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伟

如果从过去理解现在，那么这是一种 “历史思维的要求，即我们必须从某个时代自身来理解该时代，而不能按照某个对它来说是陌生的当代 标准来衡量它。”［2］( p. 298)这种典型的历史意识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中颇为流行，成为它们反抗黑格尔历史哲学有力的方法论武器。这种历史世界观反对从某个当代的自我意识去统摄整个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反对把人类有限的自我意识夸大为无限的理智，从而最终丧失人类有限的历史性的自我意识。在它看来，人类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最终决定了我们无法按照各种历史之外的标准来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必须在人类历史的现实进程中思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问题。这种普遍的历史世界观反对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形式的目的论历史观，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完美终极目的本身就是存在于历史本身之外的某种评判标准，不论这种标准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甚至是在现代。整个 19 世纪的历史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一种先天的非历史的标准，否认存在某种唯一的历史中心，反抗某种唯一的人类理想，拒绝某种普遍的历史概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真正普遍性乃是无限丰富的个体存在。“历史性地思考现在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它自身存在的权利，甚而具有它自己的完美性。”［2］( p. 25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作为这种普遍的历史世界观的代表，把无限丰富的个性现象看做人类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真正的普遍性，并且对那种一元论的历史哲学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从而成为秉持这种历史意识的思想家们追随的思想先驱。

但是，这种历史意识是不彻底的。它在反对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同时，也在分享着支配那种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即历史理念在历史实在中的某种表现。这种历史世界观认为，历史理念在历史实在中找不到任何完全和恰当的表现，那种把人类历史看做绝对理念的纯粹表现的思辨历史哲学应当遭到摒弃，反之，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建立在无限丰富的个体存在的历史经验之中。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种历史世界观分道扬镳了。这种历史意识在反对黑格尔总体形而上学的同时，重新立足于个体形而上学，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做无限发展的个性存在。一旦这种存在的个性在人类历史的变迁中展现出来，就具有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标准，并且与对其加以理解的人们相互脱离，就像作品与作者相脱离一样。虽然它们相对于作为理解者的我们是一种陌生的历史存在，但是，由于我们与它们都是同一生命的存在要素，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就像“我”和 “你”都是同一生命的存在要素能够彼此理解一样。只是不能按照 “我”的价值和标准去理解 “你”的价值和标准，应努力按照 “你”的价值和标准去理解“你”的个性和存在，这就是这种历史世界观所具有的典型的历史意识。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自身作为理解者本身就已经立足于历史之中了，我们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限的环节。因此，无论是立足于总体的形而上学，还是立足于个体的形而上学，都停留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假定之中，都无法使历史意识贯彻到底，这种 “历史意识实际上必须考虑自己的历史性。”［2］( p. 463)正如马克思所言: “只有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3］( p. 147)一旦我们回到 “真正的出发点”，不仅把我们所认识的对象看作是历史的，而且彻底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历史性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历史对象自身的标准去理解历史对象自身的存在，甚至这种所谓历史地理解就已经是现在地理解了。因此，与其说我们是从过去理解现在，不如说我们是从现在理解过去，因为所谓的现在无非是过去的延续，这种历史意识才是彻底的历史意识。

所以，在这种历史意识看来，“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p. 93)这种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 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是我们在 “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的 “既定的” “主体”［4］( p. 30)。这一主体的社会形式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历史完成的结果，是历史既定的结果。这种历史的完成，这种历史的既定，不是某种历史终极状态的呈现，而是历史将在更高层次上的开始。马克思正是在这里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划清了界限，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不是某种永恒的自然存在形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彻底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存在，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历史意识。“标准就是后果，我们确实看到，现行东西的意义正是由后继的东西所决定的。”［2］( p. 262)根本没有脱离开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标准，只有在人的历史效果关系中存在的现在，从现在看过去，就是从人类生活形式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因此，这种生活形式不仅是以往生活形式的 “历史的结果”，而且是今后生活形式的 “历史的前提”，无论我们去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还是去展现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们都只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中获得理解和解释。因此，这种彻底的历史意识要求人们直面当代的人类生活形式的完成的结果，从中把握其历史性存在的生成的本质。

二、彻底的唯物主义

人们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是因为对现在感兴趣。现在作为人类历史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使得贯彻历史意识的唯物主义方法和脱离历史意识的唯物主义方法截然对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半截子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区分才最终确立起来。

马克思所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式，最初是作为确立起来的机器大工业社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他曾生动地描绘了呈现在现代工厂中的图景， “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1］( p. 438)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当下形式，为了思考人类生活的以往历史形式，必须首先思考人类生活的当下形式，并对这种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形式进行科学分析。这种科学分析一开始就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直接面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一现实物质形式，因此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离不开与这种物质基础打交道的工艺学 ( technology) 。这种 “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 活 条 件 和 由 此 产 生 的 精 神 观 念 的 直 接 生 产 过程。”［1］( p. 429)与 “自然的工艺学” 相对而言，马克思把这种工艺学称之为 “批判的工艺学”。马克思甚至在这里直接援引了维科的话，明确指出写出一部 “批判的工艺学”更为容易，因为这部关于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毕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类史，所以，我们一旦去关注这部关于 “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关注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关注人的物质生产过程，关注人的精神生产过程。通过这样一部贯穿着历史过程的具体的唯物主义的工艺学，我们就能够把握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运动，并且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申出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各种不同历史形式。

与此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是，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 们 的 抽 象 的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观 念 中 显 露 出来。”［1］( p. 429)比如，关于机器和工具的区分，自然科学家们认为在于繁简程度的不同和动力来源的不同，即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 工具的动力来自手动力，而机器的动力来自自然力。如果仅就数学家或力学家各自的专业范围来看，也就是在纯粹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看，这个区分是正确的。但是，一旦这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并且把这种区分直接看做机器不同于工具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所在，那么他们马上就陷入到抽象的唯心主义的观念中去了。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探讨机器与工具区分的时候，机器发展的历史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而当他们开始讨论机器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机器与工具的区分与机器的历史发展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嘲讽。他认为，如果你认为工具的动力是人力，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早在古代就存在的牛拉犁应该也算做机器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生产显然不是机器大工业生产，甚至那种所谓的机器生产事实上已先于手工业生产了，这是背离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进程的。

因此，这种把机器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抽象掉的工艺学，都是非批判的。而 “批判的工艺学”必须正视机器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由此，唯物主义才能彻底地贯彻到人类历史之中，而历史意识也才能彻底地落实在物质基础之上。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彻底的历史意识，这种批判的工艺学就是历史的工艺学。在 “批判的工艺学”看来，我们必须关注从运用工具生产到应用机器生产的历史转折点。尽管 “脚踏式纺纱机”还不是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发达机器，仅仅是手工业时期的机器，但是它已经不是工具的生产，而是机器的生产了。在这种生产中，首先发生变革的是直接接触加工材料的工具机，而这种工具机 “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也就是说，利用这种机器进行生产是整个机器生产史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整个生产过程开始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套机构就是 “机器”。机器的应用代替了单纯的工具， “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 动 力，机 器 和 工 具 之 间 的 区 别 也 是 一 目 了 然的。”［1］( p. 430)这套机构作为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作为一种和劳动对象接触的新的生产资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新起点。在这种所使用的新的生产资料身上，不仅发生了一场生产工艺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发生了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一旦这种机器创造出来，它就无法停顿下来，必须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为自己铺平道路。作为机器的一部分的工具机，还仅仅是 “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让自然力代替肌肉力，这样一来，机器的动力来源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机器的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的革命成为整个机器生产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推动着一个单独的工具机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机器形态。在这种机器生产中，机器所需要的动力来源越来越不是手动力，而是自然力。特别是随着自然力的应用，带动了自然科学的应用，力学的和化学的因素的应用，整个生产过程从经验的生产过程转变为科学的生产过程，从较低社会化生产过程转变为高度社会化生产过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历史发展过程也从简单的机器协作发展到庞大的机器体系，从机器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到机器本身的自我生产，到这个时候，整个人身材料已经合并到客观的机体上去了。在整个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不断地更新换代，而使用机器的产业工人只能按照这种机器生产的方式新陈代谢。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本质运动在这个可感觉的而又超感觉的社会之物中的自我表现，我们只有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使命。

三、历史的唯物主义

如果我们抛开过去存在的曾在，抛开即将到场的未来，无所谓当下。严格地说，当下还是对现在的现成的理解，其实现在无非是历史的瞬间，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曾在与未来达到一种交汇。正是在这里，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直接呈现出来，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得以全面地呈现。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 p. 33)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生活形式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既是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又是 “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的开启。由此，我们所面对的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有待发展着的完美的社会形式，而只是已经完成了的历史的社会形态。把这种社会形式理解为已经完成了的历史结果，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生活形式不再继续发展，或者已经无能为力; 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治疗的功能不容小视，这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发展中得到了实在的证明。但是，这种证明并不能成为支持如下断言的有力依据，即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 “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的历史判断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证明根本不理解这种历史判断所具有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含义。在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正不断趋近的完美社会状态，它仅仅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已经完成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如果人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 “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这种社会形式的历史性存在，认为这种社会形式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来看，这种合乎永恒的自然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因此，那些持这种判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 “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自然的。”［3］( p. 151)

在这里，这种历史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直接左右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甚至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我们不能把这种生产方式等同于永恒存在的自然规律，或者看做永远有效的文化价值，恰恰相反，这种 “等同” 和“看作”作为 “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关于 “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正是这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4］( p. 59)一方面在理论上，那种抽象或观念使得人们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把握，从而使其理论发展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在实践上，那种抽象或观念使得 “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因为这些观念也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利益产生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4］( p. 59)，个人现在不仅受抽象的物化的社会存在的统治，而且还受抽象的物化的社会意识的统治，甚至那些 “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作一回事”的人们，也受抽象的统治，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充分表明了持有这种想法的哲学家们现在仍受抽象的统治。个人彻底摆脱抽象的统治，不仅要批判这种抽象的物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要改变这种抽象的物化的社会存在关系。所以，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场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一场人类的现实解放运动，更是一场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解放运动，因为这种运动直接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使命联系在一起。

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并且最终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社会中完成。随着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这种应用所产生的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不断地呈现出来，同时，这种应用所提供的解决这种社会矛盾的物质条件也不断地呈现出来。在整个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科学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 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4］( p. 69)到了那样的时候，本来应由人从事的劳动就由物来代替人从事了，人就可以不受自然需要的束缚了，就可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了。因为到了那样的时候，劳动既不是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从事的雇佣劳动，也不再是人们按照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所从事的必要劳动，而完全是一种个性劳动———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而这种必然性是实现人类全面自由解放的最大障碍。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只是以不同的唯心主义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客观形式。这里，我们只要想想康德的自律概念就可以理解了。在康德那里，所谓的自律无非是一条出于自由原因性的法则，那种自由的形式是以排除直接形式的自然因果性为前提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人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改变这种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如果这种自然的必然性还没有消失的话，人还是达不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仍然是让人来代替物从事必要劳动。只有当物来代替人从事必要劳动的时候，在人类所必需的必要劳动中体现出来的以直接形式出现的自然必然性就消失了，因为这时人的劳动被物的劳动取代，人的自然需要被历史地形成的需要取代，人的非历史的必然王国被人的历史的自由王国取代。正是在资本的历史使命的完成中，人们不再受自然必然性的束缚，人们也不必从事大量的必要劳动，人们会拥有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发展时间，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逐步确立起来。因此，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绝对不能抛弃人的自然必然性的一面，要知道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始终强调自然的优先性。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唯物主义者，他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社会的世界历史性经验，扬弃了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对人的束缚，实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彻底解放。所以，人类的彻底解放无疑需要这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通过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获得了这种视域。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了能在已经经验到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中不断地实现着人类的彻底解放，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这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视域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2］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上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13

微信编辑：赵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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