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区分了堂吉诃德与阿Q？（堂吉诃德（上下））书评

堂吉诃德与阿Q为什么分别是西方与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典型呢？因为他们都反映了人的最根本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为什么前者是悲剧的崇高，后者是悲剧的渺小；前者的悲剧令人肃然起敬，后者的悲剧令人可怜可叹呢？如果人注定要成为悲剧主人公的话，那相信谁都愿意成为堂吉诃德，或以堂吉诃德自命，谁都不愿当阿Q，或自称阿Q。

如果没有弄清堂吉诃德与阿Q的区别，你去读德国古典哲学，会惊异的发现那简直是阿Q们的王国，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简直就是阿Q哲学体系。康德说什么“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贝克莱说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尼采说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好的书”……这不是阿Q式的白曰梦吗？但学术常识提醒我们：这不是精神胜利法，这是弘扬主体精神。

是什么区分了弘扬主体精神的崇高与精神胜利法的渺小？答案是，符号。堂吉诃德的精神世界是符号化的世界，阿Q的精神世界是未经符号化的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的直觉。堂吉诃德是个饱读骑士小说的绅士，他学识丰富，说话引经据典，一套一套的，只要不谈及骑士道，他完全象个圣哲，他的错误是“符号中毒”——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骑士小说让他食而不化，他的悲剧是一个伟大人文主义者的悲剧。阿Q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被抢毙画押时连个圈都画不圆，他的思维没有有经符号而成熟，永远停留在直觉阶段，原始阶段，幼稚阶段，他的所思所说所为，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他的悲剧是一个衰弱的老大帝国的象征。是庞大的符号系统，让堂吉诃德抱负远大，思想深刻，足迹踏遍了西班牙几乎每个角落，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性格的烙印，走过的历程壮观有如史诗，他至少没有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这是一种失败的胜利。救世济人的理想主义光环让他周围的现实显得那么萎琐而黯淡，理想主义者即使……也仍是高尚的，令人肃然起敬。而未经符号化的直觉思维，让阿Q目光短浅，思想浅薄，志趣低下，胸襟狭小，活动范围限于未庄一带，交往圈子限于王胡、小D、假洋鬼子之流，走过的历程局促有如散文，把革命当成了公报私仇，个人恩怨、蝇头小利、声色之快主宰了他行动的方向，在遭到不可避免的打击下他却陶醉于精神中的胜利，这种所谓的胜利就只能称它为胜利的失败了。

让未经符号化的阿Q作为衰弱的老大中国的象征，并不是意味着文盲太多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而是意味着中国文化没有实现符号化，或符号化得不够。发明了成熟的文字也不等于实现了符号化。比如表意的汉字比起西方拼音文字来，符号化程度要低得多。以符号学看来，西方拼音文字实现了作为符号的能指（拼音字母）与作为事物的所指（拼音字母所代表的意义）完全分离，初学者不查字典，无法由拼音字母猜出意义，符号已独立出来，自成体系，符号成为意义的主宰；而汉字由于以象形、形声、指事、会意为基本表意方式，作为符号的能指（汉字）与作为事物的所指（汉字所代表的意义）胶着在一起，初学者不查字典也可以从偏旁或字形猜测意义，所谓“秀才认字认半边”，符号没有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而成为意义的附庸。

文字只有在充分符号化以后，才能实现认识的充分的抽象化和概念化，也只有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繁杂而严密的永无穷尽的演绎推理，实现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步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理性形成了，近代科学产生了，近代工业革命爆发了，中西社会发展差距拉开了。没有充分符号化的中国文化，也能进行归类和体悟，但或失之简单，或失之浅近，或失之模糊，无法将知识进行严密的层层推演，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聪明，没有理性；也有技术，没有科学；也有真知，不成体系；也有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停滞，拿耕田方式来说，从秦朝到清朝，没有什么质的飞跃。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里的知识不是指《四库全书》里的知识，是指符号化的近代知识体系。崇拜符号力量的近代西方，尽管一度出现了“符号中毒”——计算机也免不了要闹病毒，像堂吉诃德般荒唐可笑，但一旦把什么问题都推演清楚了，就会抛弃哈姆雷特的沉思与犹豫，投入到浮士德的果敢的行动与无限的追求中去，创造出鲁滨逊的荒岛奇迹。到这个时候，康德的豪语“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才让人觉得不虚此言，因为人类主体精神的红旗已经光荣地插上了现实高山的峰顶。以后随着符号文明的高速工业化进程，自然已被人类的铁拳打得连连告饶，濒临一死，直到环保与生态运动兴起，才告消停。

汉字在中国被创造出来是一件大事，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中国人对文字抱着一种奇怪的矛盾心情，既惊喜，天上掉粮食（粟）了，又惊恐，认为可能触怒了鬼神。对语言和文字中国人始终将信将疑地使用着。儒圣孔子一方面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方面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哲庄子更流露出鄙薄语言文字的倾向，“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个连圈都画不圆还释然安命的阿Q 是否就是庄周所推崇的那种“真人”。以后的中国文学艺术悉染庄风，以简省蕴藉为最高化境，甚至“不着一字”，也能“尽得风流”。这种崇尚直觉经验的文化在简单性生产活动中是够用的。庄子笔下那个庖丁在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完全凭那个不但不需要符号推理，也不需要五官感觉的主观直觉经验——神，已能做到使解牛的过程如舞蹈般轻松愉快完美，劳动结束后颇为“踌躇满志”。春秋战国时的庖丁在解牛技术上能达到这个程度，确实可钦可佩，但一千多年过去了，到了清朝末年，解牛还是这么个解法，就难免可怜可叹。而此时的西方已在从不“踌躇满志”的无穷无尽的符号推理中实现了解牛机械化，一头头活牛从机器的这边进去，一袋袋的牛肉干就从机器的那边出来。一旦野心勃勃的鲁滨逊们不满足于荒岛奇迹，还要进行东方殖民，将解牛机械改装成军用舰船，杀人枪炮，一起开到庖丁们的国度的海边上，那庖丁之国就只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精神胜利的份了。阿Q的悲剧宿命在庖丁的时代已被注定。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人的最根本的困境。人生在世，谁愿意就低不就高，谁不想成为“立法者”，谁不想张扬主体精神，谁不想让理想主义的大旗在现实高山的峰顶猎猎地飘扬，谁不想有一天朝着众人高喊一声“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么好的书”，然后众人频频点头说，是啊，是啊，那么理想的符号化是一条道路。做事要崇尚科学而不要光靠经验，治国要奉行法治而不要搞人治，管理要实行量化而不要凭直觉。数字村、数字镇、数字乡、数字县、数字市、数字省，数字车间、数字工厂、数字公司、数字学校、数字厅局、数字部委，数字中国……凡此种种，都是符号化的正途。汉字符号化不够，是个缺点，但现在拼音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更重要的是要从文化心理上符号化，文字毕竟只是工具而已。

有一利必有一弊。符号化也可能“符号中毒”闹笑话或“符号滥用”——符号文明就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污染过环境，但它有能力进行自我矫正，自我救赎，自我完善，因为它愿意将一切矛盾纷争的裁判权最终付诸于理性，付诸于逻各斯（Logos）。二战后再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也保护得比发展中国家好。符号不是万应灵丹，不会总是“包您满意”，但人类也许还找不到比符号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武器。

循理想符号化之正途，那么堂吉诃德的荒唐可笑很快就要过去，鲁滨逊的人间奇迹就要到来；反之，那么庖丁的“踌躇满志”只是历史，阿Q的荒唐可悲将是宿命。

生活中不时遇见一些心中充满光荣与梦想，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甚至闹了不少笑话的青年朋友，他们应该自问：我到底是堂吉诃德，还是阿Q呢？……

         （本文原载贾平凹主编《美文》杂志2003年第10期）

　　　*******************************************************

        欢迎各位继续阅读我的相声式作品《达尔文显灵》：http://read.douban.com/ebook/266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