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下之中”的演变

下文为《中国古代“天下之中”的演变》，杨会宾著。摘自《城市史研究（第46辑）》，任吉东主编。

中国古代“天下之中”的演变

杨会宾

“尚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和精神，中庸、中和、中正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和境界。“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唐兰在《殷虚文字记》中说：“余谓中者最初为氏族社会中之徽帜……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若为三军，则中军也）。然则中本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如上下之中，前后之中，大小之中等）。”这一考释至为精辟，认为由旗帜确立地中，由政治中心拓展为一切之中心。“中”的观念对古代政治统治、建都选址和诸子学说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天下”一词出现也很早。从西周到春秋，“天下”一词由主要指天以及周王国诸侯（诸夏）之政治地理范围扩展到其他地区。战国时期，狭义的“天下”等于九州、中国，广义的“天下”等于九州加上四夷。“天下”一词自先秦发轫，讫于明清，世代沿用，由最初的地域空间概念发展为国家政权概念，再到体现人文情怀的概念。学界龚胜生、王子今、李久昌、王星光、胡阿祥、张新斌等从不同角度对“天下之中”进行了阐释，笔者以洛阳为中心做进一步考察分析。

一 文献所见洛阳“天下之中”的演变

文献对洛阳地位的评价甚多，如地理意义上的“兆唯洛食，实曰土中”“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政治层面的“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汉晋旧京”；经济角度的“天下朝市”“天下大凑”“水陆兼会”；文化上的“河图洛书”“衣冠渊薮”“衣冠礼乐”等。在众多形象描述中，以“天下之中”最为贴切和精准。这一称谓就洛阳自身来说最具综合性，与其他古都比较，则又是洛阳鲜明的特色和个性。“天下之中”最早始于洛阳，周公首创这一概念并赋予洛阳。《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尚书·召诰》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可视为天下之中的简称或别称。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制于成王初年的何尊铭文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更是将“中国”一词授予洛邑。

战国时期，“天下之中”的意义被延伸拓展，成为建都立国的指导思想。《周礼·大司徒》云：“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荀子·大略篇》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天下之中”概念还影响了九州观念的产生和由内而外、居中以御四方的统治秩序，形成了那个时代的天下观和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固然有种族亲疏之别，但更强调“德化”的进程和文化的认同。《春秋公羊传》记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地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至此，洛阳又有了“大凑”即大都会的美誉。

秦汉时期，洛阳“天下之中”形象得到进一步彰显。汉初，在定都抉择时，娄敬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司马迁将三河统言为天下之中，而洛阳处于支点和中心地位。《汉书·地理志》云：“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班固《东都赋》曰：“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云：“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班固强调了周公洛阳营建都城的政治意义，认为东汉都洛效法盘庚迁殷、周都洛邑，必然会使汉朝中兴、太平昌盛。崔骃《反都赋》云：“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张衡《东京赋》亦载：“区宇乂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后汉书·杜笃传》云：“成周之隆，乃即中洛。”

魏晋南北朝，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动荡，洛阳“天下之中”负面作用凸显，但其政治文化的正统地位仍是各政权的共识，也是它们积极争夺的对象。《博物志》云：“周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岳，三河之分，雷风所起，四险之国也。”晋永嘉五年（311），洛阳为刘聪所陷，王弥谓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曜不从，焚烧而去，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北魏孝文帝志在一统，迁都前与任城王元澄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认为，建都于此方可实现对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有效统治，实现“制御华夏，辑平九服”的政治抱负。

《博物志·卷一》 西晋.张华 著

截图自《增订古今逸史》明.吴琯辑校.明万历时期刻本

隋唐时期，洛阳长期作为都城或陪都，“天下之中”形象再度得到强化。隋炀帝即位后，即决定在洛阳营建新都，其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唐太宗营建洛阳宫，原因在于“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唐高宗《建东都诏》曰：“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认为洛阳“况成王定鼎，此则余基，永言朝贡，实归中壤”；“绍隆周之睿业，因丕洛之鸿基。相彼土中，实惟新邑。五方入贡，兼水陆之骏奔；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既有帝王高倡旗帜，《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诗》中出现众多关于洛阳“天下之中”“土中”的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末五代，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北宋以汴梁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尽管都城在开封，但洛阳仍是人们心中的“天下之中”。宋真宗曰：“周公大圣人，建都据形胜，得天地之中，故数千载不可废。”邵雍《洛阳怀古赋》云：“洛阳之为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气在焉。”李格非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苏东坡有诗称：“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曰：“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洛阳凭借帝都底蕴和陪都之余晖，成为人们怀古、感叹历史沧桑的凭吊对象。洛阳“天下之中”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清。明太祖命徐达，“先取山东，次及河洛”。顾祖禹列举各时期洛阳受到关注情况后，不由感慨，“盖英雄举事，特以洛阳为标准矣”。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游历嵩山，题词云：“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恒衡，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瀍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称谓宋以后较少见于正史，多在经传注释和地理方志中出现，显然是作为一种知识传承和文化记忆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后，洛阳“天地之中”的说法越来越多，“天下之中”反而不显。梳理文献，唐以前并无“天地之中”叫法。乐史《太平寰宇记》引“李淳风曰：‘今洛阳告成县以土圭测天地之中也。’然则四夷之所距，推此可知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天地之中”称谓，但同书又有“天下中”的表述，可见两者可统而言之，并无区别。至于宋以后“天地之中”之流行，笔者认为这极可能是随着洛阳都城地位衰落，后世遂舍弃“天下”这一政治属性较强的词语而转向偏重地理方位的“天地”表述。也就是说，宋以前“天下之中”与此后“天地之中”已经有了微妙却又本质的区别。

二 洛阳“天下之中”的内涵和影响

从上述文献梳理来看，洛阳“天下之中”这一概念内涵丰富，极具张力和涵盖力。其逻辑关系是，由地理天文意义上之“土中”延伸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这和“中国”一词概念的扩张是一致的，“中国”一词最初指地理上位于各个政治体中央的成周城或商国，后扩展为周王王畿、三晋、中原、诸夏、九州，由政治地理意义扩展为文化意义（文明）和族类认同。“天下之中”不断层累，强化了洛阳神圣性、正统性的地位。

一是“崤函帝宅，河洛王里”的政治中心。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朝代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李久昌认为，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4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合计时间长达1693年，如果加上新莽、后赵、北周、后汉、后周、宋、金等陪都时期，则有21个朝代，长达2191年。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在梳理洛阳、长安定都情况后指出：“在大约1600年的漫长时期，洛阳占据首都的地位，而定都关中则总共只有970年左右。我们这里首先必须确认这一事实，长安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差约为一倍之多。”他进而提出应该重新评估中古洛阳的历史地位。五大都城遗址、众多陵墓石刻和丰富馆藏文物彰显其厚重历史文化，见证了千年帝都的兴衰沉浮。由于长期作为都城，国家政治制度、都城制度、职官和选举制度等在这里产生演变，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是“天下朝市”的经济中心。唐代中叶以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经济，代表了当时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周灭商后，周公以“四方入贡道里均”营建洛邑，官方朝贡体制必然带动民间贸易，洛阳成为经济商贸中心，由此形成了喜欢经商的民风习俗，至隋唐时期亦然。《史记·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汉书·地理志下》分析“周地”风习时指出，其“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而“洛阳称中”。东汉、魏晋时期，洛阳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后汉书·仲长统传》云：“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曰“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北魏迁都洛阳后，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洛阳成为著名的国际商业都会。《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隋书·地理志》称：“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隋唐时期，洛阳地处陆路交通和大运河枢纽，国家粮仓集中分布在河洛一代，加之统治者采取迁徙富商大贾等行政干预措施，使得洛阳进入商业发展的鼎盛期。洛阳三大市场有数万商贾，不仅有内地商人，还吸引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目前，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已达60方，从石刻资料看，商人数量相当大，并且呈现汉化倾向。

三是衣冠渊薮、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诞生于此。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根文化，具有传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先导性四个特点。

“河图”“洛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伏羲因之而作八卦，周文王作《易经》。周公营建洛邑后，制礼作乐，建立了和井田制、宗法制配套的封建秩序，华夏礼仪之邦由此奠基。老子作为东周守藏室之史，作《道德经》。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对开创儒家学说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时期，洛阳太学兴盛，出现了贾逵、马融、许慎、郑众等一批经学大师。何晏、王弼在洛阳开创“玄学”，竹林七贤兴“玄学”，影响到南朝学风，并与佛学相互吸收滋养。北宋时期，邵雍在洛阳安乐窝著书立说，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程颢、程颐师承周敦颐，长期于洛阳传道解惑，开创洛学，后被陆九渊、朱熹、王守仁发挥，代不乏人。东汉明帝时期，佛教首传洛阳，兴白马寺。白马寺被誉为中国佛教“祖庭”“释源”。隋唐时期，佛教慈恩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密宗等重要宗派在洛阳产生发展，玄奘、法藏、神秀、义净和开元三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大德活跃于洛阳，对政局产生一定影响。

文学方面，《诗经》是我国文学和诗歌的源头，很多篇章产生于河洛地区。如果做一下《诗经》地望的统计，河洛地区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从贾谊的“西汉鸿文”到著作等身的“小说家”虞初，再到“建安七子”慷慨悲凉、刚健沉雄之风骨，从张衡的《二京赋》号称“长篇之极轨”，到左思的《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所谓“汉魏文章半洛阳”。北朝温子昇、邢邵和魏收被称为“北地三才”，对南北文学融合交流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贾思勰《齐民要术》三部散文奇书。隋唐时期，由于帝王倡导和科举制推行，诗歌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于是“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陈子昂的文学革新、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的“洛阳相会”、韩愈的古文运动、元稹和白居易的“元白体”、诗鬼李贺和“小李杜”的创作等，引领唐代文学不断发展。史学方面，史官文化发源于河洛地区，周代即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司马迁“见父于河洛之间”，受命发愤撰写《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创作于洛阳。

司马光位于洛阳的宅园——独乐园

《独乐园图卷》局部 明.仇英绘.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因为洛阳“天下之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人们普遍以洛阳盛衰作为天下治乱的晴雨表。正如唐人李庾《东都赋》云，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于邺云：“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司马光《过故洛阳城》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李格非更是一语中的，“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天下之中”还延伸出中州、中原称谓，成为今天河南省别称。如《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载：“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张衡《东京赋》云：“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诸葛亮《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明清时期，也多称河南为“天下之中”。洛阳文化学者刘彦卿通过实践考察，发现全国范围内以“洛阳”命名的区县有1个、乡镇10个（现存7个），行政村和自然村78个，由洛阳衍化的地名近40个，另有以“洛”或“洛阳”为前缀的“洛阳名物”不下百处。这种文化地理现象也反映了古都洛阳的深远影响。

三 其他城市和地区“天下之中”的考察

文献中，也有其他城市和地区被称为“天下之中”，大致和经济、政治、地理和文化因素有关，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方面，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定陶说。定陶现为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2016年撤县设区）。战国末期，范蠡功成身退，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居于宋国陶。“朱公以为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陶”，《正义》引《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齐州平（阳）〔陵〕县东三十五里陶山之阳也。今南五里犹有朱公冢。”陶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开凿菏水连接了济泗南北两大水系，鸿沟水系的兴建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由于陶地处交通要道，这里也成为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的争夺对象。要之，这个“天下之中”只是范蠡的一家之言，主要强调其商贸和经济都会地位。随着鸿沟水系湮废和黄河改道，西汉中叶陶便衰落萧条，在历史上再无什么影响。

第二，政治方面，有长安、开封和北京说。《史记·韩长孺列传》有“梁王念太后、帝在中”。“中”，张守节《正义》曰：“谓关中也。又云京师在天下之中。”以长安为天下之中，显然是出于首都政治中心的地位考虑。北宋时期一般仍称洛阳为天下之中。开封陷落后，建炎元年（1127）、二年，主战派宗泽建议迁都长安，并先后24次上乞回銮疏。在这些奏疏中，宗泽反复强调开封是宋两百年大一统基业所在，是首善之区。在第四次奏请中，他谈道：“臣闻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师又中原之中。”在第十四次上书中，又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以今京师为天下中，故创业垂统，欲传之亿万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庙，奕世圣人，传以相授，皆以京师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视天民之阜，必于天下之中也。”这两次上书后被李心传收录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开封在明初地位比较重要，是当时的“北京”。这次得“天下之中”和城隍信仰有关。

城隍神是古代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明清时期演变为和地方官对应的冥官等级体系。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分为五个等级。在京都应天府者，封王爵。北京开封、临濠、太平、和、滁等五府州皆封王，正一品。其余各府州县，府为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灵佑侯，秩三品；县为显佑伯，秩四品。“开封城隍制词，改其后曰：‘眷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汤既甲于列郡，神号宜盛于他邦，可封曰承天鉴国司民显圣王。’”

时移世易，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首都，北京随之也有了“天下之中”的美誉。元人李洧孙《大都赋》曰：“天如盖倚而笠欹，帝车运乎中央。北辰居而不移，临制四方。下直幽都，仰观天象，则北乃天之中也。”明人陈敬宗《北京赋》曰：“惟圣皇之建北京也，绍高帝之鸿业，启龙潜之旧邦。廓天地以宏规，顺阴阳而向方。准四裔以布维，揭八表而提纲。灿星分于箕宿，映黄道之开张。壮天险于居庸，亘重关于太行。会百川于辽海，环河岳于封疆。拱北辰兮帝居，陋巩固于金汤。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皇朝文献通考》云：“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以形势论之，古称河雒为九州之中，而今之京师实又居天下之中。”

第三，地理方面，有汝阳说、南襄盆地说、名山（太行山、嵩山、终南山、昆仑山）说、盘陀国说和湖北说。

汝阳说。今驻马店管理的区县在历史上除泌阳县外，其他都属于现在汝南县为府治的汝宁府。这一地区秦属颍川郡，汉至隋称汝南郡。刘宋将司州从义阳迁至汝南，号其城曰“悬瓠”。唐初置豫州，天宝初改汝南郡，乾元初复为豫州，宝应初避代宗讳改蔡州，宋元因之，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升为汝宁府，明清沿袭。此处“屏蔽淮、泗，控带颍、洛”，“自昔襟要处也”。“宋元嘉中，后魏太武帝率兵围汝南，郡守陈宪守拒四十余日，魏人积尸与城齐，不拔而退。”唐中叶，淮西抗命，“蔡州不被王化者几四十年”。唐末，秦宗权、朱温借此称霸。

汝阳“天下之中”称谓出现于宋代，其得名主要源于当地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山——天中山。宋代刘敞《天台山记》记载：“《汝阳地理书》有天台山，在今县北三里所，其高尺余，传自古至今，莫有能损者。其上土，其下石也。亦曰天中山，以为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于豫州亦最中，是山于汝南又最中，盖处天地三万里之极。自古考日景、测分至者，皆莫正于此，以是名之……有山之名，无山之情，而民不厌以山称之，盖得四方之中，《易》所谓地中之山，谦尊而光，卑不可逾者也。”刘敞，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宋史》有传，庆历六年（1046）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其作为父母官，宣传一下当地名胜，也在情理之中，但如上文所述，宋代以洛阳为西京，洛阳天下之中是主流看法和普遍认知，天文意义上的地中在阳城（今登封告成镇），刘敞不是不知，只是故意忽略罢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对于各府（州）县山川、古迹都有记载，但并未提及汝南天台山。豫州居天下中本就是洛阳居天下中的延伸，或者豫州本就指洛阳（宋代朱熹《朱子语类》有“周公定豫州为天地之中”），从豫州之中再延伸汝阳天下之中，逻辑上就讲不通了。但刘敞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南宋潘自牧撰写的《记纂渊海》即有“天中山在汝阳县北，以在天地之中，故名”。明嘉靖十二年（1533）汝宁知府廖自显建立天中书院。确山人陈耀文将他编写的类书命名为《天中记》。明末方以智以博学闻名，他在《通雅》中对此提出批评：“汝阳之天中山，天之中也。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曰天中，云测影植圭，莫准于此。或曰：‘此地夏至日中无影。’非也，此地距北陆黄道十度，日晷恒在北，广州则无影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天中山，在城北三里。亦名天台山，高止尺余，上土下石，以在天地之中，故名。自古考日景，测分数，以此为正云。”但在谈到阳城废县沿革时，又曰：“《志》云：城中有测景台，周公定此地为土中，立土圭测景，汉唐皆因之。”其实，阳城天文意义上的地位不可撼动，汉唐一直到元，都有官方测量活动，《元和郡县图制》等历代地志多有记载。顾祖禹关于天中山的记载不过是沿袭摘录刘敞说法，因未做考证，才会出现两处天中测影自相矛盾的情况。

汝阳天中山名声大噪还与颜真卿有关，民间和清代康熙年间《汝阳县志》中称颜真卿留有《天中山碑》。驻马店当地一些学者还对明清两通《天中山碑》做了考证。但以笔者看，《天中山碑》并非颜真卿手书。其一，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命太史监南宫说在登封周公测影台立石表，这无疑是官方对地中的认可和宣示；两年后，又命僧一行、李淳风等在诸州开展大规模的日晷测量。以颜真卿之博学，不可能将汝南视为地中。其二，从碑刻内容看，颜真卿应该知道其政治上的敏感性。当时李希烈急于称帝，使问仪式，对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耳。”如果颜真卿写下昭示汝南天下之中的话语，岂不正被李希烈利用，以宣示其正统地位。以颜真卿之刚烈，受胁书写亦不可能。另外，由于颜真卿入淮即受到严密监视，尤其是周曾、康秀林反正失败后，被遣送到蔡州龙兴寺，看管更严，因此也不存在受人请托书写之可能。当时兵荒马乱，消息隔绝，朝廷也搞不清楚，遂有两个卒年之载。其三，如果确为颜真卿书写，如此盛事，为何唐宋文献包括刘敞《天台山记》并不记载，到明清时期才悄然冒出此说呢？总之，从文献内容和当时历史背景看，《天中山碑》不可能为颜真卿所书。

南襄盆地说。这一说法出现在明代，龚胜生列举了明代学者丘濬、章潢、李濂、章涣的观点。从明代四位学者的文本分析，丘濬、章潢均认可古称洛阳天下之中的常识，丘濬以明代疆域变化实际提出荆襄、唐邓应为“我朝天下之中”；李濂、章涣以穰县（今邓州）为天下之中均出自明清时期所修《邓州志》，难免溢美。南阳、襄阳一带北连中原，西面通武关、巴蜀，东接江淮，地理位置确也比较重要。历史上，楚王问鼎中原、刘邦入关、光武肇兴、三国鏖战、南北朝对峙、唐代中后期漕运、元灭南宋关键战役，都与这里息息相关。东汉时期，南阳有“南都”“帝乡”之称。东晋南朝时期，荆襄地区是军事重镇，决定着下游政局和朝代命运。王敦、桓温和桓玄之乱与萧炎夺取政权都是顺江而下，建康无还手之力，唯有束手听命。唐初突厥屡犯边境，唐高祖派宇文士及“按行樊邓，将徙都焉”。唐末吐蕃内扰，襄阳人朱朴建议迁都自己家乡，理由是“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此建都之极选也”。朱朴，两唐书有传。两唐书都认为朱朴“为人木强”，没有什么才能，《旧唐书》甚至说“在中书与名公齿，笔札议论，动为笑端”，他的这个建议不被重视也在情理之中。关于其迁都之议，《旧唐书》只字未提。《新唐书》以“文省”为宗旨，但《朱朴传》篇幅相当于《旧唐书·朱朴传》的五倍，且不惜笔墨摘录其论迁都情况，颇有深意。在欧阳修、宋祁看来，尽管朱朴“无他能”，但这篇关于迁都的上书还是颇有价值的。笔者认为从春秋笔法和历史借鉴角度审视，至少包含欧阳修、宋祁对宋定都开封的隐忧并由此提供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此，60多年后的靖康二年（1127），当开封陷于金时，李纲迁都南阳的建议才水到渠成，不那么突兀。

名山（嵩山、太行山、终南山、昆仑山）说。这类说法主要考虑到大山是比较明显的地理坐标。嵩、洛自古为一体，嵩山得名中岳，与洛阳天下之中地位有关。《史记·封禅书》中云：“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唐代陆长源《嵩山会善寺戒坛记》载：“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谓名山福地，异人灵迹，往往而有。”明代徐霞客曰：“嵩当天地之中，祀秩为五岳首，故称嵩高。”太行之说也和洛阳相关。周武王定都洛邑时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司马贞《索隐》引杜预云：“岳，盖河北太行山。”张守节《正义》载：“《括地志》云：‘太行、恒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西北接岳山。’言北望太行、恒山之边鄙都邑也。”南宋王应麟云：“太行，在汉属河内郡，壄王、山阳之间，在今属怀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焉。”吕祖谦云，太行“今属怀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焉”。清代觉罗石麟亦云：“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终南山之说仅见于清代毕沅：“终南，周之名山，一名中南”，“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昆仑山地中说由来已久，《博物志》卷1则引《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艺文类聚》记载：“《龙鱼河图》曰：‘昆仑山，天中柱也。’……《水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盘陀国说。《洛阳伽蓝记》卷5载：“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汉盘陀国为西域古国，《梁书》称渴盘陁国，《大唐西域记》称朅盘陀国，其位置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附近。此说是伴随着佛教东传，中原与西域、印度文化交流产生的。此地因处于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和鲜明地理分界上，海拔又高，故称之。

《洛阳伽蓝记》书影

北魏杨衒之撰.明嘉靖时期如隐堂刻本

到了清末又有湖北“天下之中”的说法，这主要与湘军首领胡林翼抚鄂治吏、对抗太平天国相关。胡林翼认为：“窃惟鄂居天下之中，水陆四达，平时富商巨贾往来聚集，竞尚繁华。闾阎耳濡目染，相习成风，变本加厉。”《清朝经世文编续编》卷87《兵政十三地利下》，胡林翼谈到湖北防御形势，云“鄂居天下之中，邻氛四警，戒备尚疏，兵力之所不能周”。

文献中也有提到冀州、成都、济南、梧州等为天下之中，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影响也极为有限，不再赘言。

第四，文化角度，有浙闽和湖南说。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认为：“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曰：“天旋地转，今浙、闽为天地之中，然则我百粤其邹、鲁与？是故星临雪应，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应矣，于焉继孔子绝学，以开万世道统之传，此岂人力也哉！”魏源在《南学会叙》（《清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7《会党》）中云：“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视野再拓展一下，从世界范围看，有印度说和阿拉伯说。印度“天下之中”与佛教教义及其传播有关。三国东吴孙权曾派中郎康泰出使扶南，恰逢天竺回访扶南的使者陈、宋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扶南王范）旃”，因具问天竺土俗，“佛道所兴国也……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佛教认为，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四周有七重香海、七重金山。第七重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中有东毗提诃洲、南赡部洲、西瞿陀尼洲、北拘卢洲等四大洲，中国、印度只是南赡部洲的一小部分。这个设计过于宏大，不好把握。因此，三国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把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伽毗罗描述为天地中央：“伽毗罗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邪，故处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诸佛兴，皆出于此。”加上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这给中国传统洛阳为天下之中、测影一尺五寸等知识观念带来了巨大挑战，连精于天文的何承天也“无以抗言”。待佛教世俗化、本土化之后，有关谁是中心的讨论不再是核心问题，天竺中心说逐渐消散。此外，古代印度流传“四天子说”，认为赡部洲为四天子所统领，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印度政治统治和国情各有特色，对应东人主、北马主、西宝主和南象主。这种观念也隐含着印度中心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古代印度人似乎不太计较哪里是“中心”和谁在“中心”。有趣的是，中国人即使讲到印度的事，往往也试图确定一个中心。这种尚中情结根深蒂固，直至清代，四库馆臣还专门对东晋《法显传》“天竺中心说”提出批评。

阿拉伯被认为是世界中心，与“五王”说的形成传播有关，相关资料主要见于分别成书于10世纪初以及中叶的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马苏第《黄金草原》。最初的说法是“四王”即阿拉伯、罗马、中国以及伊拉克的国王，这显然源于古代印度的“四天子”说。后来又加上了突厥王，成为“五王”。9世纪末，连中国皇帝（一般认为是唐朝末年的僖宗）也认同这种秩序和观念，认为伊拉克王是“诸王之王”，中国皇帝是“人类之王”，突厥王是“猛兽之王”，印度王是“象之王”，拜占庭王为“美男之王”。此话出自中国皇帝之口，颇让人生疑，但当时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认知和世界观念或许超越我们的想象。要之，无论是古代印度“四天子”说，还是阿拉伯人的“四王”“五王”说，都反映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观和世界观念。

余论

综上所述，“天下之中”观念源远流长，弥漫于中国古代社会。洛阳“天下之中”称谓始于西周，贯穿中古，绵延至明清，其内涵由地理意义上之“土中”延伸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之“中”。历代都洛的史实强化了“天下之中”形象，并赋予其不同的时代内涵。从“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到秦之重镇、汉国之大都，从王莽新室东都到东汉礼制之都，从北魏佛国之都到武周神都，从五代夷夏归心之地到北宋文化和园林之都等，洛阳“天下之中”形象伴随其都城政治地位升降和中华文化的演进而嬗变，对中古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号称“天下之中”也多是受到洛阳影响。从其名称由来分析，以地理因素居多，因为地理位置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个相对概念，不太敏感，也不易引起纷争。政治角度多和都城变迁有关，是少数人牵强附会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言。经济角度只有“定陶”，且仅是范蠡一家之言。文化角度出现较晚，已经到了明清和近代，是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和湖南经济文化领先的体现。

以现在看，甘肃省兰州市附近是我国大陆的几何中心所在。当然，在中古时代是难以做到精确测量的。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也不论哪个朝代，“天下之中”“天地之中”这些称谓，多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因为天下原本是没有中心的。但洛阳“天下之中”内涵丰富，穿越时空，深刻影响后世和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书籍简介

城市史研究（第46辑）

任吉东 主编

2023年5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1231-1

内容简介

《城市史研究》创刊于1988年，是目前国内最早的城市史研究专业学术集刊，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原为年刊，2012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成立后，正式成为该会会刊，改为半年刊，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从第30辑起，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集刊。本辑为第46辑，共收录21篇文章，设有“区域城市研究”“城市治理”“空间与市政”“城市景观与文化”“城市社会生活”“生态与环境”六个栏目。

书籍目录

区域城市研究

中国古代“天下之中”的演变——以洛阳为中心的考察 杨会宾／1

正太铁路对沿线山西城镇格局的影响（1907～1937） 郭婷／20

感知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州城市印象初探 郑伟斌／40

城市治理

庚子事变后天津的交还与接收 杨兴隆／56

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以杭州为中心 王庆国／75

城市“烟火气”：“特殊解放区”时期大连的摊贩治理 刘东／95

新中国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化尝试与实践困境

——以上海里弄改造为中心 付志刚／118

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 周晓霞 万亚萍 季泓旭／134

空间与市政

“大杭州”与“文化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杭州都市建设计划研究 胡勇军／149

殖民权力对殖民城市的空间形塑——以1910～1930年代大田府形成为例 李天成／169

城市景观与文化

城市“意象”的形成与地方性生产——基于豫园的历史文化分析 陈阳／190

天津《大公报》对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报道（1912～1936） 王培利 王勤／207

城市社会生活

国家与家族视角下清代苏州慈善事业研究

——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的考察 朱春阳／223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社会局儿童救助研究 付燕鸿 庞治法／236

近代“化妆美”的传播与接受

——兼论近代上海化妆品盛行缘由 张鑫／256

国共内战时期上海自杀问题研究

——以《大公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谈群 刘长林／272

生态与环境

民国时期北京传统水井的粪秽污染及市政应对 焦存超／290

上海城市生活垃圾抛弃黄浦江的协同治理研究

——以江海关港警为中心（1927～1936） 姚永超／312

近代上海美租界区域城市空间拓展与河流环境演变（1848～1911） 余静／330

重塑文明：“市政管家”芝加哥女性俱乐部的城市环境改革实践（1876～1920） 杨洁／343

亨德森与上海工部局的卫生治理研究（1868～1898） 郭淇斌／361

稿约／375

原标题：《中国古代“天下之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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