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四“类传”解

王少帅 中华书局1912

《史记》为佞幸之臣立传，自然予褒贬，蕴微言，不失春秋之义。若仅以一传论说，未免有乖司马迁立传的目的。如果统筹来读《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这四篇传记，我们会对司马迁的笔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司马迁在自序中已经交代自己所持“春秋笔法”的理念。《循吏列传》中所列举的五位本法循理之吏都是汉代以前的，即楚国孙叔敖、郑国子产、鲁国公仪休、楚国石奢、晋国李离。以“循吏”称名，着眼于他们都遵职守法，有忠有孝。这自然是司马迁所赞颂的。而与之形成对应的是《酷吏列传》，这些酷吏却都是汉代之臣。但是司马迁也并不全是贬斥之意，因为“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史记·酷吏列传》）

严刑峻法与循守法理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但是决然将这两者分开而作的理由在于“循吏”是依法律己，严于律己。而“酷吏”则是以法律人，严于律人。虽然都是用法，但是受法物件不同。所以，司马迁在“循吏”与“酷吏”之间，并不是截然武判。因为所持“法”的宗旨都是要惩恶扬善，这是司马迁在意的。至于说写酷吏影射汉朝刑狱严苛，感叹守法循吏均在汉世之前，这未尝不能成立，但是并不绝对。

另外，“佞幸之臣”与“滑稽之臣”之间也有一贯的思路。司马迁自序说：“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史记·佞幸列传》）篇旨立意很明，“能亦各有所长”即这些人都是各有所长。宦官北宫伯子以仁慈、忠厚而被宠用，赵同有观星望气的卜算才能，凭此一技之长，则被宠用，这都在情理之中。同样提到“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史记·佞幸列传》）卫青、霍去病都是因军功而爵累封侯。之所以在“佞幸”传中提及这两个人，虽然仅一句，但是其作用却不可小觑。这就意在将得宠之由分辨清楚，有人是靠技能、凭军功，所以这些幸臣之中又不全是谄媚奉主之人。士人如邓通之流，无技而受宠，也是由来有因。汉文帝梦中升天，有人襄助，梦醒后察视，认为邓通是梦中助其升天之人，邓通由此显达。关键是显达是偶然之因，所以司马迁以谚语开篇“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司马迁对佞幸有所讽刺，但司马迁更加感叹：“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史记·佞幸列传》）因此，佞幸之臣自古就有，单单以汉初不足百年而论，这些佞幸之臣也只是一时恩宠，帝王之爱憎喜怒变幻无常。邓通宠幸于文帝一朝，最后一簪不着身，一钱不名邓。汉武帝时，士人韩嫣、宦者李延年均得宠幸，但是韩嫣遭太后怨恨而赐死，李延年因李夫人病死后，恩宠渐弛，后罪及昆弟。所以，司马迁是有感于“爱憎之时”不可能长久的道理而发。

《滑稽列传》则又有一种风格，即“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史记索隐》）达到“谈言微中，可以解纷”的效果，这些人并不以直谏强争为忠，实际上以另一种方式微言劝讽，仍然可以奏效。司马迁对这些人是欣赏的态度，即“不流世俗，不争艺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以大鸟不飞不鸣为喻来问，齐威王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作答，后齐国振作而治。他们并不强逆龙鳞，大有“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味道，使君主自觉自省自改，最后司马迁评论“岂不亦伟哉”为结。

这四篇列传所记，并不全都是一种纯而不杂的态度。循吏奉职循理，可以为治，不必威严峻法。但是酷吏严于刑法，也有公正廉洁之士可效法。佞幸为臣，一时炙手可热，虽其事可讽，但是伴君如伴虎，最后也没有好下场。滑稽不滑，隐讽微言也可以达到目的，又是值得称赞的。

司马迁并不以一种绝对标准去对他们进行评骘，这是一种通观的态度。这四篇所关涉到的人也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司马迁个人的观念。其《报任少卿书》讲到：“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虽有忠诚之意，但终以“诬诅贰师，开脱李陵”而下狱。然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汉书·司马迁传》）可以说司马迁是在困境难逃、煎熬自省中渡过那段日子。他自己在诉诸笔端写这些人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沉淀后的个人思考，并不囿于旧窠俗套。

尽管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论司马迁所作：“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言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并非针对以上四篇所发，但是道理是一样的，班固所论之非，或者说别人所论之非，却为司马迁所是。《史记》的奥妙或许就在于此，你看到的并不是他要说的，他要说的需要我们细细琢磨。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投稿）

[汉]司马迁 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

顾颉刚 领衔点校，赵生群 主持修订

繁体竖排

32开 精装

9787101095012

590.00元

[汉]司马迁 撰，[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

顾颉刚 领衔点校，赵生群 主持修订

繁体竖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03144

380.00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扫描上方二维码，进入中华书局京东官方旗舰店购买本书

[汉]司马迁 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 译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42365

298.00元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原标题：《读《史记》四“类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