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旧故事: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原标题：新中国旧故事: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犹太裔物理学家。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同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1月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然而，由于爱因斯坦在二战后的声誉高涨，受到了苏联政府的敌视，1947年11月，《新时代》杂志发表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等四人署名致爱因斯坦的公开信，尖锐地批评了爱因斯坦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1952年，苏联更是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这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推行“一边倒”政策，所以苏联反对什么，中国就跟着反对什么。1953年1月的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的文章，攻击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 、“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但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实在太博大精深了，当时国人还没有想过可以攻击相对论这一强悍无比的科学理论。

但是，当文化大革命的红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国人的科学能力迅速爆发，个个都有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于是，世界知名的爱因斯坦成了首要的批斗对象。1967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写成了一篇物理专业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文章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很想简单说明一下周老师是怎么批判的，遗憾的是，我看了几遍文章之后，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不过，不要紧，有看得懂的人。1968年2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篇专业论文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该文作者没有作任何分析，就匆匆忙忙地宣布有了‘意义非常大’的发现，这是极不科学、极不严肃的态度。”只是，当时掌握中科院实际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却与物理学家们的观点完全相反，革委会认为这文章“用毛泽东思想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方向是对的，是新生事物，应该支持。”于是，同年3月，一个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就以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首要任务，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

要彻底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先就得打倒爱因斯坦本人。所以，学习班挖掘出了爱因斯坦一个非常反动的言论。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生前在业余时间从哲学的角度阅读了介绍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成就的科普材料，写了一些读后感(包括169篇札记和片断、2个计划草案)。他逝世后，朋友们整理这些手稿以《自然辩证法》为总标题，在德国联系出版商。出版商考虑到手稿作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特送爱因斯坦评阅。爱因斯坦阅读后的答复是：“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注:出版商)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1977年，第202页) 那还了得，居然把我们伟大革命导师的著作说成是“胡说八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1968年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前言写到：“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政治上、组织上把这帮资产阶级老爷们打了个落花流水。我们还必须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文章结尾：“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对这个批判运动非常关注，印发了《爱因斯坦反动言论集》，派联络员常驻学习班，让《红旗》杂志社派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相对论批判》，准备在《红旗》上公开发表。

幸亏，当时还是有明白人存在的。由于对这一批判相对论文章公开发表的后果没有把握，1969年秋，中科院负责人刘西尧邀请了中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参加一个会议，这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8月份由“学习班”撰写的《相对批判论》（讨论稿）这篇文章是否适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受邀者包括了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人，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也在受邀之列，不过他拒绝了邀请。会上，钱学森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仔细思考，如果我们发表了，将会成为一个笑柄。” 竺可桢则直接批驳了文章中的所有“论据”。周培源说：“如果在《红旗》这样一个世界性刊物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将来大家会陷入尴尬。”

结果，在《红旗》 发表批判文章泡汤了。但革命群众的科学革命热情并没有熄灭，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一名福建批判者声明：“我是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的数学、物理学知识很少。但是，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鼓舞了我，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动力，使我敢于批判爱因斯坦等人的形而上学观点。”上海“理科大批判组”写到：“爱因斯坦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上海梅陇中学教师文章指出爱因斯坦“频繁地投入了反革命的政治活动”，“充当美帝侵略野心的辩护士”。

1979年2月，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北京隆重集会，庆祝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 中国科协代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周培源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正式谴责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赞扬了爱因斯坦一生"极其辉煌"的科学成就，号召中国科学家学习爱因斯坦"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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