。

这条黑线就是隋朝大运河的通济渠、唐朝的广济渠、唐宋两朝的汴水（河）。他连接黄河与淮河，是当年隋炀帝主持修建隋朝大运河当中重要的一段。

但是在南宋 / 金朝时，因黄河多次决口泛滥，这条运河已经被泥沙淤塞填平。

南宋乾道五年（1169 年），宋孝宗派遣汪大猷出使金国。汪大猷随行带着他的外甥楼钥。楼钥写了一册《《北行日录》，其中提到他们一行人从泗州出发，延汴河西北行，记录了一路上的情景。

杜充决口发生在南宋建炎二年，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不过相隔 42 年而已，汴河已经淤平，河床中间都有人盖房子了。

在金 / 南宋时期 100 多年，因黄河决口 + 人为破坏的影响，并出现“夺泗入淮、夺淮入海”的问题，这导致到了元朝，整个黄淮流域的河湖水文情况发生巨变。

比如说苏北到鲁西南一带分布的邵阳湖、微山湖、洪泽湖、骆马湖等湖泊，在隋唐时期时要么干脆没有，要么湖域面积小。他们大都是在宋 / 金时期，因黄河泛滥，洪水在低地积泄形成的洪泄湖。而自汉唐以来就存在的古汴河、泗水（河）等河流，又因为河道被洪水泥沙淤积，在金元时期淤平消失或改道了。

因此，元朝修京杭大运河时，在今天江苏省境内的淮杨运河（扬州到淮安、又称里运河），因江淮地区不会受黄河泛滥影响，所以元朝基本依然沿用了隋朝大运河的邗沟（湖漕）。

从淮安开始，受通济渠 / 汴河早已淤平、黄河“夺淮入海”和洪泽湖已经形成等三个原因影响，运河河道已经不能继续用通济渠 / 汴河，而是在洪泽湖湖口实现“清口穿黄”，然后经江苏苏北，借用这一段黄河河道或中运河河道，前往徐州或台儿庄，再通过鲁运河 / 会通河穿过山东鲁西地区，抵达山东临清，然后继续北上。

简而言之，隋唐宋运河和元明清运河的最明显区别——

利用通济渠 / 汴水，隋唐宋运河途径安徽和河南，连接黄河—淮河，不经过苏北和山东；

元明清运河不走安徽和河南，改走苏北和山东鲁西。

因而，隋朝的京杭大运河与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不能直接划等号，不是一回事。

隋唐大运河与通济渠（唐朝叫广济渠、北宋汴水 / 汴河）

二，明朝建国初年，为什么还要依靠海运？

因为元朝刚修的京杭大运河，也被泥沙淤塞了。

尤其在元末元顺帝到明初洪武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洪水向东奔流，冲溃鲁西，将鲁运河 / 会通河淤塞了。

洪武二十四年这次黄河决口，灾情最严重。全长 450 里的鲁运河 / 会通河，累计有 150 里长的河道被泥沙淤积填平。漕船行至山东济宁，再往北就没法走了。从济宁往北到德州这段超过 400 里的路，只能改走陆运。

在这里还是必须先解释下，什么是鲁运河 / 会通河：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当中，位于苏北徐州—山东临清的这段就是鲁运河，也叫会通河。

会通河又分北、中、南三段——北段从山东临清到须城（今山东东平）；中段从须城到济宁；南段从济宁到徐州茶城。三段合计全长约 450 里，全程都处于黄泛区的核心区域。

在元明清三朝，受黄河泛滥威胁最严重、经常被泥沙淤塞的，是中段和北段。

其实元朝在修大运河的同时，负责水利工程的部分技术官员和相对有识的权贵官僚，就已经意识自己施工的质量不高，也早就意识到黄河泛滥泥沙淤积的危害。元朝也经常征发民夫，组织治河水利工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农民大起义不就是从治河工地上爆发的吗。但是元朝官府的社会管控能力与开展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都不高，他发起的工程不仅不能治水保漕，反而激化社会矛盾。

诸如《水浒传》里的梁山泊，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就在鲁西的黄河南岸，在北宋朝属京东西路。

北宋年间，在其西侧的濮阳、怀德等地，黄河河堤多次溃堤决口，洪水向东奔溃，冲入梁山泊。梁山泊就是泄洪湖，泥沙在梁山泊淤积，导致梁山泊的水体容积变小，蓄洪能力减弱。洪水又从梁山泊内满溢而出，再向东南奔流，夺泗河河道，流向徐州。

北宋到明朝初年，八百里水泊梁山的这番浩荡湿地湖沼景象，皆是拜黄河所赐。

元朝修大运河，其中会通河河道就在梁山泊的东侧。自梁山泊内溢溃而出的洪水，也多次冲入会通河。

在南宋 / 金 / 元 / 明初时代，因黄河泛滥洪水经常冲入梁山泊，又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所以到了元末明初，梁山泊一直是江湖好汉绿林强人的聚啸之地。

元明清三代的须城，如今的山东东平，就是北宋的郓州；元明清三代的安山湖，就是北宋的梁山泊。

施耐庵写《水浒》……我猜，他多多少少是知道当地当时的情况的。

三、为什么元朝开的会通河迅速淤积堵塞，元朝还没灭亡就堵死了？

可以总结三条：

A、河南豫东兰考冲积扇与山东泰鲁—沂蒙山区共同作用的产物；

B、在金元这一时期，黄河频繁北决泛滥，洪水泥沙在山东鲁西地区的河湖水体中淤积，属于恶劣自然环境造成的客观因素；

C、元朝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探测和施工质量不高，防灾抗洪能力太差，属于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 C，我打算放在最后面去讲，在这里先叙述下客观因素 A 和 B。

1、兰考冲积扇

一般人通过阅读历史通俗读物，都知道在历史上，黄河出现的几次重大决口泛滥事件。诸如杜充决河、铜瓦厢决口、花园口决口等等。

市面上的通俗历史读物，要尽量将就普通人有限的知识储备和并不高的阅读理解水平，不能讲的太深太细太专业，否则曲高和寡，读者就看不懂了。通俗读物的内容还要保证一定的趣味性，紧盯普通大众比较感兴趣的热点历史话题。比较冷门和深奥的历史知识，出版社都不敢尝试，担心销路不好。

具体到黄河灾害和水利建设方面。就是历史通俗读物基本都只介绍黄河出现的几次重大决口泛滥事件。但是自秦汉以来的上千年，黄河决口的次数实在太多，造成的灾情和后续影响也极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比如说，南宋建炎初年（1128 年），为阻挡金兵南下，杜充决河，造成黄河改道，“夺淮入海”，直到清朝咸丰五年（1855 年）铜瓦厢决口，再次改道。自 1128 到 1855 的这 727 年当中，黄河往南流，夺淮河下游河道，从江苏流入黄海。

一般通俗历史读物就是这么写的，大部分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种陈述和这种认识，完全是错的，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是这样：

在 1128 到 1855 年的这 727 年当中，位于今天河南省境内，大致西起荥阳 / 郑州，东到开封 / 兰阳（兰考）的这段河道频繁决口，黄河北岸的河堤多次溃决，洪水又夺卫河、大清河等河流的河道“北冲”、”北徙“，重新向东北流入渤海。

注：河南省的荥阳桃花峪，是黄河中游河道与下游河道的分界点，在荥阳以西，黄河河道位于豫西丘陵山地当中，比降大，流速快；在荥阳以东，黄河河道进入豫中平原，比降小，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明显。

当黄河发生”北决、北徙“时，因向南流的水量减小，一度还会造成“夺淮入海”现象的暂时消失。洪水在鲁西和华北平原南部造成大片黄泛区，威胁鲁运河的河道安全。

从北宋所处的公元 10~11 世纪开始，位于今天河南境内的阳武 / 原阳 / 开封 / 滑县 / 浚县 / 兰考，就是决口灾害的集中区。位于这一段的黄河，开始形成河床比两岸还要高的“地上河”局面，最为突出。黄河频繁南决和北决，河床又高，所以洪水就像山洪一样，奔向山东和苏北，泥沙也就山东鲁西、皖北和江苏苏北这片黄泛地区沉积，形成一个呈扇面的沉积带。这就是兰考冲积扇。

整个黄淮海冲击平原的形成和发育，都得益于过去几十万漫长时期内，黄河的频繁泛滥。

然而，我们还知道，这片地区并非都是低缓的平原。在山东省的中部就有很多山，比如说著名的泰山和革命老区沂蒙山。

西边的鲁西 / 豫东是平原，北边的鲁冀交接处是华北平原，南北的鲁苏交界处也是苏北平原，就中间鲁中高耸起一大片山。

泰鲁 - 沂蒙山系的存在，挡住了从西边冲下来的黄河洪水。洪水奔流至此，被高山所阻，首先在泰鲁 - 沂蒙山系西侧的鲁西平原低地上淤积，然后分别折向南、北流——向南流，就是夺泗入海，夺黄入海；向南流，就要夺大清河等河道入海，也成为我们今天的黄河河道。

而元朝修的鲁运河，就从位于泰鲁 - 沂蒙山系西侧的鲁西低地上经过（下图白线）。梁山泊、微山湖、昭阳湖等分布在鲁西平原的湖泊，都是黄河洪水冲下来，在低地汇集而成的蓄洪湖——

2、金代的黄河北决与改道

黄河再次改道北流，其实根本不用等到清朝咸丰 1855 年，在元朝和明朝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为了保护鲁运河，保障运河的通漕能力，当黄河决口泛滥时，元明清三朝都采取了相同的处理姿态——“保北淹南”。

A、优先处理黄河北岸决口的灾情，先堵后疏，一旦黄河北决，必须立即集中力量，在最短时间内堵上，然后再组织引黄入卫、引黄入清等疏导工程，把泛滥的洪水排入渤海；

B、如果黄河南决，救灾和修补河堤的工作相对放缓，先集中力量保护开封等重要城镇。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

元明清三朝，不可能都处在社会局势稳定的状态，当统治集团处于政治危机 / 战乱爆发，他自顾不暇，也就不顾上治河了，没有能力在短时间集中资源封堵北决的河堤。

铜瓦厢决口就是典型：1855 年这年黄河水大，六七月间连降暴雨，水位上涨迅猛，此时南边江淮闹长毛，中间黄淮有捻子，马上洋人英法联军又要强行“武装进京换约”，僧格林沁费了半天劲刚刚勉强消灭了北伐的长毛……这个时候，清朝哪里还有余力封堵北决的黄河？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1168 年），黄河在滑州李固渡发生北决，洪水冲入梁山泊和南清河。金章宗明昌五年八月（1194 年），黄河又在阳武发生南决，洪水又往东冲入梁山泊。

这两次大决口，给金朝制造更大的洪灾。金朝随后治理河道，让黄河改道，将河南境内的黄河河道大幅南迁。这对之后元朝、明朝的治水保漕工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中提到的浚、滑、汲，胙，就是河南浚县、滑县、汲县、胙城；梁山泺就是山东梁山伯；河北青县。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金朝·山东路》这张地图中，有这两次决黄河决口与河道迁移的相关信息，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我已经用不同颜色加以简单标注：

A、图中绿色河道，是南宋建炎初年杜冲决河后，黄河“夺淮入海”的河道;

B、用红色标出的“黄河岔流”，是大定八年北决后冲出来的新河道，洪水灌入南清河，汇入淮河，流入黄海；

明昌五年这次南决后，洪水东溃，再次灌入梁山泊，而后一分为二，向北流入北清河（大清河），流入渤海；向南依然汇入淮河，最后流入黄海；

C、用黑色标出的“黄河岔流”，是明昌六年，经金朝封堵治理后，重新开通的黄河河道，经河南杞县、雎州、归德、安徽砀山，还是汇入淮河。

举这个两个例子，是用来说明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通过观看普通的元明清三朝的全图，或山东 / 河南部分的政区图，再与我们从通俗历史读物中掌握的文字内容结合，就会产生三个误解：

错误认识一、杜充决口黄河夺淮后，黄河就往南流，不再往北流了；

错误认识二、南迁的新河道只经过河南豫东和江苏苏北地区，不经过山东。

错误认识二、只有和豫、苏、皖临近的鲁西南地区，才算黄泛区。

现在通过文献资料和对比《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更详尽的资料，可以终结上述三个误解，建立正确的认识：

正确事实一、自杜充决口之后，黄河多次决口，河道在豫、鲁两省境内频繁摆动；

正确事实二、黄河多次北决，洪水在山东鲁西地区泛滥，鲁西地区和鲁冀交接地区同样是受灾严重的黄泛区；

正确事实三；在金元明时期，黄河数次”北决、北徙“，重新流入渤海。

梁山泊，梁山泊，这地方不仅是小说中绿林好汉的聚啸之地，还是黄河的下水道。北宋时黄河没改道，洪水南决，往梁山泊里灌；南宋时黄河改道，洪水北决，照样还往梁山泊里灌。

进入元朝，元朝主持修造的鲁运河 / 会通河，恰恰就呈南北走向，纵穿鲁西这大片黄泛区。他对之前宋金时代黄河泛滥的情况认知不足，自身从事水文勘测与水利工程技术的能力也有限。

所以在元朝，黄河依然频繁决口，鲁西地区受灾严重，元朝官府无力应对，鲁运河 / 会通河就被迅速被淤塞了。

四，“明朝郑和下西洋，说明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了”，真是这样吗？

郑和下西洋，是在中国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水道和印度洋东部孟加拉湾等近海海域、利用成熟航线，组织近海航行活动。这个水平实在比不了后来西方大航海时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从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来看，明朝官方普遍认为海运难度高、风险大，即便只是在东海—黄海—渤海组织近海中短程航运，依然经常因遭遇风暴 + 恶劣海况 + 迷航，造成船毁人亡的惨重损失，“永乐初，河海兼运，海运险远，多失亡”。

其中利害，宋礼已经对明成祖说的很详细——

海漕、河漕相比，还是河漕更保险。只是因为运河堵塞，才被迫走海漕，实属无奈。

五、倒行逆施的陈瑄方案

明朝永乐年间，重修大运河，最开始采取的是陈瑄方案，失败了。

老规矩，加粗黑体字是重点内容。

永乐四年，考虑到未来亲征北伐蒙古、迁都北平等重大军政事务，明成祖开始提前重修大运河、重新打通漕运的问题。运河和漕运属于基建，基建没做好，就不能保障服务北伐和迁都的物资调动工作。

明成祖把这个重任交给平江伯陈瑄。

1、

陈瑄的方案，可以总结成 20 个字——“穿淮不穿黄 由淮而入黄 浮河西借道 路挽转卫御”

A、漕船在淮安入淮河河道（黄—淮河），北行至苏北徐州，再进入黄河，以黄河作为河道，向西北方向行，抵达河南原武（即原阳—阳武，下图中红线）；

B、漕船在位于阳武的黄河北岸停船，把载运物资卸到岸上；

C、官府再组织陆运，从周边豫鲁晋三地招募民夫脚力，以车拉畜驮的方式，将卸载到阳武的物资，运到御河（卫河）南岸的河南卫辉和浚县等地，再次装上漕船，取卫河（御河）为路，前往天大都。

陈瑄的这套方案，实在是弊病重重，危机四伏——

A：既有水运，还有陆运，水陆兼程，舟车劳顿，运输成本和耗费时间都太大了；

B、历经元朝和元末战乱，豫鲁苏皖这片黄泛区早已是社会凋敝、人烟稀少的破败之地，现在中间出现一段陆运和两次物资装卸转运流程，为此需要常年征集大量壮丁脚力；黄河与淮河都向东流，漕船在淮河和黄河里却是溯流西行，为此也要征用大批纤夫。过度征集民力，很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河道两岸地区的耕作生产，一旦处置不当，还会再度激起民变；

C、既然运河最害怕被泥沙淤积，那么漕运河道就应该尽量远离黄泛区，远离黄河，尽量避免和黄河直接汇通。但是这个方案却直接以黄河为道，从频繁发生决口的黄泛区中心地带穿过；

D、这个方案利用黄河“夺淮入海”的特点，但是“夺淮”之后，黄河水携带的泥沙，也在淮河河道淤积，使淮河河床迅速抬升，频繁溃堤决口。这导致漕船“由淮而入黄”的河口位置极不稳定，不仅频繁改动变化，而且一旦出现决口，漕船就难以进入黄河河道；

E、从河南阳武前往卫辉和浚县，陆上行程不过 60 余里，但是《明史·志第六十一·河渠三》却说“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呢？行程距离已有近三倍余之多，这是为什么？

原因是卫河位于黄河北岸，靠近黄河，在明初时，卫河海拔已经比黄河低二丈有余，他同样经常受到黄河决口泛滥的威胁，为此也要高筑自己南岸的河堤。此外，卫河水量也小，河床浅，浮不起载重大的大漕船。

这些原因导致从阳武陆运来的物资，并不能在卫辉和浚县所在卫河南岸直接装船，而是要沿着卫河南岸继续向东北陆行，在馆陶和山东临清等地才能装船。这段陆上行程就延长到 170 里。

若是给陈瑄的方案做个总结性点评，那只有八个字——效率低下 倒行逆施。

2、

为什么对陈瑄和他的方案做出尖厉刻薄的批评？

原因是陈瑄的这套方案，又退回到元初忽必烈至元年间，没修京杭大运河时候的老样子了——

中滦旱站，是今天河南封丘县的中滦镇，就在阳武县东侧；淇门，是河南浚县西南的淇河口（淇河汇入御河 / 卫河的河口）。

元朝至元十三年，宋恭帝投降。元军攻占临安，灭南宋小朝廷。元军想把江南的粮饷物资运往北方，所采用的路线，就是让漕船穿过长江，经邗沟（里运河）入淮河，经淮河再入黄河，行至中滦镇停船卸货，转陆运至淇门，再装船入御河，北上抵达大都。

陈瑄的方案与之完全一样。

元朝早就认识到这个方案的弊端，“船多损坏，民亦苦之”。后来忽必烈就下令修鲁运河 / 济州河和胶莱运河，改用漕运与海运。在至元二十二年之后，元朝完全放弃中滦陆运。

元朝已经弃而不用的方案，陈瑄又捡起来了。折腾 100 多年，又退回去了~~

所以说，用“倒行逆施”四个字来评价陈瑄，真是一点都不过分。陈瑄方案只在永乐初年有过短暂尝试，很快就被废止。

注：

在靖难之变中，陈瑄的职责相当于江防司令，他统领长江水师，负责阻击燕军。然而燕军南下打到长江北岸时，驻守浦口的陈瑄却投降了。朱棣夺位成功，封赏功臣，让陈瑄继续督率水师，负责重新河漕与海运。

这么看上去，似乎陈瑄这个人似乎对水师、水战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他接受疏漕任务，也是有功有过的：主持维护湖漕工程和清江浦渠工程，他完成的还不错，可以说中规中矩，得到了肯定；但是处置北方黄泛区这个难度最大的漕运事务时，他的水平能力无法承应如此艰巨复杂的工程，表现很糟糕。

六、重浚会通河1、

永乐八年，明成祖第一次亲征北伐，此时首都还在南京，此时大运河也还没修好，南北物资调拨还是依靠海运。从塞外草原到南京，数万人马南北奔波，路途实在太漫长，他很可能在此时已经产生了迁都的念头。

故而重修大运河这项重大基建工程，显得越来越紧迫。

转过年来，明成祖让工部尚书宋礼负责这个任务。

宋礼把目标再度放在山东境内，集中力量重新疏浚会通河。当初黄河泥沙怎么把他淤塞填平的，如今重新刨开就是了。

宋礼最大的进步，就是吸取了隋朝大运河 / 通济渠，元朝京杭大运河、以及永乐陈瑄方案的教训——不能让运河河道与含沙量大的黄河直接连通。

相比于天然河流，人工开凿的运河更容易被泥沙淤积。这个问题，又需要详细解释了。

天然河流有固定的源头、有稳定的流向，其河道有上游下游之分，再最下游有最终出海口。河道落差越大（比降大）、河水流速越快，携带的泥沙就越不容易淤积；反之，河道越平缓，河水流速越慢，携沙能力越差，泥沙容易沉淀淤积。

人工开凿的运河，全程河段的高度起伏不定，要么没有固定的流向，要么干脆不流。同时，运河也上游稳定源头，他靠沿途各个天然河流为他补水，所以运河的河床，要比沿途的天然河流都要低。

天然河流的水流入运河河道，就难以流出，更没有流量、流向。那么天然河流的水如果携带大量泥沙，就会在运河河道内迅速沉积，淤积速度比天然河道更快更显著。

当初隋炀帝下令修大运河，就是把通济渠直接和黄河相连，用黄河水冲入运河河道，黄河的泥沙在通济渠内快速淤积。之后唐朝和北宋，只能被迫投入大量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组织护堤清淤工程。到了金 / 南宋对峙时期，战乱导致通济渠 / 汴河失修，挖沙清淤工作中断，所以河道很快就被淤填——

2、

如前面第三章所述。元朝修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开凿会通河，也犯了相同的错。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 年），元朝先修鲁运河中段，南起济州（山东济宁），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安山），当时叫济州河，如下图红色河道——

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再修南起须城安山，经寿张、东昌，北到临清的鲁运河北段，因北段与卫河（南运河）相汇，汇合处为会通镇，才有“会通河”的名字。在元朝，会通河只代表鲁运河的北段，到明朝才成为鲁运河全程的称呼。如下图黑色河道——

在开凿鲁运河的施工过程中，出于省时省工省钱的目的，元朝尽量缩短开挖新河道的工程，而是尽量利用这一地区已有的天然河湖。

比如说会通河经过寿张，就从梁山泊的西侧经过，直接从梁山泊引水灌入河道。鲁运河的南段，连接苏北徐州与山东济州，也是利用了泗河（水）的河道，其间经过鲁西南的微山湖、邵阳湖等湖泊，同样从这些天然湖泊中引水灌入河道。

问题就在于：从北宋到金元以来，梁山泊、微山湖和邵阳湖等湖泊，就一直受黄河泛滥的影响；他们本身就是黄河决口之后，容纳洪水的泄洪湖；泗河更是如此，自唐宋以来，泛滥决口的黄河水经常冲入泗河河道，“夺泗入淮”。

鲁运河从黄河和这些泄洪湖引水，说明鲁运河的海拔比这些泄洪湖还要低；另一方面，鲁运河又从这些泄洪湖其间穿行。这导致鲁运河的地势最低，当黄河决口泛滥时，运河河道直接受洪水威胁，成为泄洪池。难怪会通河会被填平堵塞。

到了永乐九年，宋礼指挥再次疏浚鲁运河的工程，他吸取这个教训：

A、组织人力，重新刨开会通河淤堵的泥沙，疏通河道；

B、在河道两侧修固拦水长堤，不再与沿途的微山湖、梁山伯等湖泊连通；

C、以含沙量小的汶河上游来水，为鲁运河提供水源，在南旺等处设有蜀山湖等蓄水湖，用于为运河补水，大量设置拥有多重闸门的拦沙闸。

七、济州水脊与南旺引汶

除了泥沙淤积问题之外，宋礼还需要解决会通河中段南旺水脊的供水问题。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让漕船爬上水脊，是名副其实的逆流而行。古人通过修多级提水船闸的方式，实现这项逆天行动。

多级船闸能提船，前提是有足够的供水，必须在水脊的最高处，找到可靠持续的稳定水源。

在京杭大运河全程，因河道海拔高度不相同，出现多处水脊。其中位于山东济宁以北汶上南旺镇的会通河中段河道，是大运河全程海拔最高点，与海平面形成超过 40 米的高差。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南旺水脊，是在明清两朝才形成的；而在元朝，水脊在济州任城，也就是后来山东济宁府的任城。

因为元朝与明清两朝，在此为运河规划的分水与济水工程，也是大不相同。

1、四水济运

元朝设计的这套工程，叫“四水济运”。由熟悉水文地理的汶上当地人、泗汶都转运使马之贞负责。

首先，元明清三朝的相关水利官员，都知道汶河与泗河的河道，比济州、南旺的海拔还要高，可以作为水源。这两条河发源自鲁中泰山与沂蒙山山脉之间，因为山脉在东，鲁西平原在西，所以他们的河水流向是自东向西流。汶河向西北方向流，汇入旧黄河或大清河河道；泗河向西南流，最后汇入淮河。

A、从汶河分水，在汶河上游的堽城，通过修拦河坝与分水闸来实现引流，堵截汶河河道，将大部分汶河水引入洸河（下图蓝线），洸河向西南流，在济州任城汇入运河河道；

B、从泗河分水，在兖州附近的泗河上游河道，同样通过修坝\堰 / 闸的方式引流，将大部分布泗河水引入新开凿的府河（下图绿线），府河向西南流，也在济州任城汇入运河河道；

C、位于任城的中闸（天井闸、会源闸），就是水脊的最高点。

D、从济州任城往南到苏北的沛县沽头的这段运河，修建赵村、石佛、辛店、枣林等十多道船闸，让船爬坡 / 下坡；从济州任城往北到临清会，也开河、安山、寿张、阿城等船闸，让船下坡 / 爬坡。

这个工程是通过修坝\堰 / 闸，对汶、洸、泗、府四河进行限流 / 分流改造，让洸、府二河供应分水闸口，所以叫“四水济运”。

“四水济运”以济州任城天井闸作为脊顶与分水口，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北高而南低。

从任城往北，运河河道比降小，尤其任城到南旺段，海拔高度下降极缓；而任城往南，到沛县沽头，河道比降大。

这导致洸、府二河的来水，在任城汇入分水口，往南流易，往北流难。

漕船从南边江苏过来，从沛县沽头闸开始爬坡，水量丰足，甚至多有浪费。漕船到达天井闸，开始下坡，水量不足，闸渠水浅，浮不起在载重大的船，成为瓶颈。

2、南旺引汶

明朝在这里做了重大改造，重新设计了南旺分水工程，将水脊梁顶点设在南旺。

A、通过在汶河上游堽城处修坝堰，限制流往洸河的水量，让大部分汶河水流向下游；

B、在汶河下游的戴村修坝，阻截汶河水，又从这里开挖一条通往南旺的引水渠，将汶河水运引到南旺分水口。

C、南旺成为水脊的顶点，经过南旺分水，大部分水往北流——解决了水脊北侧供水不足的问题。

尽管这个方案克服了北高南低的问题，但是又产生两个新问题：

其一、汶河供水不足。

四水济运以济宁任城作为水脊顶点，引汶、泗二河来水；南旺引汶以南旺为水脊顶点，只能用汶河一条河的来水。后者可用的水量一下子减少了，遇到出现旱情的年景，上游汶河水量不足，运河用水极为紧张。

明朝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A、在南旺水脊段东西两侧、开挖蜀山、南旺两个人工湖作为蓄水池，通过复合提水闸漕，与运河河道相通。汛期水丰时，运河水灌入湖池，实现蓄水；遇到旱季，湖池水灌入运河，为运河补水。

B、保护汶河源头水源，并在源头寻找山泉，尽力寻找各种水源；

C、严厉限制当地人用水，尤其不能从汶河取水，对日常生活与农耕生产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其二、水脊南侧的水量不足。

”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在南旺分水口，大约 2/3 的水往北流，1/3 的水往南流，遇到干旱水少是，水脊南侧河道中诸多闸槽的水又不够了。

对于这个新难题，明朝和后来清朝都拿不出好办法。明朝多次采取了和治河理念相互矛盾的解决手段——以黄济运。

3、以黄济运

洪武元年春，徐达带兵北伐，打到山东和河南境内，并继续挥师北上。不料当年夏，黄河又决口了。洪武元年，海运还未大兴，运河又在济宁被淤塞，在山东和河南的明军，只能依靠陆运得到补给。现在豫东鲁西又是大片黄泛区，补给物资云不过来。明军只能赶紧疏浚洪水。

在决口的山东曹州，到运河边的山东鱼台之间，原本有一条春秋时代的古运河”荷水“，还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的，到了元末明初这时候，早就被淤平了。

徐达通过探访当地人，得知”荷水“故道的存在，随即组织明军重新凿浚荷水，在鱼台塌场口修永通闸，将荷水与运河河道相连，把黄泛区的积水排到运河，再流往淮河下游河道。

后来明朝重浚会通河河南旺水脊，当遇到黄河泛滥 + 水脊南侧缺水的情况，明朝也多次采取这种”以黄济运”的方式，或利用运河排泄黄泛区积水，或让黄河为运河补水。

不能让运河与含沙量太大的黄河直接连通，明朝的官员都很清楚这个道理，但明朝从事水利建设的技术水平也很有限，比元朝强不了多少。他实在没辙，只能这么办。

从徐达开荷水的这个案例，我们还能获得另一个信息：在洪武元年，黄河河道经反复改道，再次发生北决和北徙，又向北流入渤海了。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山东都司》明朝 山东都司（局部），同样有相关信息——

八、明代海运与遮洋总

在文献资料中，这种陈述非常多。

宋礼疏浚会通河与重修南旺水脊分水口，陈瑄治理江淮运河。到永乐 13~14 年，这些工程基本完工，京杭大运河再次全线贯通。于是明成祖决定终止海运。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明朝没有废海运，而是把海运船队压缩重编，改置为十二遮洋总，安置在南京、江阴等处。

从永乐重孙明英宗在位时开始，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嘉靖、隆庆、万历，明朝都曾启用遮洋船，通过海运，将江南的粮饷物资运到北方天津等地的记录。在明朝即将灭亡的崇祯时期，也再次启用海运，组织了小规模、试探性的海运。

在此 200 多年当中，明朝多次裁撤 / 重启海运，多次压缩 / 扩充遮洋船队，政策反复变动。但海运断断续续一直存在，是不可获缺的力量。

遮洋总和海运的身份地位，是给运河漕运充当替补队员，用如今流行网络术语形容就是——备胎。

原因有三：

1、

相比元朝，明代的河工 / 河务确有进步，但技术实力还是不高，依然无法根治黄河泛滥等难题，大运河还是不可靠，每当黄河决口，会通河还是被淤，漕船还是时常被阻。

特别在正德到嘉靖年间，这点体现的非常突出。黄河频频决口，明朝此前增修的各种防洪拦水堤坝工程都于事无补，会通河又数次出现淤塞。明朝只好启用海运。

这两条资料的信息颇为丰富。

依照《台省疏镐》中对遮洋船运载量的记叙“每船一只，装粮五百六十石”，以此为准，嘉靖二年的这次海难，损失粮食二万余石，也就是说至少有 36 艘海船沉没。

海运的风险很大。明朝的航海能力不高，遇到恶劣海况经常失事，损失惨重，“覆溺数多”，这是明朝始终不敢大兴海运的原因。但谁让漕运也不可靠呢，黄河老是决口泛滥，会通河老是堵，只能硬着头皮搞海运~

到了隆庆六年，开始进入张居正变法时期，中央政策正在筹划对运河、治黄和治淮的大规模投资建设，要重修缮漕运体系。因此，鉴于海运风险过大，明朝又再次终止海运。

很多答主解释，为什么不能大胆启用海运

2、

宋礼主持改建的南旺分水工程并不完美。

他解决了元朝的缺陷，自身又制造新的缺陷。一遇到干旱少雨的年景，汶河输水不足，水脊南北的闸槽没有足够的水行船。南来北上的漕船，拥堵在水脊南侧苏鲁交界的沛县 / 南四湖河段；自北南返的船队，堵在水脊北侧的德州到临清河段。水脊的瓶颈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得到解决。

3、

政治局势动荡 / 人为政治活动的影响，主要就是战争。

我们说大运河被堵塞，并不是全程都不能用，而是集中在两个最脆弱的河段——

A、苏北到山东境内的鲁运河 / 会通河，前文七个章节主要讲的就是他；

B、江苏的淮安，这里即是里运河（江淮运河）和中运河的分界点，在其西侧紧邻的洪泽湖口，运河还要在这里穿过黄河——淮河，即“清口穿黄”。

整个大运河的特点，是“两头可靠，中间脆弱”——山东临清 / 德州以北的南运河，河阔水深，受黄河泛滥影响相对较小，容易行船；江苏淮安以南的里运河，同样河阔水深，受黄河泛滥影响相对较小，容易行船；就是位于苏北—鲁西黄泛区的这段很脆弱，要么老是淤塞，要么就是船闸缺水。

所以在元明清三朝，大运河就算毛病这么多，但官府一直很重视，成为重要的南北交通线和国家级政治经济大动脉，自然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元末农民大起义开始，明军北伐、朱棣靖难南下、建文官军北上讨燕、清军入关南下……他们都是大运河河道行动。1842 年英国人也琢磨初整个特点，舰队开进长江，泊于镇江扬州江面，截断漕运，清朝就只好乖乖签《南京条约》了。

官军如此，农民军也一样。

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山东刘六刘七“响马贼”起义，就是积极进攻大运河沿线的市镇，先围攻河北沧州，截断漕运，然后延河道南下，围攻设在济宁府的河道总督衙门，把拥堵在水脊南侧的 1200 多只漕船都給烧了，震动朝廷。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因为明朝设有漕运总督衙门和各省的漕务官署。漕船的数量和漕军的人数，都是由定额的。在正德年间，漕船为 1.2 万只。刘六刘七在济宁一口气烧了 1/10，对明朝漕运而言是极为惨重的损失。

在明朝末年崇祯年间，官军没能彻底剿灭张献忠 / 李自成，后者几起几落，逐渐形成势力。爆发于西北的农民起义也已经形成势力。崇祯六、七年间，农民军在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活动；崇祯八年，张献忠突破明军围剿，从河南向东南进兵，进入安徽和江苏，攻坡凤阳中都皇城，把明祖陵都给烧了。

农民军活动范围已经扩张到河南的黄泛区和苏皖江淮地区，漕运受到严重威胁，官府只好提议再次启用海运。

因受到战争 / 农民起义的影响，漕运也会被阻，所以明朝要用海运作为替补。

注：

晚清咸丰 1853 年 5 月，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带兵北伐，思路也是如此。

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次月攻占江北扬州。清军立即组织反攻，要夺回扬州。

林、李二人，本身就是 3~5 月间负责进攻和守卫扬州的太平军将领。北伐军主力，约 2/3 的兵力，就来自守卫扬州的太平军，剩下的 1/3 兵力来自从天京（南京）和镇江两地抽调的部队。

扬州是大运河沿线和长江北岸的重要城镇。清军围攻扬州 + 筹建江北大营，导致北伐太平军无法再沿运河而上，只好改走安徽。

北伐军北上后，扬州等地空虚，又被清军夺回。

九、漂没之灾

既然黄河水患这么多，漕运如此不靠谱，那元明清三代为什么不能大胆依靠海运呢？

对于这个问题，以往有多种解释，比如担心倭寇 / 海盗威胁，防止本国“刁民”私自出海，从事移民和走私等等。

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很关键的原因——

1、

航海能力不高，没有摆脱“离岸恐慌”心理

这点前面我已经提及了：我不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政权里面有航海强国。宋元明清四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航海水平都不高。明代永乐的郑和下西洋，与随后欧洲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元明清三代组织的北上运粮航线，主要依靠是近海岸线的近海航运。航线主要两条：

A：从长江口入海，贴着江苏、山东两省的海岸线而行，绕过胶东半岛，抵达登州、天津和辽东辽河口；

B、从长江口入海，入黄海中心区北上。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是黄海（朝鲜 / 韩国称“西海”）。元明清三大古人，把远离大陆、看不到陆地海岸线的黄海深处，叫“黑洋、黑水洋、黑水大洋”（下图黑圈）。

海运都是尽量走 A 航行，而进入黑洋的 B 航线被认为是危险、大胆的行动。

元明清三代组织的南北海运，还没有摆脱“离岸恐慌”心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海洋有天然的畏惧，处于本能，驾船都不敢深入大海，而是让海岸线尽量保持在视野范围之内，以海岸线上的标志物（海崖 / 礁石 / 海岛）作为导航参照物。

江苏省大部分是黄淮海冲击平原地形，江苏海岸线都是滩涂，苏鲁两省海岸沿线的海岛 / 沙礁，对海船而言是很不利得。但是出于对“黑洋“的恐惧，对看不见海岸线的恐慌，大家还是尽量选择走 A 航线，而畏惧 B 航线。

元朝在山东修了胶莱运河（下图白线）。胶莱运河是元代海运的配套工程，初衷是让部分海船不必绕道胶东半岛，不必进入黑洋，可以抄近道抵达天津。

2、

为了避险，明代海运不能全年组织施行，运量不高，不能满足需求

我们继续看一些资料：

资料 A，是隆庆年间，因苏北段黄河泛滥 / 运河淤堵，朝廷重新讨论再开海运时，山东巡抚梁梦龙的的奏疏。

梁梦龙是这次重开海运的积极倡导者。为了说服皇帝，打压反对派，他提出的方案就是组织近海航运，不进入黑洋，以此可以降低遭遇风暴造成损失。其奏疏中”非如横海而渡“，就是证据。

南北为纵，东西曰横。中国东部海岸线大体是由南往北的走势，沿着海岸走就是纵行，而进入黄海 / 东海的深处，必须向东航行，去日本才叫”东渡“，属于横行。古人说”横海“，意思就是向东，远离海岸，深入黄海 / 东海。梁梦龙刻意强调”非如横海而渡“，就是贴着海岸线而走。

资料 B，是崇祯末年，沈廷扬再开海运的奏疏。

中国东部沿海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带，西太平洋地区每年 80%的台风活动，都集中在 6~8 月间，即农历得五至八月。

沈廷扬的奏疏，强调只在 3/4 月和 9/10 月间组织海运。这个提议虽然强调避开海况最恶劣的 5~8 月，但也导致可以展开海运的时间太短促。

通过运河漕运，明代每年输送到京师和北方天津等地的漕粮，常年突破 400 万石。以沈廷扬的提议，根本完不成这么大的运载量。

3、

漕运的损失可控，海运漂没不可控。

运河漕运也会有损失，但基本可控，损失在承受范围之内。

因黄河决口 / 水脊缺水等原因，运河漕运经常出现延迟。但是大运河沿线各地，明清两朝都设有关仓，采取”走到哪里，存在哪里“的原则，漕帮船队没能及时抵达目的地，那么就在粮食卸下，经清点报备后，存入就近的官仓。

总体而言，中国是个传统的大陆国家，元明清三代统治者都采取陆权思维方式，对海权和航海都是抵触和担心的。再加上本身航海水平并不高，他们会过分担心海运的危险，更在意海运过程中的漂没损失。

十、阳武堤与太行堤1、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黄河北决,“坏会通河运道”，明朝派去堵口治洪的官员束手无策，“历七载，皆无功”，直到景泰三年，才勉强堵上决口；

明宪宗成化九年，黄河北决，会通河淤塞；

明孝宗弘治二年，黄河还是北决，“大决，溃张秋运河”（指位于山东阳谷县张秋镇境内的会通河河道）。

黄河频繁北决，运河多次被淤，漕运多次受阻中断。

在弘治二年这次北决发生之后，为了对付北决，明朝采取一个技术手段并不高明的笨办法：高筑墙，修长堤。

俗话说“汉墓唐塔猪打圈”。老朱家建立的明朝，从朱元璋那会儿开始就信奉“高筑墙”的道理，在北方边镇，明军就特别热衷修各种长城堡塞来对付蒙古女真。

在治水保漕这方面，明朝也把这个宗旨充分贯彻进去了。

弘治三年，由工部侍郎兼巡江治河都御史白昂牵头负责，集中豫、鲁、直三省 25 万民夫，开始修建分水排洪工程和堵水拦洪的“阳武堤”——不是黄河两岸的岸堤，而是在岸堤的外侧，再修起来的拦水墙。

考虑到西起阳武，东到兰考和曹县的这一段黄河河道，即是河床高悬额“地上河”，而且绝大部分北决都发生在这里。所以阳武堤沿阳武—封丘—铜瓦厢—宋集—曹县而建，黄河北岸决口后，由这道拦水墙发挥阻挡作用。

弘治七年，由刘大夏主持，动用更多的财力民力，再修经豫鲁苏三省，沿胙城—长垣—东明—曹州—城武—单县—丰县—沛县—徐州，长达 360 里的“太行堤”。太行堤的作用更明确，堵截黄河北决的洪水，防止洪水冲入东侧的会通河。

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朝 山东 / 河南》相关地图中，同样也有相关详细信息——

图中我标出的绿线为阳武堤，蓝线为太行堤；

在太行堤北侧，我用红圈标出“黄河泛道”。这就是明代中前期，黄河频繁北决，洪水向东北奔溃冲出来的河道。

2、

阳武堤与太行堤建成，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

优点，是拦水的作用比较显著。

明朝没有能力治理黄河决口的难题，但是两道拦水长城把北决的洪水强行挡回去，保护了后面的会通河。从明朝弘治到清朝中期的 200 多年，黄河北冲基本被遏制住，会通河北段和中段的漕运基本不受影响。

因为没有洪水持续注入，原本作为泄洪池的梁山泊，湖域面积开始收缩，到明末清初时，八百里水泊的浩荡景象逐渐消失，退化为小小的安山湖。绿林好汉的家没了~

缺点，是牺牲了黄河南岸和黄河下游，造成洪泽湖的快速发育和淮河中上游水位的迅速提升。

从弘治朝开始，明朝长期采取“保北弃南”的对策，导致黄河南决迅速加剧。开封、杞县、归德、砀山……位于黄河南岸的河南省、安徽皖北河江苏苏北地区，全都成了重灾区里的重灾区。、

泥沙在河道内沉积，除了在苏北地区造成决口泛滥灾害以外，还影响了洪泽湖。

因黄 / 淮河的河床迅速抬升，河床抬升，黄河水面的高度明显超过洪泽湖的高度，黄河水倒灌入湖中。而河水带来的泥沙，又在湖底淤积。

洪泽湖是在金、元这以时期，因黄河夺淮，河道多次向南决口后，在苏皖两省交界的淮河沿岸形成的泄洪湖，所以他才叫“洪泽”。黄 / 淮河相汇的下游河道，原本是洪泽湖向大海泄水的通道。

在元朝和明代的中前期，洪泽湖处于慢速发育的过程中。从弘治年间修阳武堤与太行堤开始，强行挡住黄河北决，导致黄河南决的次数增加，下游河床抬升，黄河水面的高度逐渐超过洪泽湖水面的的高度。湖水不仅不能入河归海，黄河水反而会倒灌入湖中。

黄河水倒灌洪泽湖，一方面在明朝弘治年之后，洪泽湖湖域面积迅速扩展；另一方面导致湖床抬升，逐渐形成极容溃决的“地上湖”，而且对位于其西侧、安徽境内的淮河中上游河道形成明显的顶推作用。

位于安徽境内的淮河中上游河道，被迫也得加高、增筑河堤，河道也因此成为“地上河”。

十一、最后的“黄运分立”

弘治年间修起来的两道拦水长堤，与其说是治水消灾，不是说是转移灾害。

阳武堤与太行堤强行拦住北决的水，洪水不能凭空消失，他们被拦回去，不能往东北流，那只能往东南流。而黄河又是“夺淮入海”的，所以从弘治朝开始，位于河道下游鲁西苏北地区的沛县—萧县—徐州—邳县，泥沙淤积加剧，河床快速抬升，河岸频繁决口，河道反复摆动……

明朝中晚期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苏北地区黄河多次决口，成为重灾区。徐州、邳县一带的黄河经常决口泛滥。

会通河的北段和中段畅通了，但是会通河的南段又堵了，漕运还是被阻。

进入晚明隆庆到万历时期，徐州—淮安一带的水患灾情，已经发展到连年溃决，反复阻塞漕运的程度。有必要对此展开新一轮的改造。

这就是从晚明隆、万到清朝康熙年间的“黄运分立”工程

1、

这需要先解释下之前的“借黄行漕”与“借黄济运”。

如前文所述，当初元朝修鲁运河，为了省事省工，在苏北到鲁西的南段，直接利用黄 / 淮河的河道，利用周围微山湖等湖泊为水源。

永乐九年宋礼重新修浚会通河，他已经意识到“黄运分立”的重要性——不能让运河河道与含沙量太大的黄河直接连通。

但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施工技术条件，这个要求没有落实。一方面明朝要通过“借黄济运”，给缺水的会通河补辉，一方面当黄河北决时的情急关头，也必须利用河道排泄洪水。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会通河的南段与苏北境内的中运河（徐州到淮安清口），没有实现“黄运分立”，反而是让漕船在洪泽湖口的清口处直接进入黄河河道，以黄河作为漕道。

2、

在嘉靖和隆庆年间，苏北这段黄河淤积过快，河床迅速抬升，水患频发，阻塞漕运，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必须着手进行治理改造。

下图中的白线，是嘉靖朝以前“借黄行漕”的路线，从淮安到徐州这段，漕船直接在黄河里走。

A、嘉靖末年，由工部尚书朱衡领头“督理河漕”，明朝首先凿浚昭东新河，放弃原本在昭阳湖西侧、容易淤积的旧河道，改为在昭阳湖东侧修新河道，新河道自北向南，经留城，茶城、南抵徐州，全长约 140 里，为下图中的红线；

B、万历 32~35 年，在李化龙、曹时聘两任漕督得主持下，明朝又放弃昭东新河的南线，利用河改造泇河河道，重新开凿北起山东夏村，从微山湖的东岸外新开河道，向南延伸至邳州直河口、全长约 320 里的新渠，这条新渠远离水患严重的徐州，为下图中的黑线；

C、天启六~七年间，由朱国盛主持，再开凿北起直河口，经骆马湖西岸，至宿迁的通济新渠，全长 70 余里，为下图中的橘线；

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朱国盛是表现积极的阉党骨干分子，经常以谄媚露骨的言辞巴结阉宦，为人所不齿。他在魏忠贤面前得宠，在天启年间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但是修运河新河道这一项，也是他实实在在的成绩。新河道修完不久，木匠皇帝就死了。崇祯登基，扳倒魏忠贤，打击阉党。朱国盛也被告发，连遭弹劾。考虑此人治河二载，挽漕有功，崇祯和倒阉集团减轻了对他的处罚。

D、康熙 25~27 年，清朝又开凿从宿迁到洪泽湖口对岸清河的“中河（中运河）”，为下图中的蓝线；

至此，会通河南段与中运河的“黄运分立”全部完成。

从永乐九年宋礼主持重浚会通河，到最后清朝康熙年间凿浚最后一段河道，明清两朝彻底贯彻落实“黄运分立”体系，已经相隔 270 多年了。

相比原来的黄河故道，中运河河道向东大幅迁移。从此后，重镇徐州不再是运河沿岸的城市。

十二、“束水攻沙”与高家堰

万历初年，鉴于“河水高过湖水”，黄河经常倒灌洪泽湖，洪泽湖向东泛滥威胁，又威胁里运河漕运的这一危害。由潘季驯主持，在洪泽湖的东岸修建高家堰，提高洪泽湖水位，试图让湖水载高过河水，用含沙量相对较低的洪泽湖水冲刷严重淤塞的黄河河道，实现降低黄河河床与疏导排水的功能。

这部分内容同样非常重要，不能缺少的。

不过我写到这里，已经坚持十多天，篇幅已经超过 2 万字，一方面自己实在太累太烦。另一方面，我忽然想起来，以前马逆《睡前消息》307 期提出“消灭洪泽湖”时，我曾经专门写过一个答案，里面已经提到洪泽湖的若干特征和潘季驯治水。诸位就去看当初那个答案得了

如何评价睡前消息中关于“消灭洪泽湖”的水利方案？

十三、逆天之河

有很多皇汉小将会闷头躲在被窝里算计：秋原这家伙是守陵旗人后裔，胡都北京的胡同串子出身，顽固不化的资深满遗粪纸，凡是他评论讲述明朝的话题，都是憋着十足坏心的，肯定要变着花样加倍贬低的。

在漕运、海运之争和治河话题上，你讲了半天明朝的不是，那么清朝如何呢？

1、

对此，我的回答很明确：在对待治河和漕务问题上，清朝更加重视，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表面上取得了比明朝更伟大的成绩，而实际是拘泥于更加保守的思路，长期推行更加僵硬的政策。

“天下事，三大虞，一河、二路、三官吏”。在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大员的眼中，河工漕务是比整肃官僚队伍还重要、还艰巨的任务。

清朝的前期和中期，官府的姿态是保漕不通海。统治集团一方面者特别重视河工与漕务，很舍得花钱，往里面砸进去得投资更多，也把治河当成自己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完全不考虑海运，态度比明朝更坚决。

只可惜，清朝也不能根治黄河水患，也不能保障漕运。

在明代和清朝，水患集中到位于苏北的黄 / 淮河下游地区，晚明和清朝的精力，主要用于治理徐州——淮安一线的漕运，以及洪泽湖的防洪与“清口穿黄”等工程。

即便是经过晚明到康熙中期这一系列工程，在此后康、雍、乾时期，黄河决口 / 洪泽湖决口 / 高家堰溃堤还是数次发生，漕运还是多次被阻。

撑到晚清道光年间，清朝同样撑不下去了。道光初年，漕运和河工体系再度处于一副破败之态，清朝被迫再次启用海运。

1855 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了。这是一个在老地方发生的北决。

铜瓦厢决口的过程和洪水奔溃的路线，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熟悉：1855 年，春夏两季雨水丰沛，6、7 两月连降雨，黄河水位暴涨，最终溃堤北决。洪水太凶猛，连明朝修的阳武堤与太行堤（下图中的“古堤”）都没拦住水势，再次灌入梁山泊（安山湖 / 东平湖），淤塞会通河，最后夺大清河河道流入渤海。

铜瓦厢决口，是对元明清三代治理河患与保护漕运工作的全面否定。同时证明了另一个真理——人不能胜天。

2、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与历史读物，都在强调元明清三朝对治水是如何重视，大运河对国家政治经济是如何重要，三个王朝以“后浪又比前浪高”的姿态，取得了超过前者的成就。

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并公开讲述其中的负面危机：从元朝到清朝，治理河患与保障漕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投入 / 产出的效率越来越差。

元朝取得 1 份成绩，耗费 1 份资源；

明朝觉得元朝的治河挽漕做的不好，总结经验教训，取得 2 份成绩，消耗 4 份资源；

请朝觉得可以比明朝做的更好，也总结经验教训，取得 4 份成绩，但消耗 12 份资源；

这是一个越来越“卷”的事业。

在写这个答案之前，我先浏览其他答主的答案。很多人都提到一点：明清两代治河与漕务体系当中严重的贪渎腐败行为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绝对不是最关键和最直接的原因。

中国的大江大河，总体是自西向东流的。但京杭大运河自南向北，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流域。他不是适应自然环境，就势而为的顺应之物；而是违背自然环境客观条件、和老天爷拧着干的逆天工程。

你不知天高地厚，强行和老天爷较劲，老天爷必然会报复你；你敢和大自然叫板，大自然就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所以我认为最关键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明清两代作为小农经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其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还是不高，他们掌握的科技技术和水利工程的实力还是太弱，没有能力彻底治理黄河河患，没有能力维护这条逆天之河。

明清两代对黄河和运河展开的若干“大工程、大改造”，都是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小修小补而已。

注：

在工程技术水平和对地理水文的认识上，明清两朝比元朝，并没有多大的提高进步。但明清两朝在治河上看似成绩很大，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明清两朝作为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国家的顶峰，统治时间长，社会局势相对稳定，政治秩序相对稳固。

在大一统 + 中央集权的格局下，明清两朝可以在较长时间内，集中全国的财富资源，持续投入到河工漕务当中。随时决，随时堵；随时淤，随时通。依靠相对低效的组织水平、腐渎严重的官僚队伍和低劣的施工技术水平，也能勉强应付。

十四、

在我以前写的有关漕运或相关明清史地学话题答案中，曾经多次贴出这张地图的全部或局部。

在彼时，不知知乎上是否有心人，能看出这张地图所反映的具体历史时期时代？

1、

如果你今天认真看完我这个答案，尤其是看过第十一章的内容，现在就可以确认，这是明末崇祯年间的大运河。因为经过泇河改道与开凿通济新渠，会通河南段与中运河河道大幅东迁，徐州和沛县都不在运河沿线了。

这条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在可靠性方面，具备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南北两头可靠，中间极为脆弱”。

位于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和位于扬州~淮安的中运河，是最可靠，水患最少的。河道之阔，河水之宽，甚至可以走海船。明清两代组织海运，海船可以在夏季水大时，直接进入这段运河河道，停泊在淮安装上粮食物资，然后南下，从扬州入长江，在出长江，沿着黄海近海北上。

位于山东临清~德州以北，位于北直隶 / 河北境内的的南运河，虽然不时受海河水患影响，但总体也时比较可靠的。

就是位于中间，从江苏淮安到山东临清的这一段，反复淤堵，最为脆弱。

因故，明朝将两大衙门直接设置在这里：漕运总督衙门在淮安，靠近清口穿黄这个关键点；河道总督衙门在济宁，靠近南旺水脊这个关键点。在明代，这两个总督都是兼任，通常由工部副手级、督察院或内阁的高级官员充当，“工部侍郎兼漕督某某”、“巡河都御史兼河督某某”~

清朝入关前期的顺、康两朝，基本沿用了明朝的这套体系。在雍正即位后，做出重大改革：

清朝把大运河全程一分为三，设三个河道总督：驻淮安的江南河道总督，负责江南与江北苏、皖两省事务；驻济宁的河东河道总督，负责苏北和山东的事务；驻天津的北河河道总督，负责直隶。河督和漕督不再是兼职，改为专人专职。

以下是乾隆四十三年，江南河道总督萨载和漕运总督高晋共同主持绘制、呈奏朝廷的中运河 / 里运河全图。

“黄运分立”这一点，在图中表现得非常清晰——下方（东侧）灰蓝色的为运河河道，上方（西侧）黄色为黄河河道，运河河道与黄河并行，但不相汇。

要注意，这张地图不讲究比例：清朝皇帝最看重治河，最在乎漕运，萨载和高晋两人，肯定很明白十全老人最想看什么，所以他们把会通河 / 中运河 / 洪泽湖 / 清口这段最脆弱、最敏感的河道，画的尽量清晰，为了表现丰富的细节内容，对这段做了明显的放大、拉长；至于洪泽湖以南，淮安到扬州的里运河，没什么大患，就明显压缩了。

在工程技术水平和对地理水文的认识上，明清两朝比元朝，并没有多大的提高进步。但明清两朝在治河上看似成绩很大，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明清两朝作为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国家的顶峰，统治时间长，社会局势相对稳定，政治秩序相对稳固。

在大一统的局面下，明清两朝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充分集中全国的财富物资源，持续投入到河工漕务当中。随时决，随时堵；随时淤，随时通，其相对低效的组织水平和低劣的施工技术水平，也能勉强应付了。

2、

对于 1855 年铜瓦厢决口后的大运河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我们要从正反两方面莱看：

A、位于直隶 / 河北省的南运河、位于江苏淮安~扬州的里运河，还有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直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甚至直到现代，他们都还本地继续发挥通航功能，依然是本地区重要的水运设施；

B、既然叫“京杭大运河”，那么他最大的价值意义在于全线贯通，中间鲁运河的淤废，确实导致其政治经济价值的明显贬值。

后记、

这个答案是我从上上周开始写的，又是一个大坑。为了能一口气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内容，我沉住气，没急着发，平均每天写 1~2K 字，断断续续写了半个月，现在篇幅已经达到 2.5 万字。

这个坑挖开，到今天好歹是填实。我自认为都是干货，没有注水糊弄事，对得起诸位读者了。

与本问题直接相关的内容，至此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