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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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古代史书数量众多，史书体裁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时间纵深的维度来考察，史书体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记叙的需要，不断变化、发展的。横向来看，史书体例也显现出综合性的特征，往往以一体例为主，同时又很好地融合的其他体例的优点。汪高鑫先生以史书编纂体裁为中心，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途径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

摘要

从史书编纂体裁来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编纂体裁的多样性。在几千年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类别众多、形式多样的史书编纂体裁，其中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史书三体”居于主导地位，其他类别史书体裁也各具特色。二是历史编纂体裁的变化性。史家运用史书体裁时往往会突破固有成例，灵活运用，使得历史编纂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同时，史书编纂体裁又是不断发展的，呈现出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三是历史编纂理论的自觉性。传统史学重视历史编纂理论的总结，刘勰、刘知幾、胡应麟和章学诚等都对史书编纂体裁作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觉意识。

传统历史编纂学；体裁；体例；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

汪高鑫（1961-），男，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文章来源

《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第11-22页。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史书的体裁与体例、编撰分类、撰述旨趣、编撰方法、史书笔法、语言表述等，而最基本的内涵则是史书的体裁、体例问题。白寿彝先生说：“我国的历史编纂学，多讲史体和史例。”因此，这里讨论的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也是围绕着史书编纂的体裁（包括体例）展开讨论的。以往学术界从史书编纂体裁角度考察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个案研究较多，而系统性的研究则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史书编纂体裁为中心，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作一系统研究，以揭示其发展路径所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历史编纂体裁的多样性

中国是一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在几千年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类别众多、形式各样的史书编纂体裁，体现了传统史学历史编纂的多样性特点。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书体裁就已经有13大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学、簿录。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史书体裁则有15大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从史部目录著录的史书类别来看，传统史学的历史编纂在唐初以前已丰富多彩，清代则最终定型。在众多史书编撰体裁当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史书三体”居于主导地位。在传统史书编纂体裁中，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被称为“史书三体”（亦称“史籍三体”“史学三体”）。采用这三种史书体裁编纂的史书，在传统史籍当中占据绝对主导性地位。

纪传体史书又称“正史”。纪传体的创立者是司马迁，所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正史的主要作品即是“二十六史”。在“二十六史”中，《史记》《南史》和《北史》属于通史纪传，其他皆为断代纪传。“二十六史”记述了上自黄帝、下迄清朝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形成了中国历史记述的一个史书大系，居于中国史书编纂的正宗地位。

纪传体史书包含四种基本体例，分别为本纪、列传、志、表。其中，本纪主要采取编年形式记述帝王世系、事迹，同时系统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大事。按照司马迁创立本纪体例的旨趣，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因此，本纪实为全书大纲，旨在体现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列传部分，以人物传记为主，也包含其他内容。从“二十六史”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专传，记述重要历史人物事迹，即司马迁所谓“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类历史人物传记；二是类传，旨在反映时代各类历史人物，如外戚、宦官、循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技、列女、隐逸等，从中可以了解时代社会风尚；三是四夷传（也作“四裔传”），分别记述各少数民族，以及临近国家事迹。书志部分，主要是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涉及礼乐、律历、天文、地理、刑法、祭祀、财政等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表的部分，主要是将历史记述不清楚的内容，通过“旁行斜上”的方格表的形式来表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为了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其价值在于“既保存了史实，又节省篇幅，而且头绪清楚”。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六史”并非每一部史书均具备这四种体例，有一些纪传体正史无表，甚至表、志皆无，但本纪、列传须具备。从纪传体正史诸体例可知，纪传体体裁的最大特点是历史记述的包容量大，有各类历史人物、历史重大事件、各种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可以尽可能地对所记述的历史作出全面、系统、如实的反映。

编年体是传统史学最古老的史书体裁。由于“秦火”之缘故注，孔子编修的《春秋》成为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作为编年体的基本特点是“属辞比事”。《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即是重视遣词造句与排比史事，像“约其辞文，去其烦重”，采用“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即是体现了前者；而“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叙事，则是体现了后者。现存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左传》。《左传》也被看作是解说《春秋经》之作，与《公羊传》《榖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实际上，它又是一部以《春秋》为大纲，博采当时各类史籍而编成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汉末荀悦的《汉纪》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是继《左传》之后颇有成就的两部编年体史书。这两部编年体史书分量相当，都重视议论，后人合称“两汉纪”。同时，两书又各有其特点：一是撰述动机不同，《汉纪》是荀悦受汉献帝之命而撰写的一部帝王读本，《后汉纪》是袁宏为后世提供的一部简明东汉史；二是撰述方法不同，《汉纪》是依《左传》体例改班固《汉书》而成，而《后汉纪》则是在范晔《后汉书》问世之前众采诸家后汉史著而成；三是撰述旨趣不同，《汉纪》以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和表贤能之“五志”为撰述旨趣，《后汉纪》则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为撰述目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代表了传统史学编年叙事的最高成就。自《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后世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之作蜂起，蔚然大观。其代表作，补撰者有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改编者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续作者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注释者有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仿制者有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评论者有王夫之《读通鉴论》，等等。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资治通鉴》及其影响下成就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形成为一种专门之学——《通鉴》学，近人张须所著《通鉴学》即其代表。

与纪传体和编年体相比，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三体”中最晚出者。南宋袁枢改编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的基本特点，诚如《宋史·袁枢传》所言，乃是据《资治通鉴》“区别其事而贯通之”。纪事本末体的主要优点可以概括为：一是选事设目自由，灵活度大；二是叙事明晰，具有故事化；三是叙事首尾详备，突出了事件的完整性。当然，纪事本末体也有保存史料不够和事件孤立叙述的缺陷。之所以保存史料不足，是因为很多史事是难以用标题列目叙述的；而标题叙事，只能是一个个孤立事件的罗列。对此，曾将这一史体称作“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的梁启超，也如实指出：纪事本末体“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

纪事本末体创立之后，由于叙事优点突出，不但得到了时人与后人的普遍赞誉，而且其叙事方法也得到了后世普遍仿效，仿作、续作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纪事本末体书系。总体来看，这些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有三类：一是断代纪事本末，如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黄寿鸿《清史纪事本末》等；二是不分朝代的纪事本末，如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李铭模《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等；三是专史纪事本末，如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沈云《台湾郑氏始末记》、钱名世《四藩始末》等。

其次，其他各类史书体裁各具特色。在“史书三体”之外，传统历史编纂因其记述内容的不同，还有众多的体裁形式。相比较而言，其中的典制体、纲目体、学案体、史评体和地理志体更有影响。

典制体的创立者是唐代史学家杜佑。杜佑所作《通典》，分门别类各种典章制度，创立了典章制度体通史体裁。对于《通典》的体裁渊源，《旧唐书》本传认为是取法于盛唐学者刘秩《政典》：“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实际上，杜佑《通典》主要是通过“统括史志”而来的。章学诚就说：“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梁启超也认为杜佑的《通典》是“统括史志”而“卓然成一创作”的典制体史书，是“史志著作之一进化”。《通典》之后的典制体史书主要代表作，有与《通典》合称为“三通”的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有清朝编纂的“六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之“续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之“清三通”。以上九部典章制度体通史，加上晚清民国史家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同构成传统史学典制体史书的“十通”。“十通”形成传统史学典制体史书的一个大系，系统反映了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情况。

纲目体的创立者是南宋史家朱熹。朱熹改编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资治通鉴纲目》，由此创立纲目体史书体裁。朱熹之所以要以纲目体的形式改编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原因有二：一是不满于司马光的正统观。朱熹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在正闰、改元等方面取《春秋》“之义”做得很不够，需要“修正处极多”，于是“欲起意成书”。二是不满于《资治通鉴》过于冗长。司马光撰写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起意，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为了解决日理万机的帝王无法“周览”的难题，而“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者编为一书。然而在朱熹看来，《通鉴》的叙事仍然不够明朗和直接，不符合明理的需要。于是，他将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有机地结合起来，编纂了纲目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纲目体体裁的叙事方法是“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通过“纲举目张”的形式条理史事，其中“纲”为史事提纲，“目”为“纲”的解说。这种史书体裁的编纂价值是“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故而纲目体是一种叙事简洁、义理明晰的史体，并成为宋代义理史学的代表。由于理学在宋理宗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资治通鉴纲目》是明理的典范之作，自《资治通鉴纲目》问世之后，后世续作、仿作、改作不断涌现，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南轩《纲目前编》、吴乘权《纲鉴易知录》及清乾隆年间敕撰的《历代通鉴辑览》等，皆属于此类体裁的撰述，由此形成了纲目体史书的一个大系。

学案体的创立者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系统记述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创立了学案体史书体裁。从史书体裁渊源来讲，记述学术史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即是最早的记述学术史的专篇。秦汉以后，学术史的记述已经出现于不同史书体裁当中，如纪传体史书中的“儒林列传”“文苑列传”和“艺文志”等，即是学术史专篇；目录学著作阮孝绪《七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也具有明显的学术史性质；儒家著作朱熹《伊洛渊源录》，是关于反映北宋理学一派的学术史著作；甚至佛教著作如僧祐《出三藏记集》、释智升《开元释教录》、释志磐《佛祖统纪》等，也属于学术史性质的著作。然而，奠定学案体史书体制的当属黄宗羲《明儒学案》，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该书所作学案，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序”，叙述学派学术变迁、师承关系、学术地位及学派影响等，旨在理清学派的渊源与脉络；二是“传记”，叙述各学派各案主的学术及其宗旨，旨在明了各案主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三是资料选辑，包括学派各案主的论著和语录等，主要围绕着案主的学术宗旨去纂要钩玄其史料，从而更加明了案主的学术精神。全书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系统反映了有明一代学术发展史。黄宗羲晚年还着手撰写《宋元学案》，未能完稿便去世了，由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相继补撰而成。《宋元学案》的体例比《明儒学案》更为完备，一是作《序录》一篇，起到发凡起例的作用；二是每一学案增设一表，之后载录时人或后人评论。此后，清人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国朝学案小识》以及民国时期署名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等，都是此类学案体著作。

史评体的专著始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史评体的记述对象，梁启超认为有二：批评史迹者；批评史书者。也就是说，包括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从历史评论而言，大致有三类：一是历史记述中附上评论。此类历史评论出现最早，《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便已经开其端，后世纪传体、编年体等史书都继承了这一做法。二是历史评论专篇。通过专文评论历史，像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皆属此类。三是历史评论专书。这类著作不少，主要兴起于宋代以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评”类著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代表性著作有吕祖谦《东莱博议》、李贽《藏书》和《续藏书》、王夫之《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其中尤以王夫之《宋论》和《读通鉴论》最具代表性，二书的价值不在于保存史料，而在于对重要历史事件提出很多颇为独到的看法，体现了作者敢于向正统观念挑战的勇气。从史学评论而言，最早的史学评论专篇当属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勰把释经之“传”与史学评论相结合，以经学为指导，对中国史学史上近20位史家的史著作了系统评论，系统展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刘勰之后，刘知幾《史通》不但是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第一部史评体史著，对于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知幾之后的郑樵、胡应麟和章学诚等，都对史学评论作出了重要建树。梁启超说：“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地理志体史书一般包含两类：一为地理书；二为方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此即认为地理书产生很早，主要是“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禹贡》《周礼·职方氏》《山海经》《元和郡县志》皆属此类书，而《太平寰宇记》因为增加了人物、艺文，由此滥觞了州县志书。张志哲也说：“地理志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地理书，古时叫做图经，专记山川、疆域、物产、人口的，像《尚书·禹贡》《周书·职方》《山海经》及正史中的《地理志》即是；二是方志书，除记山川、疆域、物产、人口外，还记有建置沿革、人物故事、古迹名胜、民情风俗、文献著作等，像挚虞的《畿服经》等即是。”又说：“中国古代纯粹的地理书极少，绝大部分都带有历史性质，因此地理志总放在史部。”在传统史籍中，地理志类书籍类别很多，其中有综合性的地理志书，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大元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有地方性的地理志书，包括州郡府志和各省通志，如《华阳国志》《长安志》《吴郡志》《新安志》《浙江通志》等；有记述风俗的地理志书，如《蛮书》《东京梦华录》《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还有凸显经世的地理志书，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

二、历史编纂体裁的变化性

史书编纂体裁是一定的，运用一定的史书体裁进行具体的历史编纂却是灵活的。也就是说，史家在运用特定史书体裁进行历史编纂的过程中，往往会突破固有体裁的成例，灵活运用史书体裁，使得一定史书体裁的历史编纂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同时，史书编纂体裁又是不断发展的，往往会从最初的不完善到后来的逐渐完善。

首先，史书体裁的灵活性特点。传统史学各种史书体裁的运用，都存在着灵活性的特点。往往在一种特定的史书体裁运用过程中，会出现破例现象。以下以“史书三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例，对此作出说明。

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历史记述范围非常广泛，有人物、史事、典制等等。也正因此，它“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其一，从体裁结构来看。纪传体史书体裁主要包含四种体例：本纪、列传、志、表，有些纪传体史书还有世家、载记体例，加上史论等，实际上是诸种体例的综合。其中，“本纪，基本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载记是割据政权的历史。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来表达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史论，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议论。”由此来看，纪传体史书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的体例，来对客观历史作出系统反映的。从纪传体的角度而言，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以及史论都是其中的具体体例。如果从游离出纪传体而言，这一个个的具体体例，其实也就是一个个具体体裁。说纪传体其实是一种综合体，就是因为这种体裁内含了若干类体裁。其二，从具体体例来看。纪传体史书从一个个具体体例而言也具有综合的特点。如纪传部分，其实就是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结果。记事的体裁起源很早，最早的口传历史就具有记事的特点，甲骨文、“六经”中都有大量的记事；记言的史书最早当属《尚书》。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非常重视综合记事与记言。“《史记》里最大量的篇幅都是把记事、记言综合在一起。记事和记言相结合，如果以人物为中心，就成为人物的传记。纪传体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内容，是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必然产物。”纪传体的列传部分，也呈现出多种体例，有人物专传、合传，还有杂传等，形式多种多样。书志既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体例，也是专门记述典章制度的一种体裁；而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述自然涉及到各类制度史，包括礼乐志、经济史志、地理志、法制史志、学术史志，这些制度史志其实都可以被看成是具体的史书体裁，纪传体中的书志体例，其实是将这些体裁进行了综合，相互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编年体史书体裁特点是以事系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述历史。然而在使用编年体进行具体历史撰述过程中，往往也会兼采其他史书体裁撰述方法。《左传》已充分展现了这一特点。一是言事综合。《左传》不但重视记事，而且善写辞令，将记言与记事综合在一起。这一做法，为后世各类史书体裁的历史记述所继承。二是纳纪事本末于编年之中。如记述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左传》用了近700字，将郑庄公、姜氏、共叔段之间发生的故事作了详细叙述。又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左传》依次叙述了战前形势，晋文公稳曹、卫和兑现“退避三舍”诺言，晋国战役部署，最终败楚的整个过程。这种重视事之始末的叙述方法，属于纪事本末体的做法。三是重视人物传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晋公子重耳近20年逃亡生涯所作的详细叙述，这已经是一个小型的人物传记，属于人物传记体。此外，编年体史书普遍重视史论。像《左传》“君子曰”、《汉纪》“荀悦曰”、《后汉纪》“袁宏曰”、《资治通鉴》“臣光曰”等等，都是编年体史书作者所发表的对于所记述历史的看法。这些历史评论有边叙事边评论，有先叙事后评论，形式不拘一格。相比于纪传体史书卷尾简略的史论，编年体史书史论不但灵活，而且分量要大。

纪事本末体史书虽然是通过区分事目，进而详明事之始末为体裁特征，而详明事之始末，通常须按照年月来排比史事，这就必然会运用到编年纪事的史书体裁。袁枢改编司马光《资治通鉴》之编年体而创立纪事本末体，变纪年为中心为纪事为中心。《通鉴纪事本末》起于“三家分晋”，止于“（周）世宗征淮南”，共分239个事目，加上附目66个，总共记述305件大事。这些大的历史事件，袁枢是按照朝代和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如前所述，编年体史书会用到纪事本末体，以便尽可能地使纪事能详明事之始末。同样，纪事本末体也必须会用到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条理清楚史事始末。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何袁枢完全取材于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却能成就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内在原因。朱熹在评价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即从体裁上肯定了该书具有“错综”的特点。所谓“错综”，按照朱熹的说法，“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并认为袁枢作此书，“于以错综温公（司马光）之书”。实际上，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本质区别在于：编年体编年以纪事，中心在编年；而纪事本末体则是纪事以编年，中心在纪事。正因此，两种体裁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相互包含的因素。

纪事本末体除去重视运用编年纪事之外，也还综合了其他一些史书体裁。清人马骕编撰的《绎史》，可以被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充分运用各种史书体裁进行历史撰述的典范之作。白寿彝称赞说：“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绎史》一书纂录上古至秦末事，叙事方法“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于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列。然而，《绎史》对体裁的运用充分体现了综合体之特点。该书除去基本形式为纪事本末体之外，其中包含了编年体、纪传体、人物传记体、典制体、学案体、史论体等等史书体裁的运用。马骕在《绎史·征言》中自述其撰述旨趣时作如是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白寿彝也说：“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史书撰述在采用一种主要体裁的同时，往往会“综合”“错综”其他史书体裁，由此体现出史书体裁的灵活性特点。之所以如此，诚如白寿彝所言：“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

其次，史书体裁的发展性特点。传统史书体裁不但具有灵活性特点，还具有发展性特点。任何一种史书体裁自创立之后，通常都会经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以下以纪传体、编年体和典制体为例。

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创立于司马迁作《史记》。《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体裁特点有二：其一，五体构成。基本结构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书和十表。《史记》通过五体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历史的全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华全史。对于《史记》的纪传体创立之功，清人王鸣盛称赞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其二，通史纪传。《史记》记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上下30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撰述。

继司马迁《史记》而成的《汉书》，其历史编撰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改通史纪传为断代纪传，创立断代纪传体。班固包举一代、断汉为史，是要最大限度、最为全面地载记下西汉大一统盛世的历史，以史学家所特有的历史自觉去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然而，这种断代为史的做法却是历史编撰的一大创造，它对以后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刘知幾所言：“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二是整齐体例。具体做法是：改“书”为“志”，并“世家”入“列传”，将纪传体整齐划一为“纪”“传”“志”和“表”四种体例；针对《史记》“纪”“传”和“书”之间界限不够明晰的缺陷，而严明相互间的界限，以“传”载具体史事，以“纪”撮史事之大要，以“志”专记典章制度。此外，还有对标目和篇章排列上的整齐划一。《汉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使得其历史记述更为明晰化、条理化。

自从班固创立断代纪传体以后，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撰，诚如刘知幾所言，是“无改斯道”，本纪、列传、志、表之“四体”成为纪传体史书的基本体例，断代为史也成为主要撰述方式。当然，从此后纪传体正史的撰述来看，也会有一些新变化。如前所述，有些纪传体正史四种体例并不完备，《南史》《北史》成为继《史记》之后仅有的纪传体通史撰述等。而在具体体例上也有发展，如《后汉书》对于类传和史论的发展，《魏书》《晋书》等采用“载记”体例记述割据政权的历史，等等。但是，断代纪传体撰述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较为明显。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犹如流水账，作为史书体裁，还很不完善。与《春秋》相比，“《左传》则有言有行，有直述有概述，有追叙有附录，并有分析有评论”，其编年纪事已称得上是较为完备。前述《左传》的言事综合、纳纪事本末于编年之中等史体灵活性特点，其实也是其发展编年纪事的体现。然而，《左传》由于体例过于庞杂，“没有能将编年史的规模建立起来”。

到了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相继问世后，编年纪事在《左传》的基础上有了发展。“两汉纪”在编年叙事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连类列举，人事相兼。“两汉纪”叙事，因记一事而兼记同类之事、有关之事，因记一人而兼及同类之人、有关之人；而且因事记人、因人记事，常常因记一事一人而类记许多事和人。这种做法，大大扩充了编年史的记叙范围，减少了编年史因年月所限记载范围的不足，此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二，用编年体记述一个王朝的历史。过去，《春秋》和《左传》编年纪事均只记述一个时代，自《汉书》开创纪传体史书断代为史局面以后，荀悦开始将此法运用于编年纪事之中，《汉纪》由此成为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书，编年体也因此而与纪传体得以并立，形成了“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

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大发展，无疑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对于编年纪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完善编年纪事。具体做法是：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的内容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补叙、并叙、带叙等方法，如追叙法是先叙述事之由来，次叙及事件本身；补叙法是以时叙事，补充交待事件后果；并叙法是叙及一事，兼叙与所叙之事相关之事；；带叙法是记人物首先必须交待人物的籍贯、世系，记王公大臣的官爵与封谥要附记于其薨卒之时，记重要人物要于拜官、到任或免卒之时叙述其生平事迹，带叙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物生平事件的完整性。《资治通鉴》的这些具体做法，较好地做到了将传统纪传体、编年体的优点尽量荟萃为一炉。其二，自撰自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司马光自著《资治通鉴》，又自撰《通鉴考异》30卷，为中国第一部自撰考史专著。《通鉴》司马光考异法对后世编年史家影响很大，李焘、立心传、毕沅等都沿用了这一考异法，清代一系列考史著作的问世，也无不受到《通鉴》考异法的影响。其三，目录索引。司马光编撰《通鉴目录》，可以被看作《资治通鉴》的姊妹篇。《通鉴目录》的编撰，其实相当于对正史“表”的一种衍化。该《目录》的做法是分列三格，上格纪年，中标事目，下注卷数，就好比是《资治通鉴》的索引。《目录》的制作，使得《资治通鉴》纪事更为明晰、完整，是编年纪事的新突破与新发展。《资治通鉴》编年叙事的巨大成功，使得久已沉寂的编年体史书体裁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典制体史书体裁的发展，以《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三通”最具代表。杜佑《通典》作为第一部典志体通史，其主要编撰特点有三：一是分门起例的资政特色。《通典》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撰述旨趣，在叙述门类上除去了一些与政治治理没有直接关系的传统史志，如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而突出了“以食货为之首”，并增加了与政治治理密切相关的选举、兵和边防等类，从而使典制门类的设置更加突出了“将施有政”和经邦致用的撰述特点。二是统括史志，融会贯通。统括史志，是肯定《通典》对于历史纪传体正史史志的继承。《通典》的编撰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代纪传体正史史志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纪传体史志只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通典》则是叙述典章制度的专书；纪传体志书大多为断代而作，而《通典》则是融会贯通的通史撰述。三是议论体例别具一格。《通典》的议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录“群士论议”；二是作者评论。“群士论议”又分为三种表述形式：一是在有关卷后集中记述“群士论议”；二是在同卷正文中记述制度沿革而杂录“群士论议”；三是在同卷中以正文记制度沿革而以注文录“群士论议”附后。作者评论的主要形式有序、论、说、议、评等，借此以发表个人政治见解，同时可起到对正文内容提纲挈领的作用。

郑樵的《通志》，其实是一部纪、传、表（谱）、志俱全的纪传体大通史。然而，《通志》因其《二十略》的巨大成就，又成为典制体的代表作，成为典制体“三通”之一。“二十略”对于典制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典制记述范围。相比于历代纪传体正史书志和杜佑《通典》，郑樵所作“二十略”的记述门类都要大得多。其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谥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和《昆虫草木略》等10个“略”皆为郑樵新创，《天文略》《地理略》《乐略》《艺文略》等4个“略”则赋予其新的内涵，《礼略》《器服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等6个“略”则基本上仍承袭旧史志。“二十略”的创立，大大拓展了典章制度史的记述范围和历史研究领域。二是重视史学批评。如前所述，梁启超充分肯定郑樵在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而这种史学批评主要体现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等篇中。这就是说，郑樵的史学批评除去《总序》，还有“二十略”，可见后者在传统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三是类例思想。所谓类例，即是在明晰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对学术作出分类。“二十略”的创立，本身就是学术分类思想的体现。“二十略”中的每一“略”，也都贯彻了类例的思想。按照郑樵的说法，“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思想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端临《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又一部典章体通史力作。《文献通考》可以被看作是杜佑《通典》之“扩”：一是内容“扩”，其历史记述自上古下迄宋宁宗嘉定末年，在《通典》的基础上将典章制度史往后续写了570年；二是门类“扩”，改《通典》9门为24门。《文献通考》对于典制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整齐类例。杜佑《通典》为了贯彻“将施有政”的原则，对于与治道关系不密切的典制门类未加记述。《文献通考》的整齐类例，一方面是扩大典章制度门类的记述，像经籍、帝系、封建、象纬和物异等5个门类即是新增设的典制；另一方面则是对《通典》已有的典制门类进行离析，在《文献通考》的24个门类中，其中有19个门类是离析《通典》门类而成的。二是重视食货。杜佑《通典》首列食货，这表明他对社会经济的重视。郑樵《二十略》则将“食货”一门移至“选举”“刑法”之后，表明他对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不如杜佑。《文献通考》不但继承了《通典》“食货为之首”的思想，而且将《通典》“食货”一门离析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和国用等8门，占全书24“考”的1/3，比起《通典》的分量大大增加，可见马氏重视社会经济之一斑。三是提出文献注编纂三原则。《文献通考》全书结构包括文、献、注三个部分，文指叙事，献指论事，注为史家自评。这种编撰方法灵活、自由，是对典志体史书编撰方法的重要发展。

“三通”代表了典志体史书撰述的最高成就。“三通”从体例到记述都各具特点，从中亦可看到典志体史书编撰的不断发展与变化。

三、历史编纂理论的自觉性

传统历史编纂不但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特点，而且还具有理论的自觉性特点。就史书编纂体裁而言，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幾《史通》、胡应麟《史书占毕》和章学诚《文史通义》都有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觉意识。

首先，刘勰《史传》篇论史书编纂体裁。中国传统史学论史书编撰，最早作出系统的理论阐发者当属南朝史评家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既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第一个专篇，也是系统论述史书编撰体裁的第一个专篇。《史传》篇通过讲述传统史体的发展过程，对历代史书体裁作了评论。该篇指出，《尚书》和《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史书体裁，其中“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尚书》为记言体经典，《春秋》为记事体经典。该篇对二体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作了叙述，认为唐虞夏商流行的是记言体，所谓“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而编年系事则产生于周初，起因是“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肯定孔子作《春秋》，旨在“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认为左丘明深得孔子《春秋》微言大义，通过阐发《春秋》所记史事，而创立了“传体”，即为经书作传之体。在此，刘勰将编年体从周初初创，到孔子赋予史义，再到左丘明“原始要终”推究史事的全过程作了叙述。

刘勰认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取式《吕览》”，即仿效《吕氏春秋》。对于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内含的五种体例，《史传》如此评述道：“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不但对“五体”的记述对象作了说明，而且肯定这种不同于“古式”的新的史书编撰体裁，却能够将历史事件条理清楚。《史传》没有对班固《汉书》整齐纪传体体例之功作出评述，但对其《十志》的撰述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不过，刘勰对《史记》《汉书》为吕后作纪提出批评，认为是“违经失实”。《史传》篇给出的理由却是“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为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很显然，刘勰的批评，是以宗经征圣的正统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对于东汉以降至南朝以前各种史书体裁的编撰，刘勰有肯定也有批评。如反映东汉的史书中，认为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偏驳不伦”，薛莹《后汉记》、谢承《后汉书》“疏谬少信”；而肯定司马彪《续汉书》“详实”，华峤《后汉书》“准当”。反映三国的史书，大多“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只有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恰”。反映晋代的史书，有些史著未完稿，不过干宝的《晋纪》“审正得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约举为能”。刘勰特别赞许邓粲《晋纪》重视立定体例的编撰价值，认为该书在撰述体例上“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

刘勰在综述历史编撰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编撰体裁运用与创新的看法，对传统史书编撰体裁作出了最早的理论阐发，对于唐代史评家刘知幾的史书编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刘知幾《史通》论史书编纂体裁。第一，提出“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幾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刘知幾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刘知幾所谓“六家”之论，显然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谓“六家”的含义不同。刘知幾的“六家”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马谈的“六家”论，则是论述学术发展大势，是论学本源流。就刘知幾“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幾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包举一代，后世正史“无改斯道”。刘知幾的“六家”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当他纯粹从史书的编撰形式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刘知幾说：“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即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注。刘知幾的“六家二体”说得到了后代学者的认可，清人浦起龙云：“《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刘知幾的“六家二体”说，不失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理论的“一家言”。

第二，提出杂史“十流”说。刘知幾的“六家二体”说，基本上反映了唐代之前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与史书体裁。与此同时，刘知幾也注意到近世史书编撰的发展与变化问题。《杂述》篇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刘知幾认为，史书之“六家”“二体”在演变过程中，到了近世，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十流”。刘知幾关于史籍的分类，存在着正史、杂史之分，他视“六家”“二体”之主流体裁编撰的史书为正史，而对于近世史书“十流”的出现，他一方面认为这是“斯道渐烦”的表现，将它们归于“杂史”类；一方面又能用变易的眼光来看待史体的变化，能够将史书之“家”“类”与“流”相结合来观察史学的演变，肯定随着“时移世异”，一些史体会被废弃，而一些新的流派又必然会产生，《尚书》等四家的废弃和近世“十流”的产生，便说明了这一点。结合刘知幾的六家、二体、十流论，其中体现了一种通识的意识。

第三，评论史书“二体”优劣。在《二体》篇中，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劣作了评述：“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这段话肯定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相结合，“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具有包容量大的优点。同时指出该体存在着两大缺点：一是叙事割裂、重复；二是编次不讲年月，前辈后生错列。同时，刘知幾还对纪传体中的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分别作了评述，认为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断代纪传则能“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二体》篇对编年体也作了评述：“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这段话肯定编年纪事只要是“同年共世”之事，都可以“备载其事”，这是编年体的长处。编年纪事的短处则是，如果事涉“冲要”，即有关国政，则能“纤芥无遗”；反之，如果事迹“沉冥”，即与国事无关，往往会“丘山是弃”。

再次，胡应麟《史书占毕》论史书编纂体裁。明代史评家胡应麟的《史书占毕》一书，是继刘知幾《史通》之后中国传统史学又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关于史书编撰体裁问题，也多有评论。胡应麟说：“《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三国》，其文之以代降也，若历阶而下也。晋、魏、齐、梁靡冗，不称史矣，而有李延寿之六朝焉；唐、宋、辽、金僻滥，不称史矣，而有欧阳氏之五代焉。”这段话是胡应麟对《左传》以下历代史书编撰的一个总体评价，主要是以纪传体史书为主。总体认为先秦汉魏史书编撰呈“历阶而下”趋势；至于两晋至宋辽金的历史编撰，只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可以称道，其他史书皆“不称史矣”。胡应麟的这个评价，反映了他对历代纪传体史书编撰的基本看法。当然，史书编撰质量如何取决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史家的素养。胡应麟即由此出发展开对史家修养问题的论说。但这个评价的本身，也反映了胡应麟对历代纪传体编撰的基本认识。

评价纪传体史书，自然离不开对于马班的评论。胡应麟认为，纪传体“史之体制迁实创之，而其义例纤细班始备也，然雄伟跌宕之气衰焉。”既肯定司马迁对于纪传体的开创之功，也承认班固对于纪传体的整齐体例之功。同时，又认为班固整齐体例的同时，失去了《史记》叙事表现出的“雄伟跌宕之气”。尽管如此，“自汉以后，历代史臣壹规班氏”，肯定此后历代纪传体编撰皆以断代纪传为规制。胡应麟回顾了历代史家的马班优劣论，认为“《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说，为班左袒盖十七焉。唐自韩、柳始一颂子长，孟坚稍诎。至宋郑渔仲、刘会孟又抑扬过甚，不足凭也。至明，诸论隲差得其衷。”这段话的主旨思想，一是肯定历代史家以传承班固断代之法者居多，断代纪传体是汉代以后纪传体撰述的主流；二是认为宋人郑樵等过于扬马抑班之论“不足凭”。胡应麟还从史书体例层面对马班作出比较论述。他肯定班固《汉书》历史编撰效仿与发展司马迁《史记》的做法：“孟坚之推太史，至矣；其驳太史，公矣。前人制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肯定《史记》《汉书》记述项羽事迹采用不同体例“各有当焉”：“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迁通史前代，虽秦、楚弗容贬也；班独史当代，虽唐、虞不得详也。”胡应麟对于马班的评论，大体是公允的。

胡应麟还特别对纪传体史书的志表问题作出评论，提出不以有无表志定纪传史之优劣的主张。关于纪传体史书志、表的地位问题，宋代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有一个论述：“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必纪载，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郑樵所言，要在强调纪传体史书志、表难作。胡应麟明确表示不赞成郑樵的说法，认为郑樵之论是“乡社老人动止供笑之论”。其理由是纪传体史书重在纪传，而非志表，志表只是“闰余”；至于范晔、陈寿不作表志，是“咸有他故”。胡应麟还举例驳斥道：“若以表志有无为史之优劣，则沈约、魏收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寿《南北史》之无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废何耶？且唐而后宋、辽、金、元，表志咸备，而其文益下又何耶？”应该说，胡应麟上述某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认为纪传体史书的志表不重要，则是不对的；他以一些史书有志表反而不如一些未作志表的史书著名，这种说法也丝毫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所举例的这些史书，其纪传部分也并不出色，并不是因为它有志表的缘故。何况纪传体史书志表难作是公认的事实，它确实能衡量出一个史家史才之高下。

最后，章学诚《文史通义》论史书编纂体裁。第一，寓独断之学于通史撰述之中。章学诚提倡通史撰述，《文史通义》的《释通》篇以“六便”“二长”对通史撰述作了肯定，这六便是：“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诠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而二长则是：“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然而，通史撰述必须要有别识心裁，能自成一家。在章学诚的心目中，过往的通史撰述值得称道的有四家：“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逭）、萧（统），裴潾《太和通选》作焉。”四家当中，章学诚最推崇郑樵。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著作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从章学诚对郑樵学术思想的评述中可以看出，章氏所提倡的通史撰述，不但要“通古今之变”，而且要发凡起例、别识心裁。也就是说，通史撰述绝不是简单地将各朝代的历史拼凑在一起，而是要寓独断之学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承继起通史家风。

第二，关于“史书三体”的评述。章学诚肯定史书体裁的演变是历史编纂学进步的体现。他说：“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又说：“《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经纬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如此将《尚书》以来至班固作《汉书》，历代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作了具体论述，突出了史书体裁变化的规律及其特点。章学成对传统史学纪传、编年和纪事本末之“史书三体”作了系统评述。对于纪传体，章学诚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刘知幾谓一事分书，或著事详某传，或标互见某篇，不胜烦琐，以为弊也。不知马班创例，已不能周，后史相沿，皆其显而易见者耳。”这里一句“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已经把纪传体的优缺点都作了概括。对于编年体，章学诚说：“编年之史，能径而不能曲，凡人与事之有年可纪有事相触者，虽细如芥子必书；其无言可纪与无事相值者，虽巨如泰山不得载也。”也就是说，由于受到按年月记事的体例所限，编年体多有遗漏史实的弊端。也正因此，章学成认为这就是后起之纪传体胜过编年体的原因。就编年与纪传二体来说，章学城是倾向于纪传体的，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只可惜后代继者不知通变，遂将它变成一种科举之程式。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最为赞赏，认为袁枢创立这一新史体，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实为历史编纂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他说：“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并认为这种体裁的优点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

第三，提出关于新史体的构想。章学诚的新史体构想主要包含三个部分：“本纪”“传”“图表”。“本纪”是按照年代编写大事纪要。章学诚做“本纪”，是仿效司马迁《史记》以“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的做法。“传”以“因事命篇”，即是说要按照纪事本末体的做法做“传”。在章学诚看来，只有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才能够记事无遗无滥。至于因事命篇的具体做法，则可以是“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图表”是章学诚新史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认为，“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阙一而不可者也”。章学诚对于自己构画的这一新史体是颇为自信的，他自我评价说：此体“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章氏的自我评价是否准确、客观，姑且不论，但其具有创新意识则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之史书编纂体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多样性、变化性是史书编纂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多样性与变化性特点，在逐渐完善各种历史编纂体裁的同时，也大大丰富和便利了历史记述。而历代史评家关于史书编纂体裁的系统评论，既是对传统史书编纂实践的理论总结，又给予了传统史书编纂以理论指导的意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共同成就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进步。

信息采集：刘 斌

媒体编辑：宋漪雯

文字编辑：邓 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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