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自1840年中国遭遇西方以降，作为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的智力之源，中国社会科学便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紧地勾连在了一起，并随着历史的起承转合而艰难成长。1978年以后，随着整个民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学人，诞生了一大批可喜成果，其发展成就可谓令人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整体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其突出表现在：低积累效应的重复性论著频出；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罕见；非语境化的移植品格尚存；中国化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洞见稀有；国际化的对话能力欠缺等，可以说我们仍未能在根本上确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将社会科学知识看作是反映性的，而是也将其视为建构性的，那么这一时代性质事实上在给我们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它事实上“命令”我们必须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去影响世界未来的进程和方向。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这一阶段不同于前三个阶段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探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影响它们、乃至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和方向的目的。

在我看来，我们能否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目标，其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在根本上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对我们而言，这种“知识转型”至少要求我们实现如下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第一，要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一个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具有后发经验并处于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第二，要从那种“唯学科化倾向”所导致的“肢解化的中国”中解脱出来，用问题导向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无学科性”（non-disciplinary）研究去解释处于变革之中的整体性中国。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一激发马相伯先生创办复旦公学的教育理念事实上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初衷。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新型的学术建制，形成“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我们才能在根本上超越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