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君臣”观与“忠”的观念的演变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 《荀子·臣道》)

有高尚的道德使君受其感化，这是大忠，荀子举“周公之于成王”为例。事实上，这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以德行感动君主使其接受意见是次忠；能犯颜直谏是下忠。至于一味服从就是国贼了。

如上所述，先秦的儒家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墨家认为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是惠与忠，“ 君臣相爱，则惠忠”( 《墨子·兼爱中》)。君对臣应惠，臣对君应忠。墨家主张“尚同”：“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 《墨子·尚同上》)这里虽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但又说“上有过则规谏之”。一方面肯定下对上的服从，一方面也承认下谏上的必要。墨家也不是主张绝对服从。

道家不看重君臣关系。老子主张虚君政治，宣称“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老子》十七章)。太上之君，无为无言，下知有之而已。杨朱鼓吹“为我”，孟子批评他是“无君”，为我确有不为君主服务的意义。 《庄子·齐物论》说：“ 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道家基本上否认了世俗的贵贱的区分。

宣扬绝对君权的是法家。申不害说：“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韩非于·外储说右上》引)以为君主应独断，即实行个人独裁。韩非明确强调尊君，他说：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 《韩非子·八经》)

“有术者”亦称“法术之士”，其任务即在维护君权。韩非认为君与臣的利益是不同的，君臣是相互利用的。他说：

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韩非于·饰邪》)

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韩非子·难一》)

为君之道就在于凭借权势，运用赏罚，来迫使臣民为自己服务。“ 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 《韩非子·五蠹》)他以为就可以达到国治民安了。“ 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俘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韩非子·奸劫弑君》)这是韩非的刑法治国论。

韩非肯定刑法的必要，这是正确的，但他完全把人民看做为君主服务的工具，完全否认道德教育的作用，忽视人民的独立意志，就陷于非常的错误了。韩非的理论是为绝对君权辩护的片面观点。

与君臣观密切联系的是“忠”的观念。孔子曾说：“臣事君以忠”，但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不仅仅是臣对君的道德。孔子说：“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论语·宪问》)又回答子张问政说：“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论语·颜渊》)回答樊迟问仁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论语·子路》)这些“忠”字都不是指臣对君而言，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待的准则。尤其是“与人忠”一句最为显著。孔子弟子曾子亦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忠就是尽心为人谋。朱熹注云：“ 尽己之谓忠。”这是正确的。

孔子所谓“忠”，不仅是君臣关系的准则，不仅是臣对于君的道德，这与春秋时代各国卿大夫的言论所谓“忠”是一致的。 《春秋左传》桓公六年记随国大夫季梁之言云：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这以统治者为民谋利为“忠”。

《左传》庄公十年记鲁庄公对曹刿说：“ 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评论说：“ 忠之属也。”这也是指上对民的态度而言。又成公九年记晋国范文子说：

无私忠也。尊君敏也。

这里不是说尊君为忠，而把尊君与无私之忠分开来说，足证忠非指尊君而言。又昭公元年记晋国赵文子说：

临患不忘国，忠也。

这将忠与国联系起来。又襄公九年记楚国于囊说：“ 君明臣忠。”则明显地以忠为臣对君的道德了。

可以说，春秋时代所谓忠，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与人忠”之忠，指人对人应遵循的道德。二是“臣事君以忠”之忠，指臣对君的道德。前一层意义是忠的原始意义，后一层意义是以后衍生的意义。在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忠成为表示臣对君的道德的专门名词。但普通语言中所谓忠厚，仍是使用忠字的原始意义。随着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忠君之义已经破除了。

——摘自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