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墨翟与耶稣》

引子

吴雷川，(公元1870—1944年)，本名吴震春，浙江杭州人。1898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1906年任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校长。1910年授翰林院编修。1911年后，曾担任杭州市的市长。1929年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

吴雷川不但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华人教会中思想激进的神学家。他1915年接受圣公会的洗礼，此后一直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并发表学术论著和文章。由于他早年受过极其严谨的儒教教育，甚至考取了旧时科举的最高功名，因此神学思想不免带有“儒耶并举”的倾向。吴雷川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沟通交流，并且以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来改造当时处境下的中国基督教会，故其高举耶稣“人格”（人性）而摒弃“神格”（神性）的激进神学也经常与正统教会界造成冲突。

要比较清晰地解读吴雷川的“折中主义”神学是不容易的。因为吴氏特别的个人经历，注定了他在会通儒耶方面，绝对不可能走早期耶稣会士或者利玛窦式所谓“超儒”“补儒”“合儒”的模式。如果说一定要下个定义，笔者倾向于在吴雷川的观念里，“援儒入耶”可作为其“人格基督论”在陈义上（耶稣）和实践上（孔子）的两极。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同时代的吴耀宗、赵紫宸、谢扶雅等“海归派”，吴雷川属于没有留过学的“本土派”（当然还有王治心等）。因此吴雷川对于《圣经》的援引和对基督神学的了解，只能通过极为有限的中文译作。这一方面造成了他对当时西方主流神学的陌生（客观上也使得他对西方语境下传教士带来的教会模式和神学有很大抵触），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以中国式的处境去诠释基督教这种异质文明，并有自由去开拓一个本土化神学的视域。其论著《墨翟与耶稣》即是代表作。

本文非学术论著，在下亦不擅史料报告，只在于提出几条相关史料，用以检视彼时中国基督教会“人格救国”运动的另一个侧面，以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为例，侧击当时教会讨论及面对的议题以及吴雷川“人格基督论”的其中一个进路。其中不乏揶揄的语句，敬请谅解。

第一个侧面 关于《墨翟与耶稣》

吴雷川曾写作和出版过三部专著，分别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26年）、《基督徒的希望》（1929年）和《墨翟与耶稣》（1940年）。其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可目为吴雷川神学体系的奠基之作，之后两部也大体延续这个进路。不过若论到吴雷川式的“人格基督论”，则不能不提《墨翟与耶稣》。相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综论式和《基督徒的希望》的灵修式，《墨》可谓是创新性的第一次将东方的墨翟和西方的耶稣之人格精神并举而作的专论。耶墨二人作为普世最为彪炳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楷模，第一次被中国的基督教界人士专门拿来做跨界的对比论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墨翟与耶稣》就值得人们研究。因为在吴雷川之前，确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论述到耶稣和墨翟的人格，但都是以教会之外的人士为主。

除了序言和结论外，该书大抵就是分成两部分：论述墨翟的有《墨翟略传》和《墨翟思想的研究》；论述耶稣的有《耶稣略传》和《耶稣思想研究》。该书的编排是采取耶墨分置的形式，在墨翟的部分不谈耶稣，在耶稣的部分不谈墨翟，各部独立成章，不同于他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屡作多家要旨的诠释和对比，故显得比较简单，当然体例也更清晰。

在吴雷川之前，教会界另一位重要人物，与吴雷川有相似学术背景的王治心就已写过《墨子哲学》。王治心对墨子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两位“本土派”的教会人士一前一后都关注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家传统之外的墨家思想，可见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作为中国墨家思想代表人物的墨翟，和西方基督教核心人物的耶稣，是有一定共通之处的。而我们也注意到了，大凡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教会内外所兴起的“人格救国”运动，都不乏将墨翟和耶稣的人格相提并论的语调。因此可以说，若论到中西文明即儒耶的会通（整体），则必然是“儒家——基督教”式的；而论到人格救国或者人格救世（个体），则“墨翟——耶稣”的搭配反而比其他儒家人物如（孔孟荀曾）更常出现。这一点并不多为学界所注意。

第二个侧面 关于墨翟

为什么吴雷川独独将中国传统文化支流的墨家创始人墨翟的人格提出来与耶稣进行比照呢？这就不能不提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界的“人格救国”运动。吴雷川是这场运动的主力之一，《墨翟与耶稣》可作为其在这场运动之后的发声的延续。

自1921年4月12日，余日章首次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提出“人格救国”之后，该理念即成为教会界的一种思潮。面对之后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人格救国”更成为一批基督教知识分子改革教会的大略和护教的一种手段。至1923年10月20日，时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演说《国民要以人格救国》的演说为止，“人格救国”说算是从个人修身的层面逐渐进展到探讨政治革新的地步。虽然孙文的演说不能代表彼时中国政界对于“人格救国”的一种主流态度，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以耶稣基督“人格”入手改造国民性的尝试，已经扩展到教会界内外。同样面对延续数年之久的“非基运动”（外部）和本色化运动（内部），人格救国论可属教会面对危机与挑战所做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折中主义的回应。这种回应不能说是自吴雷川始，然当属吴雷川最为积极。

吴雷川为什么挑选墨翟作为耶稣人格的对应物和投射物呢？如果我们参考同时代的民国知识分子对墨翟的评价，可见端倪。

墨家之学，融古今世界于一兼，由是树起兼爱之说……其道之广大精微，与释迦之无缘大慈符合；而舍身救世之精神，尤非他家所及。

蒋维乔《墨家集解.蒋叙》

墨子之道德，非孔老所敢窥视。

章太炎《章太炎文集》

人爱也是中国的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

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

陈独秀《新青年·答李杰》

吾尝说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固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墨子根本义有肯牺牲自己。

梁启超《墨子学案》

墨子是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毛泽东《答陈伯达之墨子的哲学思想》

这些只是民国学人关于墨翟（墨家）评语的部分摘录。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中国学界同样兴起了一波“墨学复兴”的浪潮。这是继清末朴学大师如孙诒让撰写《墨子闲诂》之后，又一次集体地引起了国人对这门中断千年的绝学的兴趣。以上所引的部分言论，都为49年以前各个阶层和党派的知识分子对于墨翟（墨家）的评价，大抵都是正面的。而如果对中国墨学的学术史有跟进的学人，都会很明显地发现，第三波墨学复兴的浪潮，几乎和中国基督教教会更新运动的时间相互吻合。对墨翟其人持高度评价者，既有教会内部人士，也有教会外部人士；甚至有非基运动的主力，如自由派知识分子、共产党知识分子等等。若说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有哪一个人物能够担当如此“跨界”的支持和同情，恐怕除了墨翟之外难作第二人选了。吴雷川是稔熟中国学术史的儒家基督徒，所以笔者揣测是否其在自己的“人格救国”的理论背后，也有同样的对于墨翟人格精神的一种共同体认？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内部一直为“反帝反封建”的潮流所裹挟。反帝，即反帝国主义。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于“非基运动”中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替罪羊；而另一端，反封，即反封建主义，则在革除旧习、提倡文明上，自然孔教也成为了新文化的标靶。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之下，基督教和儒教，都是作为民主与科学的对立面，虽然投之的批判角度不同，却也全都遭到了很大动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儒家基督徒”的吴雷川而言，“援儒入耶”是缺少充分必要的条件的，尤其是对其“人格救国”的去耶稣“神性”而着重谈“人性”的神学方法论上，更难提供太大帮助。故，墨翟（墨家）被适时提出，很可能契合了这个时间点。从学术角度和思想源流上，历史上的墨家一直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存在，而墨翟的人格精神又与耶稣如之相似；从现实层面和哲学范畴上看，墨家、基督教有别于儒家“等差之爱”的“兼爱”和“博爱”，又符合吴雷川以人格精神改造落后国民性的需要。最后，本质上，吴雷川的神学是“进化论”式的，其对共产主义式的“均贫富”或者建立人间天国并无太大恶感，那么基督教和墨家对于平等、鬼神、天国的相近论述，就比较接近吴雷川的口味了。

第三个侧面 关于耶稣

吴雷川的“人格基督论”，学界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笔者亦无须再添几笔赘言。不过有几条史料，是与《墨翟与耶稣》有关的，特别提出来，以佐证下文的一些论述。

在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他有关于“耶稣为基督”的论证，即“耶稣为基督，犹太人的王”，可以等于儒家中的“天子”、“圣天子”。并且，“耶稣一生以及他的受死而成为完全的人格，都和他为基督这件事有重要关系”。对于吴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寻找对应和投射以去耶稣神性而加强人性的做法，其同事赵紫宸给予了批评：“耶稣对因为神子的觉悟，耶稣与上帝密切的心心印证的宗教关系，耶稣与前古先知的宗教使命，吴先生皆毫未提及。”

吴雷川并没有直接给出回应。在之后的《墨翟与耶稣》的《耶稣略传》中，他如此概述耶耶稣的生平：

耶稣生于犹太人渴望民族复兴的时代，幼年抱负大志，壮年时开始在社会作种种活动，凭着热烈的宗教信仰，要成就改造社会的事业，历年不久，受反对党的陷害，被钉于十字架而死，他却因着死而完成了伟大的人格。

在吴雷川的诠释里，不存在为“神子”的耶稣，只有作为宗教家的耶稣或者革命家的耶稣。所以吴雷川对耶稣人格的认识，没有多少神学上的考量，而是纯粹人本主义的。作为一个“人”的耶稣，之所以能达到吴雷川以“人格”来“致用”的效力，在于他符合了儒家传统里“成仁成圣”的标准，甚至有所超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孔子孟子是理论，耶稣却是实践了的”。

这也是吴雷川在神学上最为正统主流教会所批判的地方。我们当然不能把他的“人格基督论”完全视为功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考虑，不过，他去“神性化”的基督论，也确实容易造成以“宗教性”代替宗教的后果。他“更信基督教与其他各种宗教，乃是各派学说，都是同源，在大本上并无违异。将来必要百川归海，普世同风”的调和式的折中主义，确能回应教会在激烈变革时代须负担的责任，并推促教会在社会改革和爱国主义上做更多工作，然而却也容易消解基督宗教作为普世宗教的独特性，偏离基督福音的核心信仰。也因着这种“基督论”和“教会论”的神学取向，使得在他的观念里，儒、法、墨、道、佛、耶都是差不多的，只要能改进世道人心，耶稣也好、墨翟也罢，都可拿来利用。

第四个侧面 关于时代背景

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的自序中说到：“我于墨学虽素少研究，但对于耶稣的生平却自以为稍有心得，所以就贸然应允了”。 笔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墨学研究的学者，如果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看，或者从墨学研究的层面来看，客观说来，吴雷川对于墨翟或者墨家思想的认识表现出惊人的肤浅和无知，其中充斥着学理和考据上的硬伤自不多说，通篇几乎是以梁启超的墨学启蒙读本《墨子学案》以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据堆积而成。《墨翟略传》和《墨翟思想的研究》主要的笔墨投注于描绘墨翟“兼爱”“非攻”的和平精神，墨翟的“止楚攻宋”也被简单等同于耶稣的钉十字架。吴雷川对于墨翟和耶稣的人格的处理，基本上不诉诸于学理而是事例，“牺牲精神”在吴雷川的耶墨人格精神论里被简单地合并同类项。若从墨学界的标准而言，该书基本没有多大价值；若从跨文化的对比来看，墨家和基督教也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性（因为已经中绝的墨学作为文化支流，本身不具备足够当量和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在同一平台进行对话）。

按其自序言道，该书本为受青年协会吴耀宗之托所作；另外，该书的前两章，也就是关于墨翟的部分，在华北事变之前就已写成。可见吴雷川欲意将墨翟与耶稣同题论述的想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考虑。相较于自己最稔熟的儒学，吴雷川将如此之大的精力投注于自己并不熟悉的墨翟（墨学）身上，不免显得勉为其难。然而其背后的动机颇值得玩味。这也和彼时中国基督教界自身的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的挑战以及吴雷川自己的神学思想的发展有关。

上个世纪前叶的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到九一八、华北事变，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吴雷川寄望于耶稣基督的人格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动力，“原来基督教的根基，就是耶稣的人格，而中华民族复兴唯一的需要，乃是造成领袖的人才”。并希望“在此国家多难之秋，青年志士必当以墨耶二人之言行为法，努力预备自己，使己身能成德达材，为国家效用”。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以“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而不是拯救灵魂）；“基督教既是革命的宗教”（而不是改良的宗教）的激进主张来参与时代浪潮。

而自22年至27年的遍及中国大江南北的“非基运动”，亦给吴雷川的思想带来很大的震撼。非基运动首先起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非基的立足点大都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直到后来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非基同盟”在其纲领性文件《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说道：“现代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这场影响广泛的非基运动，逼迫教会由内至外进行改革，最主要的是“本色化”运动，即“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故而，摒弃童贞生子、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等宗教遗传和超自然因素，带之以耶稣有血有肉的人格精神以及博爱牺牲的济世情怀，则变成了部分教会界人士用来弥合与知识界的裂痕、消解社会的不满情绪、撇清“反智主义”干系的一种折中的调和的护教手段，用以投身社会福音运动。吴雷川热烈拥抱这种观点，他也在寻找一种所谓“理性”的、“合理”的基督教，“神迹奇事都不能使我相信，但其中有许多的教训实使我佩服”。

最后，笔者注意到吴雷川在《圣经》诠释和神学立场上存在很大的主观性。赵紫宸也曾提到吴雷川对于材料或者文本的截取带有极强主观色彩。前文已经讲到吴雷川并不以西方传统上的释经或者神学为依据，他除了凭借固有的儒家文化做处境化的诠释以外，也根据当时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做出因应的调整和即时的变革。既然没有比救国、改造社会更为迫切的问题，那么基督教之于属灵意义上的范畴，如赦罪恩典，则基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当然，可能被转化为建立属世的“人间天国”）；既然“于其中选集材料，自不妨依照我们的观点以为取舍的标准”，那么也就难免对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即“历史性的耶稣”做出随意性的和个人化的解读了。

综上所述，《墨翟与耶稣》一书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大时代的需求，因在吴雷川心中的孔儒之道已经不足以补救本土基督教的偏弊，而不得不转而求诸于墨翟的人格，以期起“人格救国”起死回生的效力。须知，《墨翟与耶稣》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940年，中国已经陷入抗日战争的泥潭，而距离非基督教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也相去十多年。“人格救国”的口号已经被淹没在时代浪潮之。重提墨翟与耶稣，无异于期望重新唤起国人更新人格奋勇向前的信心和志气。

第五个侧面 关于“墨翟与耶稣”

墨翟与耶稣，在《墨翟与耶稣》中，是如何被吴雷川联系在一起的呢。吴雷川坦承是“由于宗教与社会主义”。又墨耶并举有何意义呢？吴雷川认为是“墨耶二人的理想与其人格如何为现代中国所需要”。至于墨耶二人如何相近，吴雷川总结有以下四点：

一、出身。墨翟和耶稣都是木匠之后，出于平民阶层。其出身决定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墨家学派的对立面是春秋贵族阶级，耶稣的对立面则为犹太祭司阶层。

二、爱。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基督教提倡“博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都是对儒家“等差之爱”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

三、义。墨翟说“兼相爱交相利”，“义利也”。耶稣说“上帝爱世人”，又称上帝为“公义的父”。

四、勤与俭。庄子描绘墨翟学派“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以自苦为极”，墨翟被历代赞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表率。而耶稣为传天国福音，不辞劳苦，“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二人形象与统治阶级的奢侈和淫乱形成鲜明对比。

基本上，这就是对墨耶二人伟大人格精神的概述。而吴雷川也希望中国青年能以二人精神为指向，努力改造自己人格。若单论墨翟与耶稣二人，作为一学派（宗教）的创始，其言其行，自然是曲高和寡了。而将其人格作为垂范的榜样，加以效法，似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墨耶二人都是不满意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的现象，因而有改造社会的宏愿”，一如墨家独立于儒门，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一般。耶墨的理想与吴雷川的愿望远隔千年遥相应和。耶墨并举大扬其人格的意义之于中国基督教，恐怕还不仅仅局限于塑造一个精神标杆或者道德高地，更是当时当下教会内部的一部分激进人(如吴雷川）所能想象的一种社会改造的方法。

结论

《墨翟与耶稣》算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界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基督人格的专论。“以救世为前提”，以“墨耶二圣之心理相同”为基础撰写的《墨翟与耶稣》，最后的反响并不如刘廷芳在该书序言中所预计的那样大。而“人格救国”微弱呼声很快也被随之而来的民族危机所淹没。吴雷川作为一个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家教育的基督徒，以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希冀基督教能够以符合国情的方式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其努力不能不说是艰苦卓绝。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及个人对《圣经》误读，使得其调和式的折中主义无法在教会界或者知识界取得基本共识。无论是从整体上（文化层面）的儒耶对话，还是个体上（人格精神）的墨耶并举，都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从吴雷川后期越来越激进的神学思想可以看出，吴式范本的“人格救国论”和其他很多教会人士的“人格救国论”，都是不足以成为一种系统化的范式化的神学思想，只能是因应性质的处境诠释。很快，民族解放的高潮就来到，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剧烈的社会动乱。吴雷川本人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年过世，也就是《墨翟与耶稣》出版后的第四年。之后，“人格救国论”就如同末日余晖，渐渐衰微接近于无。

《墨翟与耶稣》是吴雷川为中华民族开具的一剂药方，无论其是良药也好，毒药也罢，总之垂垂老矣的民国终究是没有下咽。吴雷川可能更希望这是一剂猛药，但在笔者看来，既缺乏神学根基，又不能契合国民文化的折中主义，其结局只能是沦为一剂一厢情愿的枪药，纵使看起来药效很猛，但对于有病的“躯体”而言，是只能“振奋”而不能“根治”的。更何况，根本没有下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