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倪吾诚的性格特点及其它

倪吾诚是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他这个人具有“现代孔乙已”、“现代阿Q”、“多余人”和偏执的性格特点；他的一生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迷惘、不为人所理解的烦恼、痛苦和无助以及极端的“变形”中度过。由于他的性格造成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令人又好笑又好气又不免同情他的遭遇。

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一部引起中国文坛轰动和争议的优秀作品，被称为“审父之作”。评论者多把《活动变人形》纳入文化视角进行研究，从分析倪吾诚与姜氏母女的形象入手阐释它所包含的文化内蕴。刘再复高度评价《活动变人形》是一部“深化到民族文化心理层次之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的缩影，这是非常深刻的悲剧历程。”宋耀良更是认为“王蒙塑造了倪吾诚——一个现代孔乙已的形像”，封建传统文化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他的悲剧。

倪吾诚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却生活在旧式家庭里的知识分子，他苦闷，游移，迷惘。向往西方现代文明而不得，一生挣扎而终无所获。倪吾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他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典型性格？

下面我主要来通过倪吾诚与其他一些典型人物的比较来分析他的性格特点：

一、我们说倪吾诚是“现代孔乙已”，是因为他和孔乙已一样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同样具有迂腐、自视清高而不乏善良的本性，同样具有有同情心却清贫如洗、潦倒沦落的人生，甚至同样好喝懒做、嗜酒如命，同样有身心俱伤的痛苦和巨大的孤独。如果仔细对比，倪吾诚和孔乙已两个人的相似之处还有很多，如都十分喜欢小孩子、经常到小胡同里的酒店里赊账等等。《活动变人形》第十三章中描写的倪吾诚到小酒店赊酒的场景会让我们很容易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位动辄说“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已的形像，这或许就是宋耀良先生认为倪吾诚是一个现代孔乙已的原因？封建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人生观和等级观铸造了孔乙己，使他知书识礼，自命清高，成了一个规范化、模式化的“穿长衫”的君子；同时，时代与社会又无情地抛弃了他，使他经济上赤贫化，人格上严重退化，思想上严重僵化，从不与“短衣帮”们站在“柜台外”。他“修身”不成，更谈不上“齐家”，是一个迂腐愚昧，任人可欺，身心俱残，然而又不掩其善良的封建文化的牺牲品。同样倪吾诚是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虽然有时候穷得口袋里不名一文，却不屑于去想办法“弄钱”过生活。在他的思想意识里，读书人就只能做读书人“应当”做的事，而其他的事则一律与自己无关。倪吾诚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倪吾诚现象”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一个单体的事例，否则便会失去其作为王蒙先生名著里一个主角的应有价值，从而成为一个茶余饭后的笑料，岂不可惜。

二、倪吾诚具有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有相似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的多极性与模糊性的性格特点。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不去反抗斗争，反倒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无根据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将来，又最能在现实中毫不知耻地自轻自贱；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甚至以自己的弱点为荣；他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钱等），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虽然，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已不是阿Q所独有，它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态的集中体现。“阿Q相”已成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精神胜利法深刻的阶级根源来自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意识，其历史根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屡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紧密相关，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易感染上精神胜利法。倪吾诚像阿Q一样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如他认为“再赊帐他也是高于这儿的掌柜的与小伙计的体面人”，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阿Q的那种挨了打却认为别人是“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通过倪藻之口以一系列连珠炮式的反问表达过对主人公倪吾诚的困惑：“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唐•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这些王蒙风格的反问，道出了一条真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复杂、多极的，很难用一个词语和概念总括。阿Q也是这样的，无法简单判定他的类别归属：农民？落后农民？浮浪农工？保皇派？革命党？投机者？……多极性与模糊性成为阿Q性格的突出特征。同样，对倪吾诚的性格作深层次的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也具有多极性与模糊性。说他是知识分子，他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对欺骗深恶痛绝，可是他在“图章事件”中又做了一回“骗子”，极大地伤害了静宜；他发酒疯，提及钱的问题时总是装傻。所有的这些使得我们很容易地将倪吾诚和阿Q这两位小说人物联系起来理解问题，从而得出倪吾诚是一个“现代阿Q”的结论。他是一个好人吗？有时候是，但有时却变成了魔鬼。在他的身上，总是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倪吾诚和阿Q两人的可悲之处都主要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们精神生活的被扭曲。所以我们说，倪吾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阿Q”。

三、倪吾诚是一个具有“多余人”的典型性格——那种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人的典型形象。“多余人”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在描述18世纪的法国时，讲到了一种“古怪的人”：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散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偏见败坏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毁了，他们是一种聪明的“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里面，最为著名的“多余人”恐怕是叶甫根尼•奥涅金、毕巧林和罗亭了。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无法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痛苦的徘徊中发现自身地位的尴尬。仔细对比，倪吾诚和他们是何其的相似？和钱钟书所著的小说《围城》里的方鸿惭一样，中西文化的撞击冲突是使其成为“多余人”的历史原因，倪吾诚在现实生活中的迷惘、挣扎、无力、失败和不被人所接受等符合典型的“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当然倪吾诚与其他“多余人”相比较，同中有异、个性鲜明。他的所作所为大多不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是个十足的“异类”；他深爱自己的孩子，却不被自己的孩子爱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的父亲”；他热爱西方世界的文明，却没有深谙西方文明的精髓，只能在一些枝末细节上和别人纠缠不已，甚至连他的外国朋友们都不能理解他的行为举止；他渴望做一个“体面人”，却常常要靠典当自己的手表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换取一些物质上的享受。可以说，正是倪吾诚的那种不合群的和好高鹜远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多余人”。由于他一不能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二不能努力使家庭成员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幸福，只会整天说、想、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东西，让几乎所有的人都厌烦，由此，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多余人”的角色。

四、倪吾诚复杂而偏执的性格特点造成他的一生都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迷惘、不为人所理解的烦恼、痛苦和无助以及不断变形中度过。

倪吾诚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一方面具有极端现代的意识，对传统社会展开了激烈而全面的批判，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激进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倪吾诚的批判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小说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具有讽刺性的矛盾的状况，也就是“活动变人形”那样的分裂。倪吾诚一方面在话语上滔滔不绝而显示出绝对的力量和能力，对传统社会的一切进行十分尖锐的批判，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能力。他在话语上是一个巨人，在行动上却是一个矮子。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话语和行动分离的问题，一个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分离的矛盾和尴尬。

倪吾诚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气的形象。他的痛苦是活生生的，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的肉体痛苦的抽搐，也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深处令人伤心惨目的颤动。谈到倪吾诚的痛苦，我们就不能不提起王蒙式的三维精神地狱——即由恶劣的社会环境，古老的文化观念和自身的心灵所构成的地狱。小说中的主人公倪吾诚说：“每个人可以说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都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做事，这些都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能大致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能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倪吾诚就是这样一个头、身、腿不能和谐，甚至一点也不能相容的人，所以他有无尽的烦恼和不能对人言的痛苦，而且这种烦恼和痛苦几乎充斥着他的一生。特别是从他留学归国以后，他的烦恼和痛苦到了极点。

我们看到，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每个主要人物都在受着心灵痛苦的煎熬，但在精神苦刑中受到最惨烈的折磨，并因此而变形得最厉害的却是倪吾诚，他已成为一个文学典型。他不断地变形，由一个聪明、活泼的少年，最后变成了一个几乎淘尽了智慧、心灵、理想、欲念和魂灵和一切美好的东西的仅存人形的一具躯壳。

我们注意到，倪吾诚所受到的痛苦，其实说穿了也不过是些生活琐事，并不能惊天地、泣鬼神，但却贴近生活，很容易被人所理解。每一个人都在自造地狱，同时也在为别人造地狱。他的母亲，他的岳母，他的妻子、妻姐，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都在为他制造着痛苦。他说“我宁愿自己下地狱，但求我的孩子们能生活在天堂。”但是孩子们并不因为他的爱而和他站在一边。相反，孩子们更多的时候是站在反对他的立场上嘲笑他、反抗他。这使得他的痛苦到了极点，“甚至小小的孩子，天真无邪的女儿也能用一把匕首刺入他的灵魂，绞过去，旋过去。似乎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伤害别人。越是亲人伤害得越深、越狠。越是他爱的人就越能够对他下毒手。”王蒙先生在倪吾诚这个悲剧人物身上大量使用了戏剧化的效果，使人不仅鄙夷他，又不得不同情他。刘再复先生在《挚爱到冷峻的精神审判——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说到：尽管倪吾诚的悲剧形式，带有世界艺术的现代形式，但其内在精神则是我国特定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的批判锋芒既指向中国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封建文化观念，也指向没有与中国具体现实找到结合点的西方文化。

著名的演讲家戴尔•卡耐基说过：“习惯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即命运”，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倪吾诚的充满烦恼和痛苦的人生命运是由他自己的悲剧性格导致的。这种“悲剧性格”，里面勿庸置疑有天生的因素存在，但是我认为，天生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导致倪吾诚悲剧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他的人生经历，或者说他的“遭遇”，才是他性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原因。下面我来试着分析倪吾诚性格形成的两方面主要原因：

一、倪吾诚曾经到西方去留学过，并且认同了西方文化，所以他很难再在原来的土地过原来的生活，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此同时他又坚决不和当时的社会妥协，这是其性格形成的直接原因。他被西方文化唤醒了，但是醒来以后又在现实社会上无路可走，这种人生的苦痛，是新旧价值观念冲突的痛苦。

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刚归国时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段文字：

……他相信他们的下一代将会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因为他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者。……过去的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我们才二十几岁，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步走。我是个去过欧洲的人，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没有几年我就会当教授，当校长。我在欧洲学会了游泳跳舞骑马喝咖啡。我所爱的我所希望的我所幻想的我所做梦的是现代女性。……最紧要的是你要学习。至少要会说密斯和密斯脱。你一定要挺着胸走路，女人只有挺着胸才好看。女人而不挺胸不如死了好。羞羞答答，半推半就，这就是虚伪，这就是蒙昧状态，这就是自甘落后、不求进取。中国如此落后衰弱，和国民不肯挺胸绝对有关。见到生人要礼貌，要微微一笑，把头轻轻一点，就像我这样一点。要跳舞喝咖啡吃冰激凌。首先要喝牛奶。月子里我给你订了牛奶你不喝，说腥气，说上火，说喝了打饱食嗝。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倪吾诚归国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还是对未来的自己、家人和社会充满希望的。他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甚至西方人的习俗都是人类文明的方向。人们可以而且应该尽量主动地接受那些在当时与大多数人的观念格格不入的东西。可是，他错了。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都对他不以为然。静宜也好，静珍也好，姜赵氏也好，那些熟悉和不太熟悉的人也好，或恶言相向，或嗤之以鼻，没有人把他的那些理念真正当回事。那些公开和不公开的、理直气壮的和暗藏锋芒的嘲笑，在他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因此他每每奋起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却往往都是以他的“完败”而结束。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妥协。

这种妥协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转移话题式的回避，如文中所描述的：

……连静宜听了也跃跃欲试，要是静宜，这样的钱早就弄到手上上千块了。可是倪吾诚连听都不听，他与来客讲我思故我在。讲罗素的瞎猫。讲休谟。讲柏格森。直讲得人家退避三舍。……

二是伪心地放弃自己一贯做法：

……他甚至于不止一次向静宜说过一些抱歉和忏悔的话。这样的话说多了也不值钱。……

假设倪吾诚在内心世界真的和这个家庭或这个社会妥协了的话，那么他也就成了一个普通人，即便不会如赵尚同一般活得风风光光，也必然会过上当时社会的普通人的生活，也就不会变形得那么厉害、内心世界有那么多痛苦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

问题在于倪吾诚从未有过真正的妥协，他一旦认准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执迷。我们都知道“执着”是一种优良的品质，它可以引导人们取得最后的成功。但是，如果将“执着”的品格用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它就成为“固执”或“偏执”，只会讨人嫌。倪吾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听不进别人的忠告，认为自己的所有想法、做法都是正确的，认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虚伪、蒙昧、野蛮的，怨恨别人不能对他的不理解。

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是他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就像小说中提到的那一块“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希望，给予了他永无穷尽的诱惑，这种诱惑时时折磨着他，造成他主客观世界之间深刻的分裂。他的一切欲念理想全部打碎在现实的地面上，理想愈高，就粉碎得愈加沉重。王蒙把他比成巴甫洛夫的狗的试验，小说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巴甫洛夫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块牛肉吊在狗的面前，摇铃，向狗发去吃这牛肉的指令。狗撒了欢，扑上去要吃肉，实验者就在狗已经接近了肉的一刹那突然把肉一撤，使狗吃不着肉。这样的实验做了若干次。“后来狗就疯了”……“我就是这样的一只狗。”倪吾诚阴沉地说。……

……就像一只狗，闻见肉的香味却得不到一块骨头。狗转着磨，用前爪刨着地，摇摇尾巴又竖起尾巴，嗷嗷地惨叫，失去了狗的威风，狗的速度，狗的灵敏，狗的毛色，狗的姿容。就是为了一块骨头！造物主是何等的残忍！……

物质上的匮乏当然是使人痛苦的，但是如果说仅仅是一种绝望的饥饿，其痛苦至多不过是等待死亡，就像在他的那个时代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人们对于饥饿造成的痛苦已变成了麻木。但这时候偏偏有一块“肉”在反复地刺激着饥饿，这种饥饿就会像狼一样地撕咬着他的心。这才是倪吾诚最深重的苦难。这块“肉”就是倪吾诚自己所认定的“西方文化”里的一些具体而微的意像。

二、他儿时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如他的母亲曾用鸦片来麻醉他的经历，可能对他的性格的最终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他的母亲为什么要用鸦片来麻醉他？因为在他还是少年的时代，其就显露出反叛时代的精神，“他抨击说那些迷信活动纯粹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这使他的母亲非常惊慌。

……但她终于还是和她的哥哥谈了。哥哥胸有成竹地指示了两条，第一要外甥抽大烟，第二要给外甥娶媳妇。“无论什么英雄好汉还是妖魔鬼怪，一杆烟枪再加一个媳妇，准保能拢住他的心，收住他神，要他服服帖帖过日子！”……倪吾诚的母亲听了这话只想大哭一场。她想起了终于变成了大烟鬼的丈夫倪维德晚年的可怜相。两分像人，八分像鬼。但公公和大伯子的结局更加可怕。同时她这位一辈子没离开过乡下的文盲女性已经直觉到辛亥革命以来、民国以来革命风潮可怕。而且她也直觉到倪吾诚身上的似乎没头没尾地有些个要“革命”的种子。这种“革命”，比起鸦片烟来，当然要凶险一千倍。吸食鸦片而死，不过是个人身亡，是个人的身家性命的更新丧失。而“革命”，是祖宗农业庙堂宗室的覆亡，是天塌地陷，是万劫不复的弥天罪愆。……

我们都知道曾经吸食过鸦片的人，一般来说会变得偏执。倪吾诚就是一个偏执的人。他偏执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而别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能理解他的那种“正确”之所在。他的偏执使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好言相劝。

以上二点可能不会是倪吾诚性格形成的全部原因，但我认为应该是主要原因之所在。

倪吾诚与姜氏母女三人不同，这些人物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本能的痛苦，理性的成分微乎其微。而他则更多的时候是理性的痛苦。静珍、静宜等女性，一是没有见到过比她们生活的世界更美好的世界，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二是一旦痛苦时便有积沉于心中的旧文化观念可作麻醉药。而他却没有这种药。他的母亲曾用鸦片来麻醉他，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不仅失去了鸦片的麻醉作用，也失去了旧文化的麻醉作用，这样，现实的每一种刺激，都使他感觉到彻骨的疼痛。所以和倪吾诚冲突了几乎一生的三个女人并不是最可怜的，只有倪吾诚才是《活动变人形》中最可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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