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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塞尔维亚关系（塞尔维亚语：Односи Србије и Кине，罗马化：Odnosi Srbije i Kine）是指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塞尔维亚的前身南斯拉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即予以承认，但是在苏南交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导致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虽然在苏南两国关系初步缓和后，中南两国于1955年1月2日正式建交，但是两国关系依然十分冷淡，并于1958年因南斯拉夫抵制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首一事再次交恶，一直持续到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狄托访华后才重新恢复两国联系，但在1989年因南斯拉夫在六四事件中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两国关系再次受到影响。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两国关系逐渐回暖。2017年武契奇担任塞尔维亚总统后，两国关系更加亲密。

目前中国在贝尔格勒拥有大使馆，并在普里什蒂纳设有一办公室。而塞尔维亚在北京拥有大使馆，并在上海设有一总领事馆。

由于与苏联的关系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使中共的对外政策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自1947年冷战开始以来，中共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受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随着苏南两国矛盾和分歧的公开化，导致夹在两国之间的中共地位渐趋重要，一度成为苏南双方争取的对象。1955年到1958年苏南两国关系短暂缓和，促成了中南两国正式建交。然而随着1948年和1958年苏南分歧的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倒向苏联，使中南关系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南两国关系的中断和恶化。

1945年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南斯拉夫代表交流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并通过英国共产党人向南斯拉夫共产党转交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报告。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史达林的一封电报中提出要一并借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建立今后的政体。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可以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1948年初，在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进行了交流，向章汉夫提出是否有办法前往中共解放区。以上举动表明中共领导层曾经试图与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二战后新出现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以争取更为广泛的支持和援助。

1948年6月，南斯拉夫正式与苏联决裂。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白热化阶段，苏联加大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力度，并派遣大量专家指导中共东北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使中共作出了完全倒向苏联的决定，在苏南论战中公开指责南斯拉夫。中南两党关系就此走向破裂。

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在苏南冲突中支持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谴责南共「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声称南共「陷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中共中央决议公布之后，立即要求各地党委大力贯彻学习1948年6月由情报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11月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总理狄托随即指责中共「奉莫斯科的旨意」对南斯拉夫酝酿挑衅行动。中共由此开始根据苏联的定论将南斯拉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南修」。南斯拉夫则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中国教条主义者」。

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向史达林转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服从并随时准备坚决执行苏共的一切决定」的态度，声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会站在苏联一边」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批评南斯拉夫狄托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指责南斯拉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干扰」，且指出狄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一样，是阴谋家，叛徒和变节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后，南斯拉夫方面于10月5日发出电文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全面倒向苏联而拒绝与之建交，两国关系由此中断，南斯拉夫因而转向继续外交承认中华民国，但未与中华民国正式建立邦交。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在12月1日第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塔斯社11月29日播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通过的谴责南斯拉夫狄托当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等三个决议的新闻， 并于12月4日全文发表了这三个决议，刊出以《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为题的时评。文章指出：「我们热烈拥护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坚决反对狄托集团。我们号召一切共产党人随时随地以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己任，反对一切背叛马列主义的反动罪行，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1950年10月，南斯拉夫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参加韩战是「服务于苏联教条主义的霸权利益」，攻击中国「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内政」，同时斥责中国积极执行苏联的「反南政策」，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禁运。

1952年中国国内开展大肃托运动，南斯拉夫被当作托派典型加以批判。《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共中央「企图把自己的托洛茨基式政策强加给相邻的较为弱小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将阿尔巴尼亚的亲南派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托称为南斯拉夫当局安插在阿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

1954年越南人民军在中国驻越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南斯拉夫称奠边府大捷为「不善意的姿态」，指责中国「秉承苏联的旨意」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来使用。

195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雪夫访问贝尔格勒会见狄托后，表示同意中国方面与南斯拉夫方面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已经外交承认中华民国长达10年，狄托最初表示南斯拉夫不打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关系，但为向刚刚关系有所缓和的苏联示好，最终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大使。两国于当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南斯拉夫暂停了在国际场合下攻击中共的立场。

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狄托公开支持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并在苏联出兵匈牙利后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狄托认为匈牙利革命是「进步分子」的反抗，提出了是「南斯拉夫模式」得胜，还是「苏联模式」得胜的问题。此举遭到积极支持苏联出兵的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之后狄托为维持与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刚刚缓和下来的关系，又改口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实属必须」。

1957年11月7日，南斯拉夫方面故意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并拒绝在当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上签字。1958年4月，南共七大上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否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观点。赫鲁雪夫对此极为恼火，指示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进行批判。5月5日，《人民日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之名，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该社论继续肯定了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把狄托称为「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随着苏南两国再次爆发冲突并不断升级，中南两国互相撤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只留临时代办处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在往后的各种国际场合下，中国代表往往与苏联代表同时退席抗议南斯拉夫方面发表的反苏言论。南斯拉夫由此开始重新奉行全面反华政策，中南两党亦在意识形态方面公开论战。

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爆发，狄托抨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是「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亚洲和平」。1958年9月起，南斯拉夫的代表曾多次在东南亚的国际会议上与中华民国的代表接触，希望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以对抗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可以为中华民国提供军事援助。随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再次破裂，南斯拉夫再次改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大量在政府刊物上刊登中华民国国旗、把中华民国称为中国、以中国总统称呼蒋中正。然而出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提防，中华民国始终没有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拒绝与南方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对此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孤立南斯拉夫、排斥南斯拉夫参与国际事务的政策。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南斯拉夫《政治报》、《战斗报》等报刊称西藏是「独立国家」，认为中共「彻底剥夺」了给予西藏的「自治权」。狄托公开指责中共政府实行「大汉族沙文主义」、「违反马列主义有关少数民族权力的原则」，声称「北京屠杀藏族」、「西藏有自决权争取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单位」。

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同年5月，美国空军一架U-2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狄托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制造了大规模纠纷」，此举遭到支持苏联立场的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同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于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会议声明中明确谴责南斯拉夫政府的内外政策。

1961年11月，南斯拉夫政府邀请中华民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在贝尔格勒举行的第一届不结盟运动会议。国民政府代表团为此公开向南方表示感谢。此举进一步激怒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随即谴责南斯拉夫政府「充当美帝制造『两个中国』的可耻工具」，称狄托为「已堕落到相当可耻的地步、但还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无耻叛徒」，并警告狄托当局：南斯拉夫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必须立即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否则将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962年7－8月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南斯拉夫：「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同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南斯拉夫站在印度一边公开指责中共。狄托声称，「中印两国的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中国却企图用武力修改与印度的边界，这是对印度的侵略」。对于中印两国问题中的西藏因素，狄托表示：「尼赫鲁总理作为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人士，是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团结的对象。我们坚决反对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其在印度国内地位的行动」，「西藏与印度毗邻，其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西藏问题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不慎重造成的，而中国却为了西藏与中立的印度发生冲突，实乃不智之举。」 「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好战的中国教条主义者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南斯拉夫为讨好印度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公然要求中国放弃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并不惜挑拨中国与苏联为首的全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分暴露了其无耻叛徒的本来面目。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猛烈抨击狄托。这篇文章不仅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而且毛泽东还对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文章除谴责南斯拉夫政府「充当反苏、反华的急先锋」外，还列举了南斯拉夫政府自1953年到1963年所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扶持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法规，认为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实施，不仅使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且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文章说，这是南斯拉夫「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1967年1月，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处派出秘密警察冲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拘捕并殴打馆内临时代办等外交人员。中国外交部向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外交人员，并向遭受殴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且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中方提出抗议和要求后，被扣押的外交人员很快被释放。一批遭狄托当局通缉后流亡某西欧国家的南斯拉夫人于当年2月4日给中国政府去信，表示谴责南斯拉夫政府这一公开的反华行动。3月29日，该信全文被刊载于《参考消息》。

1968年欧洲爆发六八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干涉而失败后，狄托欲派遣爱德华·卡德尔访华。然而出于意识形态以及自1940年代末开始两国积怨不浅的原因，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南斯拉夫政府作出任何妥协，拒绝接待任何南斯拉夫领导人，因此两国关系未出现任何改变。《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0日第五版连续发表《修正主义的统治长不了》、《「学生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联合起来」》和《狄托集团倒行逆施，青年学生苦难重重》三篇社论，在8月27日第五版也发表了题为《看狄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是个什么东西》的文章，指名抨击狄托当局。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狄托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当时正值华国锋时期，中国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积极发展与南斯拉夫的关系。[2]

1989年六四事件中，南斯拉夫政府公开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国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出：「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1991年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继承了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于科索沃战争期间支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3][4]，对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非常不满[5]。中国反对北约干预科索沃事务，担心鼓励在西藏或新疆的分离主义[6]。由于中国长期在科索沃等问题上支持塞尔维亚，加上两国多有合作，中塞两国也被形容为「铁哥们」。[7]中国外交部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表达严重关切[8][9][10][11]。同时也为了与俄罗斯保持一致，中国至今仍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总体而言，20世纪后半叶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并未影响当今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2009年，塞尔维亚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战略伙伴。2016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2]

2016年中国同塞尔维亚签署普通护照互免签证协议，并于2017年生效[13]。

自2017年武契奇担任塞尔维亚总统后，中塞两国关系愈发亲密，塞尔维亚更是积极参与了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的建设。[12]

2020年初2019冠状病毒病在欧洲爆发后，塞尔维亚与中国积极合作。[14]中国向塞尔维亚提供医疗物资，并派遣专家前去协助抗疫。[15]2022年4月9日，中国的军用飞机向塞尔维亚运送了常规军事物资[16]。

塞尔维亚与中国于2009年8月签署战略伙伴协议[17]。协议内容广泛，包括互相尊重领土统一、为贸易、文化、技术、科学交流等[18]。

2016年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2]

2020年4月8日，塞尔维亚政府与中国政府、华大基因签署合作协议，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签署并发表感谢[19]。双方计划在贝尔格勒和尼什落成两座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两座实验室每日最大检测量为3000份样本，大大提升了塞尔维亚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7月30日落成第二座实验室时，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亲自访问实验室[20][21]。2021年2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专家组和中国华大集团专家授勋，以感谢他们在塞尔维亚抗疫工作中的贡献[22]；其中授予帮助塞尔维亚修建「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的华大集团专家「一等塞尔维亚国旗勋章」[23][24]。

2021年4月6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该国东部马伊丹佩克市鲁德纳格拉瓦村卫生防疫站接种第一剂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25]。

中国是塞尔维亚在亚洲区域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1月至8月两国双边贸易额8.4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6.2亿美元，进口额2.2亿美元，同比增长42.6%。[26]塞尔维亚主要向中国出口天然橡胶、橡胶产品、机械设备、软木、木材等。而中国则主要向塞尔维亚出口机械设备、制造业产品、衣物、鞋制品、纺织、化学品及大宗物品。

2014年1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塞尔维亚，并参与了卜平大桥的通车仪式[27]。

2021年2月14日，中国与塞尔维亚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制度互认协定，中塞双边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继续提升[28]。

两国根据1957年6月7日在北京订立的协定维持教育及文化的合作。孔子学院在贝尔格勒在2006年8月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