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东亚秩序“地震”

　　从战争的结局来看，壬辰倭乱并没有带来任何领土上的变化，也没有明确的胜利者，战争也不是以签订某种和平条约而告终的。但是，这场战争却毫无疑问地引起了东亚格局的新变动。可以说，“壬辰倭乱”成为近世以后中、韩、日三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这一模式和壬辰倭乱如出一辙。历史在相似的轨迹中运行，只有了解此般循环反复的历史，我们才可能开创新的世界。

　　崔官先生现担任韩国高丽大学日文系教授、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会长、韩日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他长期致力于对韩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东亚学研究。对“壬辰倭乱”所做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所著《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已经译为中文出版。

　　《21世纪》：你在自己的专著《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中说，“壬辰倭乱是东亚三国尤其韩日两国历史、社会文化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分水岭”，在此能否再稍微展开讲一下？

　　崔官：日本学者认为，“壬辰倭乱”是日本发动的最初的海外侵略战争。从地政学上讲，也是缘起于岛国日本的历史性事件—日本的意图在于占领半岛朝鲜乃至中国大陆。不妨说，这样的一个基本构造，也是16世纪位于东亚地域圈外围的日本，面对之前由来已久的、以东亚核心国家大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一种犯上作乱式的挑战。“壬辰倭乱”的结果是，三国的领土没有发生变化，终战也没有经过媾和，但东亚中韩日三国的国内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首先，加害国日本对于邻国的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病死之后，后继者是未满六岁的丰臣秀赖。为此时过未久，丰臣政权就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德川家康政权。德川家康确立的江户幕府乃近世日本之发端。中国大明则为救援朝鲜，派遣了超过20万人的大军，军需物资亦令之不堪重负。战争消耗了国力，财政衰退，因而无法抵御处于勃兴期的满族军队的压力。壬辰倭乱后，中国的王朝由明至清，日本也由丰臣政权转变为德川政权。然而作为战场的朝鲜却没有发生政权更迭，朝鲜面对的只是战祸造成的、全民和全境的前所未有的惨状。人口剧减，生产量减至战前的三成，且朝鲜社会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是，历时600年的朝鲜时代以壬辰倭乱为分界，区分为朝鲜时代前期和后期。

　　除了前述历史性的变动，日本取自朝鲜的人力物力资源促进了近世日本思想、产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例如众所周知，江户幕府官学的成立与朝鲜朱子学、出版产业的发达与朝鲜活字、陶瓷器的隆盛与朝鲜陶工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相反，遭受意外侵略的朝鲜却惨不忍睹，在朝鲜，日本的形象镌刻着强烈的怨恨。朝鲜的日本观一直延续至今，后又经历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剧时代。时至今日，朝鲜各地仍有许多关乎壬辰倭乱的传承故事。韩日两国现实中虽有紧密的友好关系，但在相互间的国家认识上却相距遥远。不妨说，韩日两国关系史的原点在于壬辰倭乱。在朝鲜，人们一直坚持须对大明信守义理，必须确立对于中国的友好认识。流行朝鲜的关羽信仰，也是“壬辰倭乱”带来的影响之一。

　　《21世纪》：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信心从哪里来？亦即，日本型的“华夷意识”根源何在？

　　崔官：丰臣秀吉为何会有侵略大陆之野望？原因不得而知。作为假说，有如下种种理由，如秀吉有统治世界的妄想，秀吉有心理疾病，出于对明贸易之类的经济理由，出于日本国内统治的需要或国内危机的海外转嫁等等。从时期上讲，已经明确的是，秀吉在国内统治体制的确立过程中逐渐表明了侵略大陆的意图，1585年就任关白后前述意图公开化。秀吉要求朝鲜充当“征明向导”，即充当征服大明的先头部队。朝鲜当然予以反对。而出兵朝鲜、攻陷汉城后，秀吉考虑、制定了一个文书，作为日本、朝鲜、明朝三国的统治方针，这个文书昭示了其战争目的正是为了统治东亚。秀吉挑起战争之前，曾递送文书要求朝鲜以外的王朝和地域投降屈服。在给朝鲜的文书中也可以看到如此意图，“吾日轮之子一切成就皆为顺应天道”。由此可以判断，秀吉不妨说有着以日本为中心的强烈的华夷意识。不过，不能说那是当时日本武将的一般性认识。有人认为，那是对日本战国时代武将信奉的“天道思想（己之所为乃替天行道的认识）”的一种歪曲。

　　《21世纪》：怎么理解本居宣长等人对丰臣秀吉或“壬辰倭乱”的评价？

　　崔官：本居宣长乃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秀吉的朝鲜侵略乃是在朝鲜、中国彪炳日本武威的历史壮举。顺理成章，本居宣长称赞秀吉功绩的主张关联于水户学的秀吉宣扬，使明治日本的秀吉崇拜登堂入室。秀吉不仅成为立身出世的象征，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膨胀政策的背面，无可忽视的正是本居宣长赞赏秀吉的历史精神。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日韩三国局势，从“壬辰倭乱”之后各国的反映，尤其是日本的反映来看，二战之后日本的表现有些是值得严肃对待的？

　　崔官：在前近代的东亚，丰臣秀吉目睹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关联性的国际关系，其战争动机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前述国际关系的启示。日本曾积极收藏、借鉴了16世纪大航海时代流入日本的西欧文物。尤其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将其中的洋枪开发为先端武器，平定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分裂，实现了国内的统一。值得注目的是，这样一种构造在19世纪又重复出现。简而言之，日本正是受到了鸦片战争的巨大刺激，才再度开始积极地汲取西洋文物。亦即，日本作为明治天皇制国民国家实现了统治以后，迅速以近代武器为先导，走上了大陆侵略的道路。这个过程，显在于一系列事件—征韩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朝鲜统治、满洲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国家或和平国家，但是，不妨说本质上那并非日本国民选择的道路。无可忽视的一个侧面正是，战败国乃是日本不得已的选择。体验了战争灾难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是期求和平的，应当说要求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声音也有很强的社会基础。世界所注目的是，时至今日，日本果真能痛切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彻底地获得新生吗？

　　《21世纪》：对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未来，你有何种期许？

　　崔官：如所周知，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的中心正在向东亚转移。这个现状不仅关联于先发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关联于巨大中国的崛起和韩国的发展。现在中韩日三国的生产总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20%以上，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高于其他地域。中韩日三国间的人员交流和物资交流年年扩大。三国间对于对方国的态度，时常却是表面性或情感冲动型的，理应向着深层的和理性的方面发展。基于这样的观点，中韩日三国关系的展望应当是以和平为基盘，致力于友好协作关系的发展。

　　然而为了使这样的展望具有现实性，必须克服几个问题：现实上讲，一个显著的倾向是世界各地陆续出现EU（欧盟）那样的共同体，然而唯独东亚地区没有形成独自的共同体。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因为一直到前近代，这些国家都在同一文化圈的基点上拥有长期的交流关系。但是，我们似乎看不到中韩日三国人民共同认定的一个未来愿景。其根本原因，就在关于历史认识的差异性。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就无法正视现在，那么拥有共同的未来也就变得难上加难。近代东亚历史的受害者见证人已存世无多。不要说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乱象丛生，就是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认识上，也同样有着对立的观点。最最明显的例证，见于各国关于壬辰倭乱的相异名称。作为常识，谁都知晓解开历史纠葛的智慧必定始自加害者的反省。遗憾的是，在东亚却没有看到加害者真心的反省和被害者业已释然的历史。在日本，当然也有富于良心的学者和市民反省的呼声，但媒体喜欢报道的却仍是政治家缺乏历史常识的公开发言。总之没有日本的变化，创出面向东亚未来的共同愿景便无从谈起。为了开创真正的东亚时代，首先需要的正是日本历史认识的变化。同时作为邻国，也不要简单地一味责难日本，必须持之以恒地、以理性的姿态促使日本发生变化。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靳大成教授为本采访所做的联络，感谢外文所魏大海教授为采访所做的翻译工作。）

　　作者：叶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