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宫赋》或孟子的历史局限性

    近日有读《阿房宫赋》，就顺意说说《阿房宫赋》的历史局限性。

    《阿房宫赋》出自唐敬宗宝历年间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笔下，辞赋华美，思想深隧，最重要的是颇具历史感和当年的时代感，其所表现出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匡世济俗的文人情怀为后世所景仰，使得此文能够入选现代大陆高中语文课本。

    诗赋中有很多句子非常经典，脍炙人口。譬如最后一段：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最后一段，是全赋最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部分，而其历史局限性也在于此。

    “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是说“战国七雄”之其六国国君对自己的百姓施行仁爱，就能够抗拒秦国的进攻而不致灭亡。其思想归在于儒学之“民贵君轻”、“仁者爱人”之治国哲学。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是说秦总揽八荒一统天下之后，如也能够对天下百姓施行仁爱，就可以不仅世袭三世，而还可以千秋万代。其思想亦归在于儒学之“民贵君轻”、“仁者爱人”之治国哲学。

    然而当年的唐王朝借鉴了吗？借鉴的结果又如何？唐朝的历史结局是，半个世纪后，爆发了黄巢起义，唐王朝与秦王朝一样归于灭亡。而继唐之后及至满清，更多的封建王朝逐次灭亡。或许是诗人杜牧预感到了这种历史的结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鉴而不能解，乃其历史的局限性所在。

    其实这种局限性不在于诗人或哲人本身，而在于儒学作为治国之学的局限性。儒学在根本上“乃先王之道也”，是王道治国之学，属于“人学”的范畴，困于其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无法再次提升，充其量仅能达到“人道”或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层面，因此导致其“治国有余，立国不足”，不得不靠“法家”立国。

    秦朝富国强兵、统一六国即在于其法家思想，而秦朝兴亡，成也法家败也法家，法家之“立国有余，治国不足”跃然史册。所以自汉武帝以来援儒制衡，而儒学“治国有余，立国不足”，不足以制衡法家，所以又有统治者假以佛道周济，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外儒内法，济之以道，偶有佞佛”的统治方略。然而由于世俗皇权独大，道家在根本思想上陷入无为而治的窠臼，又好黄老养生之术，不足以在儒法之间以制衡，只能偶尔起个周济的作用，使得儒法之间在根本上仍然缺乏制衡的缓解力量，极易陷入法家独大而“民贵君轻”之后的二律背反困局。再加上儒学八目自身学理之困，所以儒道法三者难以合一，仍然不足以长治久安。

    换言之，历史的局限性其实更在于法家的局限性。孟子的原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却道出了法家立国的真实顺序：“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由于“社稷次之”，而社稷就是国家，国家就成了人人可以争夺的东西。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夺得了社稷就掌握了生杀大权，就可以当皇帝为所欲为，那么就形成了“窃国者侯而窃钩者诛”的胜王败寇的实用主义二元历史逻辑。儒学试图反其道而制衡，但由于仍然“社稷次之”，缺少国家作为第三方的有效法权，儒法之间不仅不能形成制衡，反而走向抗衡，只能形成二律背反，二律背反的历史结果就是二元更替——改朝换代。

    “民贵君轻次社稷”，这是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文化根源。陷在这种困境中的历史是无法自我突围的，因为困境中的君民双方都是当事人，只不过一方当国，另一方为民而已。任何一方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国家之独立法权，自身无法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也就无法把国家安放在一个历史性的位置上。

    据说当年“胡适”日记里有一段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但我搜索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段话的出处，姑且用之，待找到出处后再做补充。“胡适的话”其实就透露出了这个“民贵君轻次社稷”的历史困境——国家性规则的缺失。在国家制度层面上，问题已经不是社会道德或民众素质可以解决的了。国家制度规则缺失，何以苛求民众提高素质？难道说民众提高了道德素质就可以担当起国家规则？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现实看，民众道德和国家公义都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胡适欲破而不能解，实乃仍局于文人之困。

    不仅胡适如此，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那时一大批国人吃劲地要打倒孔家店，还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试图开新强国，却独独最关键的一样为新文化思潮所忽略所抛弃，百年之后事过境迁才发现，德赛二先生无法改变“民贵君轻次社稷”的历史困境，仍然是欲破而不能解，不足以作为立国之道。

    有史以降，国史如镜：如国家公义无可担当，一国之本不能稳立，徒有法家立国、儒家治国、道家济国之道，王朝更替仍然在所难免。儒道法皆非立国之学，任何一家或合家都不足以作为立国之本，其鉴昭昭日月。

    回首《阿房宫赋》，赋之可也，然赋而不能解。何以解之，或当思另有立国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