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的故事

    这次去台湾，近距离的接触了两位老兵，在台湾， 老兵是一个令人哀伤的词，也是一个日渐凋零的族群。在导游的讲述中，在与老兵的交谈中，让人体会到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战争史，一曲中小人物的沉浮悲歌。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战后作为“外省人”在台湾的艰难谋生，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生命悲剧。 1月18号，我们团队抵达了花莲，在太鲁阁，一位老先生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我们近前，手里拿着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自传，书名是《一二三、到台湾》。他主动找我们交谈，现在到台湾旅游的团队每天都有固定的人数抵达太鲁阁，老先生就时常来这里找大陆人聊天，50年代末，开山修建这中横公路也是一万多老兵修的，眼前这位于青山绿水间的长春祠，是为了纪念修筑中横公路的殉难者而建的，里面墓碑就有老先生的战友，他说趁着还能走动，就惦念着时常来看看。

       老人超着一口多年未改的河南话，他老家在河南周口，今年86岁，当年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俘虏的，被俘后他们被美军运到了大秋道，在大秋道，美国人又把他们运到了巨济岛战俘集中营。在巨济岛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运到了济州岛，再后来他跟一万四千战友一起稀里糊涂的来到了台湾，老人说，刚到台湾那段日子，部队安排他们这些战服和一些在大陆抓来的壮丁轮流驻防金门、妈祖等前沿占地，当时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就和成千上万被带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人们一起等待着回家的那一天，可是随着冷战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二岸的互相进攻已无可能，国共双方就这样隔台湾海峡而据，岛上对内采取了政治高压，对于像他这样的大兵、壮丁来说，回家的大门彻底关闭了，就连通信都绝无可能，就这样，10年、20年、40年过去了，1987年，在台湾的老兵们成立了“外省人返乡促进会”，身着统一的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T恤衫，在公共场所开始聚会请愿，他们在传单上这样写道：我们已经沉默了40年，我们的父母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我们要求：如果是生，让我们回去献上一杯茶，如果是死，让我们回去敬上一炷香。也就是那一年底，蒋经国政府同意了大家的请愿，老先生回到了大陆，回到了阔别40年的老家周口，当年的青春少年已两鬓斑白，家里的爹娘早就在思念中撒手人寰，死不瞑目。。。     我问老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没在家养老呢，他叹了口气说：只有一个妹妹，儿孙一大家子，父母不在了，我在老家住了些日子就回来了，在台湾这边，我还有生活费，过一天算一天吧，起码在这里还有这些老战友互相陪伴着。     老人一生没有结婚，他说像他这样独身一辈子的老兵在台北的“大我退舍”，在花莲的“荣民之家”在台湾的每个“眷村”比比皆是，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家，他说：像我们这样背景来到台湾的大多都是低收入的，刚来时每月6元台币，那时候部队的规定是28岁之前不能结婚，之后就错过了适婚年龄，生活一直都是紧巴巴的，现在每月的3000元生活费也仅够养活自己的，也就一直没有成家。     

          是啊，过一天算一天，不去想未来，对他们来说，以他们一生的机遇而言，命运就是在莫一夜，甚至是莫一瞬间被改变的，离家60年了，老兵们的生命正在渐渐的调零，那一代历史也即将过去，老人用浑浊的双眼看着我们这些来自海峡那边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曾经的生离死别？还是惊心动魄的那场战争？抑或是自己想也想不到的人生？     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是老人的居所，花莲的“荣民之家”也将是他和他们最后的栖息地。流浪的灵魂，将在异乡的土地飘落，据说在台北市郊就有16个“大我退舍”，最多时一个寝舍就住着几千个孑然一身的老兵，现在最多的宿舍住着800多人，仅花莲的“荣民之家”每年都有30——40人故去。也许多年后我们再来，这记载着一代人特殊的生命痕迹也会消失了。     也就是在同一天，从太鲁阁出来，我们在花莲吃晚餐，又有一位老先生来到我们吃饭的餐厅，见到我们很是亲切，聊天中知道，他叫张伯勤，老家在上海，当年也是随部队来到台湾，相比白天见到的老兵，他的境遇要好一些，当年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200万人中，有一半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官兵，还有一半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这位张老先生就是宪兵，他现在有退休工资，一个月一万元人民币，在我们吃饭的餐厅不远处，就是他的家，他邀请我们有时间的话到他家坐坐，老先生非常热情，无奈我们的行程不允许，他跟我们每个人合影，得知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要坐火车到台北了，他一定坚持明天一早送我们去火车站，第二天，老先生准时出现在火车站，和大伙照了合影，并留下地址：台湾花莲市府前路312号。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合影给他寄一张。

        和张老先生挥手告别时，我心里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的岁月沧桑，几十年的背井离家，台湾岛上百万漂泊的心，海峡那边百万破碎的家，在他们一辈子未改的浓厚乡音里，说不尽的是绵延一生的乡愁与家国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