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丨刘奇：《吕氏春秋》君子观探析

宋明时期，新儒学思想家们也非常重视“君子”人格的培养。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君子，才德出众之名。有德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德而无才，则不能为用，亦何足为君子。”又曰:“才节兼全，方谓之君子。若无其才而徒有节，虽死何益。”同时期心学的创始人陆象山则以“心即理”与“尊德性”的思想与朱熹的“性即理”与“道问学”相抗衡。二人进行了多次论辩，对于“君子”标准的理解则体现在“义理之辩”中，特别是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理解上。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指出:“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而陆象山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明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之后，王阳明进一步充实发展了陆象山的思想，从而完善了心学思潮。可以看出，朱子强调德才兼备，而陆、王则聚焦于德性层面，对智识才力不做太多要求。

近代以来，现代新儒家同样比较关注理想人格的培养问题。如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宗师熊十力先生，明确提出“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为用”，并认为由“内圣”可以开出“外王”。熊十力先生的弟子牟宗三先生则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来实现，他认为:“什么是‘内圣’呢?就是内而治己，作圣贤的工夫，以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人品。‘外王’就是外而从政，以行王道。”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道德理性论说则是以新“外王”的“开新”来对新“内圣”的“返本”。他认为:“亦可实现到的思想道德价值，形成吾人之文化的道德人格。”“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是以完成人格为最后目的，而不以之为任何事物之手段。”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如何培养一理想完整之人格。”

综上可知，“君子”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范畴，自孔子阐发之后，与“成人”“成圣”等一起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代名词，也为历代思想家所不断追求和探索。

二、《吕氏春秋》对经典中“君子”的引述

《吕氏春秋》是先秦向秦汉转折过渡时期的著作。“《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博采各家学说，但不取迷信、鬼神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的比较进步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君子”一词共有45见，其中称引《诗经》有4见，与“小人”对举5见，而引述孔门弟子及相关人物事迹的居多。吕思勉先生认为:“此书(《吕氏春秋》)虽称杂家，然其中儒家言实最多。《四库提要》谓其‘大抵皆儒家言’，实为卓识。”《吕氏春秋》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统治者的修身处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统治者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专业管理者，即“君子”。

先秦时期，涉及“君子”比较多的要数《诗经》，而孔子曾经删订《诗经》，同时，诸子中积极倡导君子理想人格的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因而，《吕氏春秋》大量引用了《诗经》和《论语》中的实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1.称引《诗经》中的“君子”

《诗》，亦称《诗经》，保存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丰富的史料。据传，《诗经》经过孔子删订，共有305首，其中大量诗歌表达了对道德高尚之人的赞美。“君子”一词在《诗经》中共有187处，涉及63首诗歌，其中指代道德高尚主体的有9首诗歌。《吕氏春秋》称引共4首。

其一曰: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

这首诗引自《诗经·曹风·鸤鸠》，描写的是美好的君子待人接物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先己》篇论述的是“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要想天下得到治理，必定要先从自身做起。就像《诗经》中的君子一样，自身正则国人就会趋于善，百官得到治理，人民也会获得利益。因此，《吕氏春秋》的编者，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君子为榜样，从自身做起，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

其二曰:

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仲秋纪·爱士》篇以秦穆公的故事为例，讲述了率兵的将领应该关心爱护自己的士兵，才能换回士兵和人民的拥戴，为其拼命效力。秦穆公施以德政，真切爱护人民，自然也就得到了人民的亲近，人民也自然乐意为了自己贤明的君主去拼死效力。此处引用的是一首逸诗，今本《诗经》没有收录。高诱注云:“为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无德不报。为贱人作君，宽饶之以尽其力，故穆公战以胜晋。”这里“君子”和“贱人”实为对举，主要是侧重于地位的差异。引文中的“贱人”应为野人，指四郊以外的农业生产者。对于他们，君主应当宽容，必然会得到他们尽全力的回报。而对于“君子”，也就是有识之士和品德高尚的人，则应当公正无私。

其三曰:

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

此处引自《诗经·大雅·泂酌》，是借惠子之口称引。诗句称和乐平易的君子，如同人民的父母一般，意在表达君主品德高尚，就可以做人民的父母。这一段讲述了白圭和惠子的辩论，惠子用《诗经》中的君主与百姓的关系作为论据，道出了执政者之德的重要性。而所引内容却能给当政者以启迪，只有爱护百姓，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其四曰:

晏子与崔杼盟。……晏子曰:“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

此节赞颂了晏子的高义，不为利害存亡而改变自己遵守的道义。晏子引用《诗经·大雅·旱麓》以明志，表明了他也能够通晓生死之义，利害存亡不再能迷惑于他。晏子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君子了，能够做到死守道义，不求苟活于世。因此，作为在位者，要明辨生死之分，以义为行动的出发点。

2.“君子”与“小人”对举

“君子”与“小人”对举，是《论语》开创的一种新颖的写作方式，对于理解“君子”和“小人”两个概念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与‘小人’逐渐有了‘德’的区别，也作为‘有德者’和‘无德者’的称谓。”“先秦儒家典籍中的‘君子’常与‘小人’对举出现，一般认为其含义主要有三:一指‘贵族统治者’与‘庶民’；二指‘有德之人’与‘无德之人’；三指‘尊称’与‘自谦’。”《吕氏春秋》中“君子”与“小人”对举，共有5处，分别有三个不同的价值指向。

一是指向有地位的人与没有地位的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出发点不同，所思考问题的角度自然不同。《贵直论·直谏》篇曰:“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于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这里是葆申直谏楚文王的故事。君主善于采纳敢于犯上、敢于直谏的臣下的意见，对于国家的安危具有重要意义。此处的“君子”应该是有道德又有地位的人，才会认为受鞭刑是一种羞耻，而对于没有地位的庶民，他们只有受到了皮肉之苦才懂得改过自新。

二是指向道德的高下。如《季夏纪·音初》篇曰:“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这一篇主要讲述古代音律的传说，这里突出的是道德指向，通过音乐可以了解风俗和人的志向，从而可以看出道德的高下，君子和小人自然就区分开了。又如《慎行论·慎行》篇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这里强调“义”的重要意义。《论语·里仁》中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守义，小人逐利。因此，文中提出“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一个考虑道义，一个考虑利益。行动时期一心谋求利益，最终反而不利。

三是尊称与自谦。如《审应览·重言》篇曰:“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东郭牙)‘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此处言人内心的想法是可以通过面部的神情表现出来的，这里东郭牙自称“小人”，是“自谦”的说法，“君子”自然就是对管仲的尊称了。

3.引述孔门弟子及其他君子事迹

《论语》中被孔子直接称为“君子”的共有4人，分别是宓子贱、南宫适(南容)、子产和蘧伯玉。《吕氏春秋》中引述了上述等人的事迹，据统计，约有10处之多。上述4人是孔子时代君子的代表，他们是可资借鉴的君子的典型。

宓子贱是有地位又有道德的君子，《论语·公冶长》中孔子曾说:“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审应览·具备》篇中讲述了建功立业所应具备的条件，而“心诚”是促成条件的根本。文中描述了宓子贱作为管理者的两件事情:一是要求统治者要给大臣以足够的信任。宓子贱担心鲁君听信谗言，自己的主张无法在亶父得到实施，于是他请求鲁君派两个身边的近臣一起上任，在任上不时打扰近臣的工作，让他们体会到受到干扰的问题所在。两个近臣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鲁君，鲁君明白了宓子贱的用意，成就了他的政治主张。第二件事是宓子贱在亶父推行德政的成功案例。孔子派巫马期去了解宓子贱上任以来的情况，巫马期看到夜里打渔的人把鱼打捞上来却又放了回去，就问其情况，打渔人告诉他“宓子贱不希望人们捕小鱼，要捕成年的大鱼，刚才放回去的是未成年的小鱼”。巫马期对此很受感动，便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对宓子贱赞赏有加，认为其做到了自己的教诲，即“诚乎此者行乎彼”。通过上述两件事，《吕氏春秋》认识到诚的重要意义，即如《审应览·具备》篇曰:“故诚有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于有血气者乎?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宓子贱以自己的德政践行了孔子的君子观，这也得到了《吕氏春秋》的认可和赞赏。

《论语·宪问》中孔子评价南宫适(南容)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尚德”是君子的重要品格之一，《吕氏春秋》也非常重视尚德的重要性，在《离俗览》中专门有一篇《上德》，论述德行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实行德政，不用奖赏，人民自会努力向善，不用惩罚，邪恶就会被制止。

子产是被孔子认为施行仁政的重要代表，更是君子的代表，《论语·公冶长》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吕氏春秋》更是特别推崇子产的为政之方，全书有多处引述子产的事迹。《慎大览·下贤》篇中列举了子产相郑时在教化方面取得的成绩，赞赏其君子风度:“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先识览·乐成》篇列举了孔子和子产两人各自的政绩，他们能够让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称他们为“大智之用”。《慎行论·求人》篇引用孔子的话，高度赞扬了子产:“《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子产以其君子之志向为国家避免了一场战争，令孔子大为赞赏。《吕氏春秋》也认为国家需要子产这样的君子，“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国家一旦有了贤人，就能够长治久安。

《恃君览·召类》篇引述了同样的实例，而主人公则是蘧伯玉。《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评价蘧伯玉:“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如子产一样，蘧伯玉也是君子，也为国家避免了被攻伐的危险。文中引用《周易》中的话，对此进行阐明。“《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蘧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是贤德之人，史鳅辅佐于他，并积极向卫灵公荐贤，乃至临死的时候还要进行“尸谏”。蘧伯玉和孔子多有交往，并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因此，《吕氏春秋》警示贤明的君主，一定要明察事理，任用贤能之士。

除上述“四君子”之外，《吕氏春秋》中引述事迹较多的要数颜回了。颜回毫无疑问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位居“孔门四科”中“德行”之首。孔子对颜回的赞美之词也从不避讳，能担当起“仁”者的称谓。《孔子家语·六本》记载了孔子的评价:“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可见，颜回也是孔子眼中明确的君子。

《吕氏春秋》共有3处引述颜回的事迹。

其一曰:

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颜回尊师重道在孔门弟子中可谓无人能及，因此后世把他列为孔子弟子“贤人七十二”之首。文中描述了颜回对于孔子的师生情谊，评价“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可见他们之间感情的深厚。此篇把颜回作为尊师与学习的楷模，认为尊师重教也是君子德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曰: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此处征引的是“拾尘惑孔”的故事，说明了人的耳目心智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够作为相信的依据。《吕氏春秋》引此，意在说明颜回其人品性的高尚、心态的豁达、心胸的坦荡。

其三曰: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予备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

此处关于颜回的引述只有一句，“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可见，颜回是完全理解孔子的“道”的。孔子的道主要是人道。道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德是道的事迹体现，仁是最主要的德，艺(礼乐)是仁的具体表现形式。颜回是孔子的忠实信奉者，有事要向孔子请教，不擅自做主，信口开河，这是君子的诚实谨慎的表现。

《吕氏春秋》中还有记述孔门弟子的事迹，如《孟夏纪·尊师》篇中“子贡问孔子”、《孝行览·孝行》篇中“乐正子春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等实例。通过这些事例，《吕氏春秋》完善了对君子理想人格的构建。

三、《吕氏春秋》君子的内涵与特色

君子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最初的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渐引入了道德的因素，并渐趋指向社会道德的精英。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君子的本义也有所延续。《吕氏春秋》兼收并蓄，保存了先秦时期各种史料。而作为一部治国方略，对君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想成为万民敬仰的成功的统治者，君主一方面要成为权力的掌握者，另一方面，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亦即君主要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专业管理者。综观《吕氏春秋》一书所述“君子”，主要有三种类型:

1.专指统治者

书中称一国之君为君子，比较明显的有三处。一是《仲夏纪·仲夏》篇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揜，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二是《仲冬纪·仲冬》篇曰:“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上述两处叙述方式一致，通过综观全书，在《孟春》《孟夏》《孟冬》篇，均有“天子乃斋”的描述，可见，此处君子即为天子，也就是作为国君的统治者。这里的君子，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没有包含道德的指向。三是《不苟论·贵当》篇曰:“窥赤肉而鸟鹊聚，狸处堂而众鼠散，衰绖陈而民知丧，竽瑟陈而民知乐，汤、武修其行而天下从，桀、纣慢其行而天下畔，岂待其言哉?君子审在己者而已矣。”这里要求君主要想使天下得到治理，须顺应万物的天性，而想了解有没有做好，可以详察存在于自身的因素就行了。上述君子，均指向在位之人，也就是一国之君。

2.指有位又有德者

在孔子心目中，真正的君子是有地位又有道德的人，“包括‘先进于礼乐’的先有德而后有位者，以及‘后进于礼乐’的先有位而后有德者”。《吕氏春秋》是一部给统治者提供指导意见的鸿篇巨制，从各个方面对社会的管理者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对于统治者，要求天子具备高尚的人格，这也是《吕氏春秋》的一个重要特点。书中有多处指向这一内涵。如《仲春纪·贵生》篇曰:“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这里作者批评了当世很多统治者不珍惜保全生命，警示君子凡是有害于生命的事都不要做。又如《先识览·正名》篇曰:“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这里是《吕氏春秋》对于“名”的重要性的认识，认为“刑名不当是致乱的根源，而淫说是名分不正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君子，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论，不说浮夸失实的言辞。《开春论·期贤》篇“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这里直接点明，君子用兵与野人用兵的差别，魏文侯是有位之人，又懂得仁义的重要意义，是一个有位又有德的君主。

3.道德属性的代表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末期，“君子”的道德属性不断被强化，并逐渐成为“君子”的主要内涵。黎红雷教授认为:“经过千百年的演绎，第二重属性(君子是理想人格的化身)逐渐被强化，直至成为‘君子’的惟一内涵。”《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末期的一部作品，也体现了这一转变，并更加丰富了“君子”的内涵。

首先，君子推崇德义。《高义》和《上德》篇专门阐释了德义的重要意义。《离俗览·高义》篇曰:“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要求君子做事必须信守道义。《离俗览·上德》篇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当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强调了德义的施行，对于治理天下、安定百姓的重要。

其次，君子重己修身。君子一方面要懂得养生之道，一方面还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仲春纪·贵生》篇曰:“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君子不应该做有害于生命的事，养生之余才能去治理国家。《孝行览·必己》篇曰:“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君子必须加强自身的修炼，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自己，不去要求别人，而是“反求诸己”。《吕氏春秋》中还有大量君子对自身要求的篇章，如《先己》《审己》等。

最后，君子尊师务本。《吕氏春秋》同时强调，作为君子，必须尊师重教。《孟夏纪·尊师》篇曰:“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君子必然会在学习中对老师非常尊重，遵循老师的教诲并奉行其旨。教育是非常仁义的事，是君子修养身心的重要途径。《论语·学而》篇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吕氏春秋》专门有《有始览·务本》一章，认为作为人臣，应当致力于根本:“修德自贤是治国为官之本，即治国理民以修己为先。”“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君子最根本的是要做到修己，要持节修身，讲求诚信，杜绝欺骗和诈取。

四、结语

“君子”的含义在历史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孔子可谓奠定了“君子”现有内涵的根基，由历代思想家不断完善，逐渐定型为有道德修养之人，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最后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兼容并蓄，记载大量史实。历来有不少学者主张《吕氏春秋》儒家说，全书确实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和言论，其中也突出表现在对“君子”这一概念的阐释上，吸收了孔子“君子”学说的重要精华，通过称引《诗经》中对于“君子”的描述，引用以颜回等为代表孔门弟子事迹，沿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对举的描写方式。然而，《吕氏春秋》并非照搬照抄儒家的思想，而是有所继承和发展，同时加入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对君主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不仅仅只是儒家层面的要求，还有不少如“全生”“贵生”“重己”“先己”等道家的思想。

“君子”文化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当今时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吕氏春秋》的君子观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可谓是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记载了远古时代的一些传说或史实，保留了“君子”早期的内涵，同时与时俱进地吸收了“君子”新的内涵，展现了一个全面的视野。然而，囿于历史上对于《吕氏春秋》及其总编纂者吕不韦的偏见，《吕氏春秋》一直被归入杂家，其学术价值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君子思想的研究更是难以被关注到。毫无疑问，《吕氏春秋》的君子思想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也兼及其他学派。囿于篇幅，无法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而《吕氏春秋》对德行的强调，恰似反映了时代的总体要求，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吕氏春秋》蕴含着全面以德治国的思想光辉，对于现今时代的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轮值主编 | 蔡 志 栋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