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与文献记载的传承分不开的。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悠久历史, 其重要标志就是文献记载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 勾画出中华文明进程生生不息的完整脉络。从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事迹, 到夏商周三代的沿革, 在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就有记载, 而后代关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现也不断地证实前贤记载的准确与可靠。从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到汉代竹简、帛书, 再到后代汗牛充栋的写本、抄本、印本, 从先秦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数千年间, 在中国大地上书写、刊刻或印刷的书籍浩如烟海。学术界通常把这些书籍称为古籍。据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博物馆等逾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历代汉文古籍之基本品种、主要版本所进行的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 第一次摸清现存中国古籍约20万种。这些古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是中华民族文化主要的物质载体, 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保护好、整理好这些古籍, 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具体举措, 而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尤为重要。 

　　由于年代久远, 古籍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 在时代背景和语言叙述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要扫清阅读障碍, 就必须对古籍进行整理。古籍整理包括为使古籍更便于阅读和利用而做的各种形式的学术工作, 也泛指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石刻、文书、档案等古代文献的整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 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和领导下,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得到了持续发展,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发展繁荣问题, 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主题, 为以古籍整理、研究的出版为工作重心, 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保护、传承弘扬、推介普及为使命的古籍出版人, 提供了根本指引。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当下的“热需品”,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物亦是持久热销。 

　　一、一代有一代之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 

　　中华典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代古籍出版人, 首先要做好中华典籍文献的整理传承工作。 

　　对现存古籍和基本古籍文献的整理, 历来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心。据统计,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 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约有二万余种。加上民国期间整理出版的古籍约一万种, 已经整理的古籍总共也就三万种。以古典文学作品而言, 总集从《诗经》《楚辞》以下的各个朝代各种文体作品基本上都有整理本, 除了前人编的《全唐诗》《全唐文》等有标校或断句本外, 今人新编的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全元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戏曲》《全元散曲》等;别集较好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诗文评论方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小说方面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戏曲方面有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以历史典籍而言, 著名的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等。虽然重要的古籍多已整理出版, 但还有遗珠之憾, 尚有不少有重大价值的古籍亟待整理;而且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步, 即使已经整理过的古籍,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也有修订甚至重新整理的必要。所以,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 随着时代发展, 一些原先零星的出版题材, 渐渐蔚为大宗:近二十年来, 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 考古研究不断深入, 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和整理出版的热点, 并有力地推动早期中国史的研究。 

　　一些新的或者以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题材, 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中华文化曾长期居于世界主流文化地位, 不少中国典籍、文献, 藉由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传播到海外, 对传入国 (地) 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保存在海外的典籍、文献、文物, 有些已不见存国内, 有些优于国内所存, 有些或可补国内所存之不足。以政府档案、民间文书、社会契约文书、商业科技档案为代表的社会档案文献, 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晚清以来, 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学界泰斗, 以中国学术、中国社会转型为关注点的学术研究成果, 其价值越来越为我们认识, 并成为了新的“经典”。记载这段时间内国人救亡图存成败得失的晚清民国史料, 也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 

　　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古籍整理向数字化的转型:OCR文字识别技术的发展, 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古籍文字识读、录入的瓶颈, 将极大解放古籍整理的生产能力;大数据、互联网、云存储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推动了古籍数字化由最基本的文献阅读和检索, 向古籍整理的知识化服务迈进。 

　　顺应时代的新要求, 抓住古籍整理的新动向, 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颁布实施。《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这部《规划》明确未来十年古籍整理的五项重点内容, 即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系统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 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系统整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创新技术手段, 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 

　　二、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做好传统题材与当代题材出版的同时, 我们也要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工作, 即对中华优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创造性转化, 传统就是传统, 永远不会变成现实;没有创新性发展, 历史就是历史, 永远不会走向未来。 

　　我们认为, 创造性转化, 要让中华传统典籍由纸质的、外在的形态, 转化为“嵌在学生的脑子里”、嵌在当代中国人的脑子里, “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2016年开始, 古籍整理资助基金增设年度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项目专项资助。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的年度评选, 也专设了普及奖。2017年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各省市区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大力强调传统文化建设, 突出地方文化优势。我们要因应这一要求, 一方面大力开发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教材、教辅和课外读物, 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古典诗词、国学经典读物、书法和乡土教材等。另一方面, 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 越来越成为当代读者的自觉追求。我们应该出版更多、更优质、更适合当代读者阅读习惯的经典普及性读物。 

　　我们认为, 创造性转化, 是对传统文化表现方式进行创新。我们应当在内容上、手段上、方法上大力创新, 找准与时代的对接点、与受众的共鸣点:运用新的学术观念、理念、语言, 对传统经典进行再诠释、再翻译;运用漫画、听书、音频、视频、在线互动等多种表现手段, 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代读者的距离, 让大众易读、乐读;增强出版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地面推广等之间的互融。岳麓书社《四大名著》 (名家演播版) 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由知名专家进行详细讲解, 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四大名著”内容;利用影响广泛的二维码技术, 对接名家演播音频和专家讲解视频, 使“四大名著”不但能读, 还能听、能看, 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立体化的阅读体验。 

　　我们认为, 创造性发展, 应当因应新的时代发展需求, 直面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中华优秀文化与其他文化碰撞交流中,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孕育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的当代共同精神家园。我们的古籍出版, 亦当更积极地参与这种创造化转化中去, 并及时地将这些创造性成果予以出版。 

　　我们注意到, 与之前“国学热”时“品读”“心得”类图书热销不同, 目前的“传统文化热”, 更注重对经典原本的阅读;中华书局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由年销售1万册左右, 到2015年销售近15万册, 再到2016年销售超30万册;修订版二十四史每次推出新品, 都受到读者的热捧……“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热播, 更是将这股阅读经典原本的热潮推向新高。“传统文化热”下, 读者对图书的选择更趋理性:“挑”整理者, “挑”图书版本, “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三百首新注》等经典选注本, 就一再脱销。 

　　阅读经典的习惯养成不易, 但一旦形成, 就会成为内在的、恒久的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 对经典原本的“热读”, 对传统文化图书的“阅读”热, 将成为中国国民阅读的“新常态”。 

　　三、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图书“走出去”历来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主力军:2012年首届“海外馆藏: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报告中,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包揽前三名, 2013年年度报告中,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依然位居前二。在随后的年度报告中, 受到出版品种有限的影响,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新入藏品种、排名均有所下降, 但仍名列前茅。如2017年, 中华书局以538个品种排第4,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343个品种排第12。必须指出的是, 两家出版社年度新入藏品种, 基本接近两家出版社新出版品种。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这些收藏单位大多为所在国的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其阅读群体大多为汉学家、中国学研究者、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海外华人, 以及一小部分中国文化爱好者, 中国传统文化图书对海外普通民众影响极其有限。 

　　近年来, 国家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工程。“亚马逊中国书店”上线, 销售范围覆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助力, 并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工作进行升级。 

　　一是更多地邀请输入国母语译者来翻译我们“走出去”作品。运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 尤其要充分运用当代媒介融合的优势, 综合运用文字、图画、音视频等多媒体方式, 让西方读者听得懂, 看得明白, 看得有兴趣。 

　　二是由以介绍浅层次文化、现实层面的文化为主 (例如中医养生、中国建筑、中国书法、中国传统风俗等) , 转向引领西方读者透过有趣的现实层面文化本身, 深入认识理论层面的文化。 

　　三是地域从以东南亚、欧美地区为主, 拓展到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全球范围。 

　　四是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因应着当代世界困境的“中国智慧”“独特思维方法”, 包括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等, 为新的文明复兴, 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我们当代古籍出版人要把我们整理的古籍庋藏在庙堂之上、书库之中, 一代一代保存下去;我们当代古籍出版人更要让它们走近每个普通人, 使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 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我们当代古籍出版人还要让它们走向世界, 让更多的外国人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 并为化解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当代古籍出版人的使命与责任, 我们当代古籍出版人也有信心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