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方言若普遍萎缩乃至湮灭，“文化中国”焉能很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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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马英九回乡祭祖，听他那一口地道的湘潭方言，令人感慨。

而稍早之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广州，网上传闻，相关部门组织12位小学生接机，李显龙试图与小朋友用粤语交流，却发现只有一名小学生听得懂粤语。

图源：网络（资料图）

传闻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认，人们对方言的现状及未来的焦虑与担忧，是真实存在的。

一、方言有其自发公共资源和顽强生命力

语言背后是一套权力结构。

萨特为法农的《地球上的可怜人》写的前言中这样描述：“并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人居住：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前者拥有字词，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从这个意义上，对于方言的现状及未来，我们似乎更容易得出更为悲观的结论——广州那12位接机的小学生，无法与新加坡李显龙总理用粤语交流，是符合人们对现实的想象的，无论它真实与否。

图片来源：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资料图）

人们感受并焦虑的是，方言存在的空间似乎越来越逼仄，而捍卫者、保卫者也变得越脆弱与敏感。对此，老师是怎么看的？

李公明：你说到权力结构与方言的存在空间，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我想起2010年在广州媒体上有过一场关于粤语的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争论，有媒体人戏称为“粤语保卫战”。起因是当年7月广州市政协有委员提出一份关于增加电视台普通话播音时间的提案，但是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实际上这会导致逐渐废除粤语频道，因此有“存废”之说。

这场争论产生的影响之大，有点出乎意料。上海《东方早报》为此采访了我，题目是《李公明谈粤语频道存废之争》，记者提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粤语已到存亡之时？”，听起来怪吓人的。

《李公明谈粤语频道存废之争》，《东方早报》2010年8月2日

封面李公明像：李媛 绘

我在那次采访中谈了几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继续讲。比如你说方言的捍卫者、保卫者变得越来越脆弱与敏感，的确是这样。

在2010年的那场争论中，由于民意反响激烈、意见反弹强大，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很快就这一提案在报纸上公开回应，表示这项政策并非要废除粤语频道，粤语和普通话应该兼容并蓄地存在。

应该看到当时广州的公共媒体很发达，网络与纸媒的迅速介入、持久关注，马上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弹。当时我说“此次争论反映了广州人公民意识的高涨和民意表达的成长”。谈到管理权力与方言政策的关系，现在我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和主观意志来决定地方语言的存在与发展。不必建议政府做什么，只要他们明白不应该做什么，地方方言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要他们在分配公共文化资源的投入的时候，不把时效政绩作为利益驱动，而把对文化的尊重放在首位，地方文化的保护就有了基本保障。我相信在现代政治文明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地方方言有其自发的公共资源和顽强的生命力。

图片来源：佛山发布（资料图）

近日因马英九回乡祭祖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广州而引起人们对方言的关注，这与当年引起那场争论的背景和问题意识当然完全不同，今天的方言问题可能更多来自于社会和家庭的因素。这种情况不但同样值得关注，而且更应该看到与当年有形的“提案”相比，或许有更多“无形之手”在公共权力、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之间不断弱化着粤语的生存环境。

讲到这里，想起粤语有话：“神台桔——荫干”（摆在拜神桌子上的桔子，慢慢就会萎缩干枯），难道这也是粤语的命运？由此看来，方言存在的空间越来越逼仄的问题也不仅与公共权力的导向有关。

换言之，讲粤语的人自己首先要有自觉意识，要认识和珍惜方言文化的历史血脉意义和现实生活意义。

二、方言可证明“文化中国”文明价值观

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会发现，马英九回乡祭祖那一口地道湘潭方言的符号性意义——尽管我们一再说，无论是政治意义上还是地理意义上的割离，都无法割离文化同根的事实，但从这一口湘潭方言当中，人们是如此更真切体验到“文化一体”。

在这个意义上，不知道老师会如何看待方言之于“文化中国”、“中国”的意义？

李公明：“文化同根”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表述。它表达了一个“文化中国”，同时也表达了文化的地方性和独立性——所有的根脉都只能扎根于某一块土地上，所有的根脉都有自身吸收养分和造福自然的独特性。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图）

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方言体系，承载着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但是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转型中，由于社会交往规模的急剧扩大和文化统一趋势潮流的不可阻挡，众多方言系统在公共传播中的作用必然面临着逐步变化的命运。

但我们都知道，在“地球村”的演进过程中，尊重地方资源、尊重地方文化的多元性思潮也在不断被人们接受。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提倡加强对于原住民文化的保护力度。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与“地球村”的发展不但是并行的趋势，而且更是人类文明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

所以我觉得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可以从这个大背景中得到启示，也就是说，承载着地方文化传统的方言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证明“文化中国”的文明价值观是包容的、珍惜历史传统和尊重多元文化的。

反之，很难设想在各地方言普遍萎缩乃至湮灭的时候，所谓的“文化中国”还能很好地存活。

说到地方语言的“文化同根”问题，自然会想到穗港两地。过去粤语的中心是在省城广州，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猛然发现粤语好多讲法逐渐消失了，只能从香港同胞那里接受“再教育”，重新认识已经逝去的语言。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图）

另外无需讳言的是，在粤语的语言气质中带有一种不驯服的生活态度，其生命力与对于禁锢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反叛性这样一种地方文化性格和与外界交流的开放心态有关。

很多粤语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的，当要勉强翻译的时候，就会失去粤语本身的很多神韵与味道。比如看港片，粤语版和普语版的味道就像打边炉和打屁股，完全不一样。今年2月在内地上映的港片《毒舌律师》（吴炜伦执导、编剧）精彩至极，饰演律师林凉水的黄子华表演得痛快淋漓，但如果看普语版就大煞风景了。

三、从马英九一口湘潭话看方言的可能性

如前所提，方言存在的空间似乎越来越逼仄。但如果从马英九那一口地道的湘潭方言中，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家庭作为共同体在对抗权力、传承文化中的作用。对此，老师又是怎么看？

李公明：家庭作为共同体在对抗权力干预、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当然很重要，这也是前天这篇文章引起关注的原因。

说到“越秀山边”这个名字的来源。我原来想到的是“五层楼”，后来想起很多上了年纪的广州人都会记得的那首粤语歌谣：“越秀山边，有间学校。有个老师，瘦骨如柴，煲窿粥”（窿，意为烧糊了）。很亲切的歌谣，虽然对做老师的似乎不太尊敬，但也是那个清贫年代的一种缩影。

图片来源：旧影阁（资料图）

在家庭讲粤语的人多了，许多语汇、讲法就会得以流传下来，甚至一些歌谣也能流传下去。旧日广州街市流传着很多俚俗歌谣，但除了像“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样的样板歌谣已经进入民俗学者的研究殿堂之外，更多的已是随风飘散。偶尔在街边听到一些小孩还传唱着某一首昔日我们唱过的歌谣，便令我生出些许温情。

比如有一首很短的歌谣：“大只雷雷（身体粗壮之意)，跌落坑渠”，在取笑之中也不无羡慕嫉妒的幽默。有些歌谣甚至还在生活中起到某种仲裁的功能，这是很令人意外的。例如，当一个大孩子欺负小孩子，或者反过来，有时大孩子也会被小孩子欺负，如何解决这种纷争？这时旁观的孩子们便会齐声唱起来：“大虾细（大的欺负小的），比屎喂；细虾大（小的欺负大的)，无问题（没问题）。”这种解决纷争的价值准则看起来有点保护弱势群体的味道。

还有很多打上时代烙印的语汇，虽然时过境迁，但也不应被遗忘。比如“较脚”——兼有“离开”和“逃港”之意；“点灰”——告密；“晒命”——过夜……这些粤方言语汇正是1970年代后期的青少年精神“垮掉”的反映，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属于时代性的“流行俚语”。

图片来源：南海大沥（资料图）

其实讲到底，我认为对于粤语的命运亦无需太忧虑。据语言学者统计，全世界讲粤语的人约有7000多万。无论去到世界上哪个地方，最流行的粤语语汇都是“打的”、“点心”、“埋单”，这才是粤语的生命之树常青的秘密——享受生活与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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