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规划贡献新血液，张鸿雁教授理论观点独家整理

文章摘要：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往往缺少一种理论认知前提，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高发的状态下，进一步认识城市化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及相关问题的社会属性尤为重要。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认识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这一理论认知模式对于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变迁”之中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这一理论研究对于减少城市化建设中的失误不无裨益。

内容节选：未来10-25年左右是“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6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一，这一巨大变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是，由此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民流动问题、土地合理利用问题、城市拥挤问题、区域整合问题、地区差异加剧问题、城市人行为失范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社会阶层变迁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房地产问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社会问题也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隐性到显性、由局部到区域的发展态势，而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对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策准备并不充分。因此，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挖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并在操作层面积极寻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对策，显然十分必要。

以上是对于张鸿雁教授近年来从事城市研究、城市规划行业提出的一些观点的梳理和总结，关于理论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搜索相应的理论。 

当然，从理论设计到实践落实，这一点都不简单，这个过程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也有很多突发情况也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确保理论的正确性。有人曾经对比过中国规划者与美国规划者的不同，美国的规划者的优势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念上的分析，然后产生碰撞得出最优方案，而中国的规划者们动手能力特别好，出方案快，图画的好，但致命的是缺少文化底蕴，缺乏理论支撑，缺乏规划价值观，当然这也只是部分人。  

当然，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 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可以解释——像深圳这样一个3000人的小渔村发展成近1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如何在理论上给予解释？他们国外关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别的国家也可以效仿？如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而我们中国关心的是如何减轻城市的压力，疏散城市的人口？  

我们笑了，我们哭了。  

一个好的城市的文化理论，不能代替一个城市的好理论！张鸿雁教授说。  

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全新的思考和创意，规划者们从理论出发，同时必须创造出个性化的城市理论，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契合这座城市的理论，找到这座城市的定位，创造出属于它的城市文化资本，这才是“城市规划”。   

我们都在为建设美好城市而努力，为创造美好生活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