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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在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阻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16](P1)道路的延伸方向不仅代表着该区域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的方向，同时道路的辐射力又会带来区域社会的变迁。近代以来，随着公路、铁路的修筑，古道原初的交通、军事、行政、商贸等功能逐渐散失，与之相伴而行的是古道两边曾经繁荣的古村(镇)也逐步衰落。就以“太行八陉”为例，20世纪以来，随着山西去河北铁路的修筑，山西到河南公路的修筑，井陉、太行陉、轵关陉、白陉等古道逐步被废弃。与此相关的是村落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遗产观念的淡薄、文化认同感的缺失。因此，在从文化景观到构建景观遗产时，怎样既保存其文化遗产特质，又实现古道周边村落中民众“诗意的栖居”，这是古道遗产得以保护，且能够延续下去的重要条件。

景观是人与环境的同一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过程的记忆与解释。[17](P8)而作为独特的景观，道路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景观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表达的媒介，也是塑造身份、激活记忆、延续信仰的重要工具。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造就了大量的文化景观。“一方面，透过景观的变迁，可理解人类生存与改造世界的途径 ，亦可从中窥见人类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景观也塑造着人群， 一切景观都拥有着某种潜在的内涵，为社区提供认同感和利益。”[18]道路上的人是流动的，道路以及道路边的景观也是不断被重新塑造的。首先，道路景观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的以社区、村落、工厂等的“点”的场所民族志，转换到人或物在沿着“点”和“面”的轨迹所型构的“线索民族志”，[19]这在探索民族志新的书写范式的同时，也对理解跨区域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透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都具有重要价值。其次，道路的研究并非是在延续传统的“交通志式”的书写方式，而是要探究道路对跨区域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响。因此，构建景观、发掘遗产、传承文化，最终构建“诗意的栖居”之地，这应该是路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最后，道路的研究，还需要在“文献+田野”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上述论述给予路学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以道路的探讨为切入点，将区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跨区域社会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以及普通人的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勾连起来，以此对这个巨变时代的社会图景进行“深描”。就上述意义而言，开展路学文化景观的探索，不仅为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提供了思路与方法，而且是在迈向“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中建构一种新的人类学文明社会的研究范式。

在山西境内，城镇基本是沿着“太行八陉”分布的，在太行山东麓的冀豫两省，许多重要城镇也是因古道而设，而聚落或城市的兴衰又与陉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线路景观的遗产化与资源化日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河南两省利用太行山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陉道遗产陆续开发出了一系列旅游景区，如河南沁阳市的丹河峡谷风景区，山西晋城市泽州县的青莲寺风景区、高平县的长平之战遗址、沁水县的三都古城、阳城县的皇城相府、蟒河风景区，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上述地方政府试图利用陉道途径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地方振兴。然而，已经展开的对于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大多采取的是“点”的保护、“面”的保护、“集群式”[20]的保护。众所周知，太行八陉周围文化景观随处可见，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景观大多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即便是较为幸运地保留了下来，也正遭受着“美化”或“重整”。笔者认为，对于道路遗产这样的文化景观不能用传统的保护方式，而是应该开展“风景道建设”，将环境资源保护、立体景观营造、道路设计规划、综合服务设施等方面结合起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的同时，塑造乡村特色、提振地方经济、重塑族群认同。总之，文化景观不仅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再造与重塑的产物，对道路这样的特殊文化景观应该在整体的、流动的、时空结合的遗产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同时也要开展“风景道”建设，探索道路景观的保护之路，总结维护文化景观遗产的经验，以加快乡村振兴与区域社会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