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向水而生

　　今天（6月30日），《解放日报》第七版“朝花”栏目刊发《绍兴：向水而生》一文，讲述古城绍兴与水的故事。

　　都说水是无形的，但绍兴人用总长10887公里的6759条河流，外加湖堤、海塘、池坎，在82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水打造出千姿百态的模样。

　　都说水是无味的，但绍兴人把水掺进糯米里，加曲、发酵，酿造出馥郁甜美、风味醇厚的黄酒，激发出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诗情才气。

　　都说水是柔弱的，但绍兴人从水流里悟得韧性，在山水间锤炼风骨，每当国家民族有难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仁人志士层出不穷。

　　神州大地上，临江临河面海面湖的城市有很多，但恐怕没有一座城市像绍兴一样，与水有着那么亲密的血肉般的联系。在绍兴，水是城市的肌理，也是城市的灵魂。

　　一

　　此刻，我正站在鉴湖中央的一座石拱桥上。我的前面，是一条略有不规则弧度的水上石板路，朝着夕阳那端不断延伸着。湖面泛起金光，窄窄的石板路面也有断断续续的光斑闪烁，如一个个飘忽的历史断面。

　　这条蜿蜒于湖上的石板路，是令中外学者刮目相看的古纤道，为浙东运河绍兴段所独有。这条看上去泛着古意、略显沧桑的水上路桥，是世界遗产大运河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其实，绍兴建城史以及250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征服水患、善用水力、巧借水势的水利史，而浙东运河在绍兴千年不息地流淌，正是绍兴向水而生的一个历史侧影。

　　公元前490年，“入吴为奴”的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到越地，开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他令范蠡从山谷迁出到海边高地，筑成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又采纳计倪“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的建议，对潮汐出没、盐碱涝渍的沿海地带进行大规模改造。改造的第一步，便是开掘山阴水道。尔后，又组织人力修筑海塘，拒咸蓄淡，开辟出粮食产区富中大塘。《越绝书》卷八记载：“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山阴水道解决了当初越国沼泽遍地交通难的问题，畅通了粮食基地富中大塘、冶金基地炼塘与越国都城的交通联系，为越国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让勾践想不到的是，当山阴水道掘下第一锹土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之一的浙东运河便开启了灿烂的篇章。山阴水道之于浙东运河，有如邗沟之于京杭大运河、鸿沟之于隋唐大运河，书写着中国古人的治水智慧。

　　到东汉，“鉴湖之父”马臻登场了。这位见识过都江堰的四川人一到任绍兴太守，便详考农田水利，组织了13个县的民工，将山阴古城东西两面的庞杂水体整治修建成周长358里的镜湖，山阴水道的一段成为镜湖的组成部分。此湖上蓄山洪，下拒咸潮，使绍兴周边9000余顷良田得以旱涝保收。

　　我曾行走在绍兴大地，寻觅山阴故水道遗迹；也曾对着地图，查看浙东运河在绍兴一带的走向。密集的蓝色河流图标，时常让我迷失目标。于是我请教专家，专家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绍兴是浙东运河的枢纽，因此这一带的浙东运河包括城内运河、护城河、山阴故水道等水体。

　　原来，流经绍兴的浙东运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条水道，而是一个偌大的水网体系。在这个体系内，航运、漕运、水驿以及调节水位等功能一应俱全。

　　由此，我联想到关于绍兴与浙东运河的一个故事和两组数字。

　　故事来自15世纪的朝鲜文官崔溥。1488年，崔溥在济州岛出差公干，获悉父亡，忙登船奔丧。哪知遇到风暴，所乘船只反向漂到现今浙江三门地界。登陆时，他与同伴被当地百姓误认为是倭寇，附近的官兵又没有确认他们身份的权限，于是只好递解他们到宁波，然后坐船沿浙东运河到达绍兴。

　　崔溥的待遇至此来了个大翻转。驻绍兴的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黄宗、巡视海道副使吴文元、布政司分守右参议陈潭接见崔溥一行，审了他递交的事件陈述状纸，验了他随身携带的官印和文书，认定了他朝鲜官员的身份。三位官员与崔溥畅聊，“饱以餐饭”，临别又赠送他丰厚的礼物。自此，崔溥一行享受着外交礼遇一路前行，并受到明朝皇帝接见，后经陆路返回朝鲜。

　　崔溥对熙攘繁华的绍兴城留下了深刻印象，用“阛阓之繁，人物之盛”来描述它，并把它与周边城市进行了比较。

　　这一比较，引起了当代绍兴学者的关注，他们查阅典籍对明清时期绍兴人口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绍兴府总人口保守估计达460万，太平天国武装进入浙江前绍兴府人口更多达478万。绍兴稳居当时浙江人口第一大府，依托浙东运河发展起来的人口红利明显。

　　另一组数据，来自近期的一篇报纸文章：如今，全长101.4公里、涉及21个镇街的浙东运河绍兴段流域，以占10%的市域面积，产出占全市20%的地区生产总值，滋养了占全市30%的人口。

　　二

　　阳春时节，在绍兴黄酒发祥地东浦的黄酒小镇，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正在观看酿酒师傅为春榨结束做的黄酒封坛；数十公里外的新昌天姥山中，也正有一群游客簇拥着横板桥村绍兴黄酒生活馆的一张八仙桌，看一坛黄酒开启。

　　这是一群外地来此采风的青年作家，他们人手一碗“开甏老酒”，徐徐举起，对着摄像镜头齐声说：品越韵佳酿，走唐诗之路！

　　曾让李白梦游的天姥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而作家们的这句采风主题词，瞬间把绍兴黄酒、唐诗之路、绍兴流韵十足的文化特性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恰可深深勾起人们的探究欲。

　　毫无疑问，黄酒是绍兴历史悠久的一张名片。当年，勾践为富国强兵，出台了奖励生育的政策，这政策与黄酒也相关。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二子，公与之饩。”

　　自勾践时代至今，绍兴黄酒已经酿制了2500多年。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黄酒酿造渐渐式微了，而绍兴黄酒依然独步天下。

　　缘何如此？绍兴人说：“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

　　原来，还是水的功劳。不过我相信，比水功劳更大的，是喝着鉴湖水成长的一代代绍兴人。

　　绍兴人酿酒也喝酒。当地一篇新媒体文章写道：黄酒对于绍兴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诚以为然。真的，黄酒这种在漫长的时光里慢慢陈酿出来的琼浆，时刻慰藉着绍兴人的生活，慰藉着绍兴人的灵魂。

　　我曾观摩过绍兴黄酒冬酿的场面。秉持千百年习俗，立冬这一天，绍兴黄酒开始投料发酵。传统的酿酒技艺，遵循天时，又在技术上不断改进，历经浸米、蒸饭、落罐、发酵、开耙、煎酒等几十道工序，循季雕琢，冬夏交叠。

　　面对着热烈的冬酿场面，我不由想到，绍兴人是把水和稻米之间的关系琢磨得最透的人群，如同数学高手：如果把水米结合做成饭视作一次方程的话，那么，用水和米酿制成酒，便是二次方程，再把酒与山水结合产出才气诗情，便是三次方程了。

　　20世纪末，曾有学者对《全唐诗》作过细细统计，提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地理概念：到过越中的唐代诗人共有451位，约占收载诗人总数的1/5，他们留下的关于浙东的诗歌多达1500多首，从而形成了一条以唐诗为主题、唐代诗人的水陆交通行迹为纽带的诗歌文化线路——“浙东唐诗之路”。

　　这条诗路的西段与浙东运河西段重合，抵达绍兴后，则依托一湖（鉴湖）一溪（剡溪）向两盆（剡中盆地和沃州盆地）三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延伸，以水路为主，辅以陆路。诗人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或峨冠博带，或青衣布衫。他们泛舟水道，感受水天一色；他们登临山巅，笑看云霞明灭。悠悠怀古之情，秀丽山水胜景，和着黄酒浓酽的醇香，触发着他们的灵感。于是，他们在行进的小舟上，或驿站的凉亭里，写下了许多至今让我们仍心仪不已的诗句。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李白说。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杜甫说。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孟浩然说。

　　有学者撰文指出“唐诗之路”的繁荣与绍兴黄酒分不开，甚至有学者提出了“黄酒诱惑”的概念，把它认定为“唐诗之路”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唐诗之路”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浙东山水的神奇灵秀，比如魏晋风度和山水诗的吸引，比如道教佛教文化在浙东的兴盛，等等。黄酒只是诱因，却又是诗情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诗之路”是铺陈在浙东大地上由水、酒和诗相互交融出的诗意。

　　三

　　每次参观三味书屋，我总会在屋外的乌篷船码头边站一会，看窄窄的水巷里乌篷船穿梭的样子，看船桨沾起的水花飘飞的样子。乌篷船曾是绍兴水乡流动的生命，是绍兴人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我总觉得，乌篷船桨的起落里，或许隐藏着绍兴人秉性中与水互动、向水而生的基因密码。

　　现在上下乌篷船的人，除了船家，基本上是游客。但我知道，在曾经的漫长岁月里，乘坐乌篷船的绝大多数是绍兴人，因为乌篷船是水乡泽国与外面世界勾连的唯一载体。

　　作为交通枢纽、运河重镇，地势低平的绍兴一直是远近人们羡慕的“高地”：市场繁荣造就的“财富高地”，文化昌盛造就的“人才高地”。在鉴湖水的滋养下，在充裕物质的支撑下，绍兴古城人才辈出。

　　乌篷船见证了这一切。岁月长河里，乌篷船桨欸乃着，漾出一层层经久不息的历史涟漪。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乌篷船依稀记得——实在太多了，总有挂一漏万的疑惑：王充、王羲之、谢灵运、贺知章、陆游、徐渭、章学诚、赵之谦、蔡元培、鲁迅……

　　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被记录在各式名册里，不为人们知晓。据官方统计，绍兴历史上出过27名状元、2238位进士，这数字可谓卓尔不群。其实，更多坐着乌篷船远走五湖四海的，是数以万计的“绍兴师爷”，这样专业性、集群式的人才输出和文化输出，在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特别让人瞩目的是，偏居江南一隅、远离政治中心的绍兴名士，时常具有引领时代的智慧和担当。“浙学开山之祖”王充，在近2000年前就以《论衡》亮出了“无神论”；谢灵运寄情山水间，成了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贺知章的“一花引来万花开”，开启盛唐诗风；蔡元培高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旗帜，开创了一代学术风气；鲁迅高喊着“救救孩子”，终成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小小乌篷船，竟也载得动壮美的文笔和厚重的思想。

　　要论对绍兴人秉性影响最深的，还要上溯到勾践以行动铸就的“胆剑精神”。

　　从字面上理解，“胆”指向的是卧薪尝胆，喻示着一种忍辱负重的奋斗姿态；“剑”指向的是披荆斩棘的越王剑，象征着一种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这种精神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丰富着，家国情怀、担当意识、锐意进取等内涵也渐渐融入其中，成为绍兴人奋发图强的文化养分。

　　历史奔行到20世纪初，突然显得力不从心。千疮百孔的中国，踟蹰在专制和民主的十字路口。

　　大江南北的绍兴优秀儿女行动起来了。先是秋瑾、徐锡麟、陶成章们，为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努力建功，继而是周恩来、俞秀松、宣中华们，传播马列主义、创建党团组织为革命作出贡献。

　　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他们的事迹太多，在此仅以秋瑾为例。本来，秋瑾是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本来，秋瑾也是可以不回绍兴的。只是作为光复会骨干的秋瑾觉得自己有责任回来，用一场起义来唤醒故乡民众的图强和革命意识。大时代的风云里，有纸醉金迷，也有刀光剑影，而她，选择了后者。她是“鉴湖女侠”，她肩担同时代女子无法理解的使命。

　　可惜，与她相约起义的徐锡麟在安庆兵败被害了。其实她是有时间撤离的，受命抓捕他的县令李忠岳敬佩她，刻意拖延了三天；离大通学堂不远处，就停着可让她遁迹的乌篷船。但她不走，她端坐着，看骤起的狂风吹乱暑天的乌云。当她决定留下来慷慨赴死的那一刻，她应该想起了谭嗣同被捕前的豪言，想起了徐锡麟视死如归的面容。

　　我读过秋瑾的一首诗，与酒有关，更与胆剑有关：“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读完此诗时，我的耳边恍惚响起了绍剧的高腔，激昂，豪迈，荡气回肠。

　　现在，在绍兴城里，高亢的绍剧很少听到了，但水巷依旧，乌篷船依旧。乌篷船穿梭在水巷，拉扯着水网，拉扯出越中的多少侠骨柔肠？拉扯出绍兴的多少风流桀骜？

　　四

　　初夏来临时，我重访绍兴。站在广宁桥上，粽香扑鼻。绿树掩映的水岸边，一队游学的少年从八字桥那边走来，带队的小伙子声音洪亮地给少年们介绍着绍兴的历史。待走到广字桥堍，小伙子指着纵横的河道和临水的民居，说要教给少年们一首诗。

　　我细听小伙子的朗诵，知道诗作者是陈桥驿。

　　陈桥驿是当代绍兴籍学术泰斗，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一生与“水”打交道，先是集大成式地研究郦道元的《水经注》，后又为被低估的浙东运河地位呼吁正名，从而为包括浙东运河在内的大运河申遗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陈先生的诗这样写道：

　　绍兴之名天下知，半城河港半城诗。

　　会稽山上传禹迹，投醪河边犒越师。

　　兰亭修禊书集序，沈园邂逅题壁词。

　　承前启后赖持续，蓝天碧水无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