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哀悼：灰黑色调下的集体仪式

英国传播学者科尔蒂曾提出“媒介化中心的神话”的理论，媒介报道内容显现出一种重要感并让受众接受这种重要感，为媒介中的事物、人物、地点进行“加冕”。媒体的报道使“哀悼”区别于以往的网络狂欢事件 ，正式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社会事件。参与者与旁观者都获得一种经历历史的感觉。

传播仪式观下网络媒介事件的意义诠释

“全国哀悼”是一场全国性仪式。此次 “仪式”为“祭英烈”情怀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在群体共同的情绪释放中，成员的满足感大大超越个人进行发泄所能获得的满足感。

极具仪式感的“哀悼”为参与者们创造共同的集体回忆，通过事件所创造的价值为网民们正名，使他们获得一种集体认同感。网络群体事件频发，在社会的正统舆论中往往对这些事件加以负面评论，相关网民群体被称为“网络暴民”。此次的“哀悼”颠覆了此前的网络事件及网络群体印象， 建造出一个有纪律的、关怀社会的、将意义融入在娱乐与狂欢之中的新的网络群体形象，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获得确认与“加冕”。



“哀悼”也为参与者和观众创造了获得英烈和民族认同感的公共空间，允许并鼓励人们尽情表达民族自豪与爱国情感，在共同表达的烘托与渲染中情绪达到高潮。他们在反复的表达中形成对国家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英雄的忠诚观念。这种状态影响着观众，融入到“仪式”的感召中去，瞬间被凝聚在一起，产生一种民族的归属感。

在传播的仪式观下 ，“全体哀悼”事件中网络媒介事件利用超越空间与时间的网络，通过创造一个共同参与的情境与营造仪式感，人们进入一个有着共同目标与共同信仰的场域，在短暂的时间内成为一个暂时的集体，感受到巨大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尤其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上，这一种“仪式”的感召力、影响力效果非凡。传播的仪式观对我们理解网络事件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治理者而言，还可为管理社会秩序提供启发。

一场“关系传播”下的网络哀悼

在网络追悼中，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追悼的发起人，并且后来的跟帖人也可以发起新的话题，传播源有多种可能。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逝者信息的附加或者编码。信息接受者或者是单一个体，或者是某些人的集合。在信息从传者到受者之间，既可以是链式的传递，也可以是分层传播。每一个参与者不论是信源、信宿，都对等地拥有信息，并自由进行编码和解码。在这种传播中，参与的分散化、信息的扩散化、响应的全景化都体现出与传统追悼所不同的泛化传播模式，并且在虚拟社区的网络追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网悼的虚拟社区是“关系传播”的典型场所

网络悼念的虚拟空间为人们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思想、情感的平台，开拓了一个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人们通过文字、图片、音乐等符号进行外在表象的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以跟帖等形式产生互动交流。这种互动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交流了，将原本私人化的悼念行为赋予了社会关系的意义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网络的存在而在虚拟空间得到了延伸。在虚拟社区中，传播已经从以技术为导向的、独白式的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的全息传播模式。

打开抖音，随即而来的都是网友们对官方媒体的跟帖、转发、评论。每一个参与者不论是信源、信宿，都对等地拥有信息，并自由进行编码和解码。

网络悼念中，传播关系高于内容

美国传播学巴罗阿多学派从传播学本体论的角度把传播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二进位的、数值化的对信息符号进行编码，倾向于内容的表达；另一类是类似的，通过象征符号如姿态、情感和背景，进行外在表象的传播，倾向于关系的表达。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传播的本质存在于关系和反应过程。传播活动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内容，二是关系，关系往往包括内容。第二，人的所有行为有一种传播价值。在主体间循环的人际空间是一个传播符号多于事物本身的传播空间。我们不得不相互联系，不得不受影响。所有行为模式如话语、姿态、注视、模仿、个人空间感都是传播模式。只要是表达，就产生意义，进入传播。

今早的微信朋友圈随处可见的是“全国哀悼图”，而内容都大致相似：致敬英雄！网络悼念是人们自身宣泄情感的一种表现，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感情，“人们不能不传播”。在这种行为中，没有交换的目的，也没有功利性的要求。没有谁真正注意人们表达的内容，而是呈现出相互间的关系。在“网悼”行为中，真正的接受者其实已经不存在，只是传播者在进行单向度的没有接受者反馈的传播。传播内容不再是传播的重点，而是传播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也就是说内容已经失去意义，只剩下最纯粹的传播关系。但是在“网悼”中，并不是不存在互动的，只是这种互动是在不同的传者之间发生的。

一场铸就“中华魂”的议程设置

所有的政治仪式、传播符号、议程设置、铺垫效果，最终的目的都是将国家信念、民族情感和社会文化汇聚成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宏大政治秩序，完成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实力的展示。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积极的国家形象能够维护国家、政府在国内公众中的权威，维持良好的社会制度，加强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国际世界而言，国家形象能够树立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威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在国际交往中产生一定的影响。积极的国家形象能够促进国家出口商品的销售，提高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议程设置助力“哀悼”音量

议程设置过程描述了某个问题的显著性由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传递的过程。麦库姆斯和肖提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无形的“议事日程表”，上面“记录”着我们对当前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对解决的优先顺序的认识。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是信息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此次“全体哀悼”，在大众传播的媒体议程上从来不会缺席，是4月初的最重要的报道选题。

大众传播通过“哀悼”相关信息的大量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造成普遍的信息声势，形成共鸣性、累积性、遍在性，让受众深切地感受到“哀悼”的氛围，从而把“哀悼”纳入自己的议程中来，也即“大众传媒能够有效地影响人们想什么”。而且，铺垫效果表明，如果最近或者持续受到某种信息刺激，这一信息或概念的潜在活力就会非常强大，将对新的信息产生影响，媒体不仅可以成功地告诉人们“想什么”，而且可以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持续被暴露在充斥着“哀悼”信息的信息环境中，对“哀悼”的记忆和期待以及对国力强盛的自豪之情在理论上会持续增强。

此外，个人议程和媒体议程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助力哀悼音量的传播。在互联网极速兴起的当下，参与成为用户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个人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表达自己对英雄的致敬。比如在头像变灰黑色、在朋友圈发哀悼图等。如果传播的方向一致，个人的发声对媒体的内容而言就是一种放大和延伸，在个体与媒体的交互下，国庆哀悼这一议程毫无疑问地占据了社交主页和人们的“议事日程表”。

“哀悼”符号铸就“中华魂”

国家形象的认知是一个符号不断被感知、确立、分享、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符号如同指挥棒，指引着认知的每一个环节。

①天安门下半旗：天安门作为识别度最高的地点符号，在建筑层面塑造了一个历史悠久而庄重的国家形象，在意志上则成为政治话语和民意的交融地。

②灰黑主色调：官方媒体、各网络平台、个人的灰黑色头像和主页的灰黑色调变化，都展现了中国人民和国家对民族英雄的敬意和纪念，也足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团结一致的精神。

③图片符号：“4月4日全国哀悼”具有这样文字的哀悼图在朋友圈、社交平台上被转发、评论，展现了中国人民和国家对民族英雄的敬意和纪念，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期许。

清明追思

家国永念

参考文献：

[1]陈咏欣.传播的仪式观下网络媒介事件的仪式化表达——以“帝吧远征FB”事件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7,3(24):80-81.

[2]周鸿雁，孙健.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 闻观[J].东岳论丛，2010，31(12):147-159.

[3]马征,卢佩.网络悼念的传播学解读[J].青年记者,2007(14):146-147.

作者：米太阳

编辑：米太阳

主编：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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