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采访日记

  30年前的1987年5月，一场特大森林火灾降临我国的大兴安岭。同众多记者一样，作为当时《中国青年报》黑龙江记者站站长的我，会同中青报国内部记者李伟中、叶研，实习生贾永在火场奔波一个月时间，写下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作为深度报道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称“三色报道”)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全国绿色好新闻奖，并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优秀报告文学集》等多种文集中，中国新闻学会为此召开专题研讨会。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百年新闻经典（通讯卷）》，收入了《红色的警告》。

  在“三色”报道后面，有一篇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人》上的《白色的无题》，记载了当年“三色”采访写作的一些感悟及过程。但是，“三色”是如何采访、写作的？四位记者又是如何合作的？采访写作的当时，我都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今天，作为作者之一，翻看当时火场上的日记，感慨良多。回顾那场让人们30年后依旧记忆犹新、痛心不已的特大森林火灾的成因，当时的火场及灾区状态，以及“三色”报道如何披露官僚主义、触及体制弊端并引发出社会思考等社会问题，对于今天来说，仍具意义。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中国青年报第20次记者会议在唐山市召开，今天是第5天。

  中午，主管记者部工作的副总编辑张飙来找我：“任务来了，准备一下，马上返京。”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为世人瞩目。我已经从中央电视台的卫星云图和一些零星报道中了解了一些情况。据说，山火已经吞噬了西林吉和漠河县城，正向塔河逼近。

  服从就是天职。

  我当即决定今天傍晚就乘火车返京，做些准备，会同李伟中等同志一道去现场。

  这次采访可能是艰苦的，甚至会有某种危险。但为了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们，我们必须深入现场。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就应有说走就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良好作风。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紧张。

  李伟中去空军办理搭乘手续，我出去办事，刚走到报社大门口，杨浪喊道：“快！就等你了！想把你扔下了！”

   我看看表，快到中午12时了。

  车到南苑机场，李伟中懊悔地说：“不好，东西落下了。”

  “什么东西？”

  “军装。”

  报社国内部有几位作军事报道的记者，备有两套军装，是为了下连队采访时方便。经联系得知，飞机要在下午3时才能起飞，李伟中乘出租车返回报社取军装。此次采访，共四人，除我外，还有李伟中和叶研，他们两位都到过前线，采访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有一位是来自南京政治学院的实习生贾永。趁待机，我写报道设想。

  下午3时10分登机，机上载有陕西渭南西北林业机械厂生产的手提式风力灭火机113台。

  起飞半小时后，便觉得“高处不胜寒”，我们陆续穿上毛衣毛裤，披上军大衣。4800米高空，脚下一片混沌。隆隆的发动机声，几乎掩盖了人们的讲话声。本来是洪亮的男子汉声音，此刻却改变为尖啸的女声。就在这种环境下，李伟中、贾永开始采访机组人员。

  下午6时20分，飞机降落在齐齐哈尔39602部队机场。

  晚饭后，兵分两路，李伟中、贾永写稿子，我与叶研去参加人工降雨的一个联席会议。

  9时10分，部队派车送我们到新开路电信局。出师不利，通向北京的电话线路中断。我们有些愤愤然：“你们电信局长在联席会议上口口声声地说，保障同北京、同前线的电话联络，白说了！”

  “打的士，回部队，用军线。”李伟中做出决断。可惜，军线也不通，空军报的记者也在团团转。还要去电信局，管理员把一个睡着了的战士叫起来，开车送我们，据说，刚刚从白城地区借了一条线路，我们终于同报社通上电话，已经近零时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从塔河到漠河，230公里山路，火车约运行7个小时。在火车上，见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吴晓东、祖伯光，他们是到一个五等小车站采访的。

  中午11时抵西林吉站。

  午饭，一个极特殊的环境。半幢被山火洗劫的平房，窗上钉着塑料布，一块军用草绿色苫布便是屋顶。今天风大，约有7至8级，苫布在掀动，塑料布也被风刮动，压上几块砖头竟然无济于事，因而尘土飞扬。

  16军政工组周干事，帮助我们借了大碗，我们便同军队指挥员、作战参谋等机关工作人员一道用餐。

  煮着大米饭的行军锅被抬进来，可惜饭没煮熟，又重新加工，另有一大锅菠菜汤。还好，每桌加了一瓶排骨罐头，还有炒大葱、炒青椒等。

  吃罢饭，遇到难题，政工组一位处长客气地下达逐客令：“一切指挥交给地方了，你们去找地方政府吧，我们不能安排接待，也没有地方住。”

  先去废墟，不禁胆寒。

  副食店，玻璃熔化了，成为粉皮状，铁皮罐头烧得鼓了起来，玻璃罐头瓶爆炸了，里面的罐头有的成了炭灰，有的“失踪”了，这就叫“吞噬”吧！

  变形！一切都在变形！

  那直径寸许的镀锌自来水管子烧弯了，小汽车烧成了一堆废铁，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全都面目全非，石头烧得崩裂开来，层层剥落。几乎所有的煤堆都在冒烟，尽管已经燃烧了10余天。

  去找团县委，还是团县委的同志们热情。县委常委、团县委书记陈当荣，干事马立明为我们现做了一张简易床，黄金公司几位小姑娘来做饭。饭菜都是在院子里临时搭建的炉灶上做熟的。没有菜刀，就用剪刀，没有油，就用罐头代替。

  采访陈当荣，这位湖南籍、来自中南林学院的大学生，是1983年支边来的，他介绍了全县灾后团的工作状况，决定写篇东西。

  是夜9时45分，电话接通，但声音微弱。由叶研发稿，他曾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过播音员，这回可发挥作用了。共传回两篇稿子：《佩戴团徽、奔赴岗位、振作精神、重建家园》《为什么厕所“死里逃生”》。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火场速写。

  随16集团军48师142团开拔到漠河到古莲的古莲7支线5公里处，任务是扼守防线。

  下车后，我们见到一开阔地里有明火，便冲过去，但火势较大。联系交接的23集团军39师205团于参谋马上使用报话机报告火情。一会儿，该团二营机枪连指导员带一个排战士跑步过来，他们作战勇猛，我们也投入到扑火队伍中，半个小时后，火头被扑灭。

  赶到204团二营位置时，恰好解放军报社的乔天富等4人来拍照片。

  远处，升起浓烟，向上翻腾着，由黑变白，白色烟云呈蘑菇状，同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的蘑菇云极为相似。面前的山火烧来，部队以攻为守，放了几把火，由外向里烧。一时间，隆隆作响，黑烟腾空而起，枯树在燃烧，树干上挂着火，如同一根根浑身在燃烧的大蜡烛。厚厚的植被，被推土机推向两侧，中间形成一道开阔地，这就是防线。但防线里面，地上的植被已经燃烧起来，浓浓的黄色烟雾向上喷涌，黄烟上面是蓝烟，夹杂着炽热的火苗。那火，居然会变为地下火，突然从几丈远的地方窜出来，表面风平浪静的地表上，突然间会冒出一缕缕的烟来。

  大兴安岭的土地也在燃烧！

  树木被烧得毕毕剥剥作响，在汽浪的作用下，燃烧了的树木在摇晃着、抖动着、呻吟着，作出挣扎状。间或有一两声“扑通”声，那是树木被烧后躺倒在地上的声音。

  送给养的战士，如同泰山的挑夫，用胳膊粗的树干担着干粮、水、咸菜，满头大汗地向前线进发。

  下午3时许，太阳热辣辣地晒在人们的脸上，由于烟熏火燎，人们脸上都很脏，人人成了不用化装的“黑脸包公”。

  此前，16集团军142团正在吉林通化晒粮食，第一次与火作战，没有经验。一个身上背着一支手电筒的下级军官正在指挥：“不能上下扑打，要斜着打，呈45度角，向后拖几下。”据说，这是在火车上临时会议中传授的。一位军参谋交待：“情况不好，就向西撤退，那边有开阔地，有草塘。”

  “呼喇喇”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一株百年以上生长期的老树有气无力地倒下了，随着响声，一股明火卷着烟雾向上喷涌。

  晚8时10分，团长和我们坐对面吃饭。饭毕，我们决定撤离这里，迎着火光前进。

  太阳红得如同一团硃砂，圆圆的，从树梢间滑向山谷，天黑了，温度骤然下降了十几摄氏度，我们穿上了棉大衣。可那些背包、大衣都在山下的战士们如何过夜？我不无担心。

  穿过一个烂石滩，走过一座小桥。听到了撤退的命令，据说，我们已经被大火包围了。

  驻足翘首，南方山上明火点点，组成了一条蜿蜒但边缘异常清晰的火的长城，火点便如同长城的烽火台。近处，火光冲天，树丛中隐约可见烈火在跳动，且听得见山火燃烧的“轰隆隆”的声音。背后是三点明火。最远端的燃烧最为炽烈；近处的火已经上树，在风的助威下，仿佛是不甚齐整不断摇动的旌旗……

  142团的一位军需股长急了：“从目前的局势看，三面是火，网开一面，但公路曲折，能否安全退出还难说。”

  “我去侦察！”叶研挺身而出，跑去侦察，报告说：“火已经燃烧到公路。”唐军医打着手电，在一块开阔地里侦察，决定如有不测，便把1000多人带到这里避难。

  10时15分，大队人马撤了下来。

  股长命令先头部队轻装前进。

  出现了少许混乱，到处是喊叫声，手电桶光束在夜空摇曳。我与叶研退到一侧，静观部队撤退，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我仍认真地做着《撤退记录》……

  10时58分团机关撤下，团首长一直殿后。团长极不高兴，命令战士们下车，把给养、工具装到车上。

  “坐我车走！”

  团长向我们下达了命令。据说，来接应部队撤退的汽车走错了路。

  11时40分，部队在公路边宿营，汽车则回去接应步行的队伍。

  晚上仍住漠河团县委。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小桥流水，绿树青山。

  可惜，被烟熏火燎成为一早片焦土、焦木、焦山。

  松林是静谧的，5月7日遇难的百姓无声无息地躺在这里。真的，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忧虑、没有埋怨、没有叹息、没有呻吟……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麻木，因为他们早已经被分解为碳水化合物。

  两尺长的一只小木箱，便盛下一具成人的遗体。除几块白骨外便是一堆焦炭。那形状仿佛是一段烧焦了的树桩。依稀可见的是头部约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为胸腔段，焦炭中渗透出星点的血迹，推测乃是五脏六腑。四肢早已经化为灰烬，无法判断性别、年龄。

  一个小女孩的残骸被掷于林间，似乎无人问津。覆盖在上面的一块塑料薄膜已被风吹到一旁，残骸中有一块空空荡荡的颅骨，后面还附着缕缕青丝，散乱得如同一堆未经梳理的乱麻，这是女孩的表征之一。散乱的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件没有全部烧尽的粉红色棉袄，还有从杂乱的不尽统一的纽扣上分析，这个小女孩在8至12岁之间，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我纳罕，20余天过去了，为什么没人来认领？

  墓地里，棺槨的埋藏各有千秋。较好的用煤灰、沙土。比如，一个叫夏丽华的年轻母亲的墓地就是煤灰覆盖。关于她与她90天的儿子的故事，催人泪下。5月7日那一天，其丈夫在消防队开车，夏丽华便抱儿子逃难，后钻进驻军某部的一个菜窖里。原则只当是执行公务，没想到他的任务只是保护消防科长和县长的房子而已。10日，找到妻子遗体时，妻子的头颅已经烧没了，但她把三只金戒指、两个存折放在小包包里，紧紧地压在臀下。

  “对不起你，我的工作性质决定……”原则这样说。

  其次是用小木杆搭建起的三角形帐篷，外面附着油毡纸，薄薄的棺木停放在里面。林业工人咏叹：“在林区生活一回，连口好棺材都没捞到！”

  再次是在棺木上覆盖着油毡纸，上面用几块石头压着。

  在另一块旧有的墓地里，四五具棺木被付之一炬，森森白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死人，也没能逃出大火的魔掌。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灾民母女。记者的工作，是受到灾民们的拥戴与支持的。昨夜，我们散步到松苑，一位姓鄂的教师，主动找我们反映一些情况，并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昨晚，县公安局有人找大家了解情况，住在西边帐篷里的无家可归灾民李秀芝母女就十分担心，怕有什么变故，母亲派女儿小牟丽骑上自行车去探寻信息。今天是端午节。中午，母女俩特意送来一盒罐头、四只鸡蛋、几块糖。她们说：“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记者！”我们把鸡蛋切成小条条，分发给住在这里的所有记者，让大家共同分享灾民的信任。10天前，我们曾住在西帐篷里。那天早晨，李秀芝跑来了：“我刚要来的被子，怎么被盖了？盖了就盖了吧！”她说，她已经两顿没吃上饭了。过了几天，她带着一包没人要的食品袋，里面是压扁了的面包，还有变得坚硬，几乎嚼不动的麻花。即便这样，她还是想到了我们：“来，你们几位吃麻花吧！”我们把这个帐篷让给了灾民，搬到东面的帐篷去住。女儿牟丽，今年17岁了，马上高中毕业。原来打算考大学，一把大火，迫使她改变念头，准备考一个中专。条件这样差，家没了，桌子没了，灯光又很暗，但她的复习一天也没停止。那天，我们从北极村采访归来，破例吃到了炒青菜，一盘炒葱头，一盘炒青椒。我们没舍得多吃，留了一些放到塑料袋里，送给母女，她们颇为感动：“亏你们还想着俺们娘俩……”

  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 星期五

  手捧一束兴安杜鹃，在“第二招待所”门前照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所有的工作人员，老刘、牟丽的妈妈，还有好几位女同志，几位不知姓名的男子汉涌出帐篷与我们一一握手，牟丽的妈妈同我们说：“如果牟丽知道你们今天走，她就不会去上学的。”告别，有几分酸楚。在泥泞的路上，我们经过几次尝试，终于拦住了大兴安岭地区的小车队，把我们带到图强。从心理上讲，我们有一种从“敌占区”来到“解放区”的感觉，中午饭吃在图强团委。一对年轻夫妇住在这里，男的是团委的工作人员，女的是他爱人，在幼儿园工作，已经身怀六甲。可是她坚持在电炉子上为我们做饭做菜。找不到茶叶，就为我们冲了白糖水。真的，我们感到心里甜甜的。李伟中、贾永留下继续采访。我与叶研则赶到阿木尔，工作异常顺利。阿木尔的党组织非常坚强，生产生活的秩序恢复很快。晚上住条件极为简陋的铁路招待所。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 星期六有这样一家饭店，大火没有烧掉它。听说，那是因为是几个女人办的。今天，两只鲜艳的幌子又挂了出来。我和叶研成了第一批客人，我们披着军大衣，一进门，就引起了小店主人的关注。“坐，请坐。”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既然有了这感觉，我也就不再见外，跨前一步，把半个身子探进厨房。一名中年妇女正守着一大锅炖好的排骨。我问：“是排骨吗？”回答：“是。刚刚做好！”“太好了。”一直自称为肉食动物的叶研眼睛一亮，“有没有炒肉片？”“有！瘦肉的，在那边开票。”“哧，哧，哧……”开票的是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孩子，见人都有三分羞涩与腼腆，所以一直在笑。“账算错了！”我纠正她。“对不起！我第一次做这个工作，你别急。啊！我把6两饭当成6斤了。”开了票，回到桌子上。桌子上已经增加了两只晶莹透明的玻璃杯，两只干净的小碟和两双竹筷子。于是，我又增加了两瓶啤酒。这时，又有几个背着包袱的“闯关东者”进来，坐到我们的邻座。菜来了，果然不错，正中下怀。一会儿，两碗排骨汤端了上来，我好生奇怪，因为我们只要了炒肉片，并没要什么排骨汤啊！左顾右盼，发现别人也有汤送上，汤里漂着鲜嫩的发芽葱，激起人的食欲，我们从背包里取出方便面，自做面条。又过一会，两碗白开水放到我们面前，当然其他客人也如此。送水的大姐说：“对不起呀，烧了，商店都烧了，没有茶叶，将就着喝吧！”两碗米饭送来了：“闷得不好，请原谅。”临走，两位大姐把我们送到门口：“再来！”

  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 星期二

  我同叶研先行返哈尔滨，联系进一步采访事宜。李伟中和贾永留下，采访大兴安岭地区的几位领导及森林警察。经努力，弄到一张卧铺，我与叶研轮着睡。近一个月的采访，疲于奔命，也留下了许多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样一个诺大的家庭，总是在嘈嘈切切的氛围中生活，缺乏和谐、民主的气氛，一些人缺少主人翁责任感。这场森林大火，如果不是因为各种矛盾就不会酿成飞天大祸。这场火的起因，初时是因为盲目流动人员不按操作规程而引发，盲目流动人员其实是他地的剩余劳动力，流动也是改革的一个成果。问题是无论流动到哪里，都应以主人公身份出现，而不是仅仅为了钱而目无劳动纪律。还有，当图强等地想派人支援，漠河能接受并联手援兵，也可能不会出现这样大的灾难……思索，也是痛苦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伟中、叶研、贾永去林学院采访，我去团省委取回报纸、杂志、信函，整整一提包。晚上请三位到家小酌，薄酒素菜，淡雅适中。思想包袱较重。如何把稿子写好，如何能透过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透视出整个社会？如何挖掘出酿成大火的社会根源？如何把握现有的素材？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22个小时的长途乘车，我们都有些疲惫，但也有几分兴奋。昨晚，其他车厢都熄了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在海阔天空地出题测试：“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崇拜谁？”“你最厌恶的？”“你最喜爱的电影演员？”“你最喜欢的职业？”……下夜2时，我不能入睡，翻看采访笔记，整理思想，准备明天向报社领导汇报。早4时20分抵京。与哈尔滨驻京办事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合乘一台出租车（面包），我们说，我们是合乘，怎么收费，不能收重复了。经辩论，出租司机说，送到目的地收12元，这费用由哈尔滨办事处的同志付了，没收我们钱。但是，他免费把我们送到了东直门海运仓报社门口。据说，报社近几天联系不到我们，外界不断传来记者在漠河被打、接受审查的消息，以为出了问题，正想派人去接应我们。一条不幸的消息，《中国青年报》已经连续发表了光明日报记者李树喜写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家有些愤愤然：“既然派了这么强大的阵容去采访，为什么发表别人的稿子……”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汇报，我主讲。上午讲了一个半小时，下午又讲了两个小时。尽管杂乱无章，还是打动了诸位领导。王矛（编委）：虽然我们发了李树喜的报告文学，还可以报道，一是要讲求技术处理，二是要给人以印象。周志春（副总编辑）：李树喜的稿子问题不大，如后期有相当多的不准确的地方（已经有反响），可以停发，请张飙做工作。我们的报道，要对民族负责，这次自然灾害的公开报道是第一次，唐山大地震是10年后才公开报道，东北大水灾，也是3个月后才公开披露，而且都是写成共产主义凯歌。我们要大胆行动，当然本身是有风险的。徐祝庆（总编辑）：李树喜的稿子，大基调没问题，停了不好。我们的报道，要着重写大火过后的思考，既引起思考又不是一片黑暗。报道不涉及国务院的部署，官僚主义问题可以写够，党风、不正之风的揭露要稍微注意，要写出各种人的表现，不要单一表现某一种人。李志伦（社长）：不宜见报但需要向领导反映的内容，可以写内参，比如救灾物资分配的问题、受灾群众的越冬问题等等。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人民文学》约稿、广州《南风窗》（原《虎门》杂志）约稿。我说：“不管谁约稿，我们都写，既完成外差，又为我们的报道做好前期准备。”经商议，决定由李伟中、叶研先完成一篇约稿，我与贾永完成另一篇约稿。晚上，依然睡得很晚。战前的寂静往往是可怕的。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美美地睡了一觉。到下午两点钟，《人格的小三和弦》终于脱稿。尽管还不尽善尽美，但毛坯已出，只等润色，松了一口气。今天，写火的文章陆续发表。《人民日报》稿恢宏、气势很大，主要是立足点高，站在高处去俯瞰，这和他们的新闻地位有关。《解放军报》发表王文杰稿，主要写部队指战员在灭火救灾中可歌可泣的风貌。我们即将出笼的稿子，当以解剖刀的细微，去剖析这场灾难。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从微观中跳出来，从现象中跳出来，从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中跳出来，去透视、分析、解剖这场大火，寻找原因与规律。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整整一夜没睡。4个人把一堆粗俗的原稿掂来倒去，改来改去，总算是弄出了一篇从逻辑上并不顺畅的东西，我给它起了个名字《漠河灾变》，约一万五千余字。上午10时，我同叶研乘出租车，到位于北太平庄的《人民文学》编辑王南宁家里。她看着《漠河灾变》，不仅笑出声来：“好，就要这样粗大拉的东西，真实。不过……”她略有停顿：“现在中纪委、上海……”“您是不是觉得有些风险？”我见她面有难色，便问。“是的。”她并不掩饰自己的思想。“有风险我们顶着。最好能在《人民文学》上用。”“这样吧，最好能独立成篇。我和家里商量，看看能不能抽下一篇小说换上它。如果不行，我给你们找个地方，《作家文学》《报告文学》《三月风》都行。”我们真的饿了，就向她讨要吃的。她点燃炉灶，煮起面条来。我也不再客气，就同到家一样：“你看稿子，我来煮好了！”这是一个三居室，书橱里、柜子上、桌子上到处摆放着工艺品，纸风轮、布老虎等。至于那几件出土文物，更有一种古色古香。叶研问：“是不是赝品？”“都是真的。那个小宣德炉是明朝的，这件陶罐是商朝时期的。”她回答得振振有词。“怪不得文物老少呢，都叫你们弄来了！”“我床下还放着不少，不敢拿出来。一些作家来了，啥都敢要，啥都敢拿。”“你等着，我来砸锁！”叶研打趣地说。实在太累了，回到报社地下室“无昼斋”，我倒头便睡。晚上研究我们为本报撰写的稿子的第一部分《红色的警告》。我想弄三个有色的篇名：《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不知能否通过。由我承担开头和第一二两节，贾永写第三节，叶研写第四节，李伟中偏重理性思考，撰写第五节。各节的插题暂定为：《春天里的一把火》《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种子》《大火来临之际》《大火烧出的……》《废墟上的思考》。这几个题目，是我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拟就的。其实，所有材料，都是大家采访得到，并在应付外来约稿中形成了半成品，因而谁写什么，无非是根据逻辑需要把那部分材料分给谁使用而已。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没有比这次写作再痛苦的事了。一个月的采访写作，使我们明晰地透视了这个社会。一个以冷静目光审视社会的人，他的心总是伴随着时代在律动。人民群众欢迎什么样的记者？用4个鸡蛋便能说明。灾区的群众是这样评价记者的：“过去是喇叭匠，现在是牛皮匠。”体制问题，是改革的重点。一篇稿子要有冲击力，要追求震裂度。旧的政治体制框架已经束缚了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腾飞，到了扔炸药包的时候了。假如时代需要杨根思，我们就应挺身而出。解剖这个社会，便会发现，社会成员并不是人人具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依靠手中种种权力，苟且偷生。权杖这法宝，一旦为私所用，就会施展魔法，谋取私利，至少漠河县的某些人是这样。我以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从心理机制上讲要有好奇心，并为实现这种好奇心而努力冲刺。当遇到阻力时，要有定力、有应变能力，某种时候还要克制自己，“以火攻火”，不一定是全能的方法。合作就要发挥各自优势，采访如此，写作也如此。李伟中的思考，没有定式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叶研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思维方式；贾永那种女人般细腻的思维方式（当然尚不成熟，且缺乏深沉感）。集中大家的智慧，便能写出好的文章来。晚上10时，大家再次凑到一起，这是思想火花碰撞的时间。生物钟倒置，只好夜以继日，甚至放弃吃饭。“语不惊人死不休。”要有这种刻意追求的劲头。罗列事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连小孩子都会使用砖头垒小屋，关键是要有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反差，是增强稿子色彩的一种方法。一定要把实事求是的旗帜举起来。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又一夜没睡，写《红色的警告》。我的指导思想是，用冷静的描写、客观的叙述、生动的事实，揭露出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的危害，同时揭露出一些人丑恶的灵魂。我写一二两部分。写了四个故事，即：A、加格达奇的故事；B、关于钱袋的故事；C、两个“马大哈”和四个“酒鬼”的故事；D、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同时，又帮助修改了“烧不散的会议”部分。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晚上，同孙亚明到王明远家做客。王明远送我一对铜镇纸，两帧书法，其中一幅是马勇写的，字不错。归来遇到大雨，浇湿。今天早晨把《红色的警告》稿子交到国内部主任杨浪手中，他与周志春分头看过，总的感觉是太长，约一万九千字，3个部分风格不尽统一，最后一部分思辨性太强，结尾“不能再等待”，显得散乱。写作痛苦，合作也痛苦。几个人常常因为一个词汇的用法引发争论，执笔人据理力争，评议者批评尖刻。经工作，决定今晚见报。原因是，《经济日报》二版发了长篇通讯《透过大兴安岭的浓烟烈火》，运用6个见闻方式，把一些问题点到了，当然还不算深刻。周志春说，稿子涉及体制问题，怕有麻烦。我把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讲话等几个材料呈上。由杨浪执笔删削。中午，杨浪没到食堂吃饭，买回点菜和一瓶啤酒，边吃边工作，我们也觉感动。是夜，我们也一直在夜班闹腾到凌晨3时。总编辑徐祝庆不放心，一直跟到全部小样改完。太疲劳了，小贾让我洗澡，我没动；让我吃饭，我没去。躺下来，一觉睡到第二天明（6月23日补记）。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红色的警告》，堂而皇之地问世了。头版头条位置，又转二版，大约有一万余字，在报社引起了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还写出了评报。巧合，国务院召开会议，副总理田纪云也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是一个警告，我们稿子标题不错。忙了一整天，几乎焦头烂额，把《黑色的咏叹》初稿写完。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全天投入写作，改《黑色的咏叹》。颠倒了的生物钟，使白天变成黑夜，使黑夜变成白天，一个阴阳倒置、黑白颠倒的小宇宙。这也难怪，谁让我们住进地下室这“无昼斋”呢！凌晨2时30分，终于封笔。《黑色的咏叹》，约一万一千字。稿子分四部分：自我保全，人的种种选择；相互依存，变与不变的人际关系；认识自身或许比认识自然更艰难；死死生生，人类永恒的主题。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黑》今晚下稿，杨浪赤膊上阵，做最后一次改动。作为总编辑，徐祝庆仍然坐下来，看完全部小样，并动笔做了小量改动，当然也包括修正一些错处。一篇稿子仅仅是记录历史，而不是激荡历史，那这篇稿子就等于没写。《黑》是切切嘈嘈的人生、人性、人格的小三和弦，细心的读者会咂出滋味的。《黑龙江青年》（后改为《新青年》）的王显尧来电话说，载有《红色的警告》的《中国青年报》，所有零售被抢购一空。在邮局里，见到一张报纸，工作人员说：“那是我自己留用的。”一个小小的零售点有140张《中国青年报》，一会就卖光了。他见到，一位修鞋的师傅也坐在摊位前读这张报纸。陆晓娅(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她爸爸瘫痪在床，让儿子读这篇报道……陈泉涌(中国青年报某部主任)：“我好长时间没有一口气读一篇长文章了，这篇我读了。”报社评报栏上，有3份关于《红色的警告》的评报，都在叫好。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做好华夏出版社约稿的写作准备，题目暂定为《三色光谱》。把所有的材料重新归纳、组合，大致可写12—15章，4万字左右。我想，首要的是突破框框，从近些天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使材料得以合理利用，并集中表现主题。火，只是一种题材、一种线索。透过熊熊大火，写出社会问题，才是一种本事。就火论火，就事论事，是永远没有作为，且不能超凡脱俗的。单纯地表现现象，几乎是能认识或者能写汉字的人都可以应付的，问题就在于透过现象，分析实质，并能鞭辟入里。我想，“钻到火中去，跳出火中来”，是至为重要的。“钻到火中去”，脚踏实地地采访，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通过艰辛的采访，做了大量调查，并且能有目的地系统地调查，并把搜集到的各种信息流，经过处理，得到有用、留用、无用的三大类信息，在筛选中，已经渗透了我们的分析研究。“跳出火中来”，就是不能局限于从火到火，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这个社会。透过森林大火看到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生态学等问题。从中检索出我们的社会与改革需求。这一点，我们在《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中已经初步印证。《三色光谱》的内涵与外延，将大大超过《红色的警告》和《黑色的咏叹》。一是其说明的社会问题可以充分展开；二是生动的细节抑或可以叙述得更充实。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 星期三

  《三色光谱》终于脱稿，写了4万余字。我自己感到较为满意，当然如果时间充裕，可能通过精雕细刻，把结构调整得更好些。近几天昼夜颠倒，生物钟完全破坏了，从报社医务室要了些“安宁”，服两片居然不管用。写完稿子的最后一个字，是凌晨2时多，坐在床边居然没有一丝睡意，真是兴奋到了极点。掩卷遐思，百感交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假如能为人民大众说上几句话（当然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事了），也会感到欣慰。在漠河县城采访时，几位灾民和我们说“记者初来时是喇叭匠，如今成了牛皮匠”，对我震动很大。当然他们是有所指的，而且可以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这一观点。但仔细推敲，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你这个记者总是问心有愧的。太阳周围笼罩着云翳，便不能辐射它的全部光热。生活中充满噪音，便不可能和谐。我们的任务便是揭露黑暗，歌颂光明，让生活更加和谐。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星期五

  《绿色的悲哀》今晚下稿，明天见报。下午登车返记者站，大家来送行，一个战役结束了。孤零零地坐在卧铺车上，一些场面过电影似地在眼前闪回。这半个月来，我与贾永两个人，共吃掉40袋方便面，为防止闹肚子，出现腹泻，贾永用5斤粮票，换来一辫子大蒜。我们几乎每天都工作到下半夜2时许，早饭就没有按时吃过。自5月5日以来，一直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事实再一次告诉我，选择了新闻工作，就是“走星造命”。“脚底板下出文章”，如果没有一个月的火场采访，往返奔波，如果没有周密的调查，如果没有冥思苦想，如果没有外来压力，我们的三篇报道就不会是这样。(作者为中国妇女报高级记者、中国青年报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