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球｜“抒情”的传统：一个文学观念的流转

2023-07-25 17:2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中国文学的神髓向来被认为在其“抒情传统”。

晚清以降，整个国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抒情”也由是进入现代情境，因应时变、守正出新，与“启蒙”“革命”两种话语彼此交织，共同演绎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众声喧哗与浴火重生。不过，与“启蒙”“革命”更多在国族立场展开不同，“抒情”既可以关乎宏旨，又能衍为心曲，既可以集成定鼎，又能流播四方。是故，现代中国“抒情”论述的生成、流动与开放同样值得关注。

《抒情·人物·地方》是一部文学评论集，记录了作者陈国球多年来对文学与人情、地方、世变的一些思考。书稿以“抒情”作为主题来写文学史，不仅可以存“史”，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供认识、了解、研究现代文学史者阅读、参考。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陈国球教授为新书《抒情·人物·地方》撰写的序言。

“抒情”的传统

——一个文学观念的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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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抒情·人物·地方》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陈国球，历任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教授，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曾在捷克、美国、加拿大、日本与中国大陆各地讲学。主要著作有《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抒情中国论》与《香港的抒情史》等，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

“抒情”的观念在中国文学史，可谓源远流长。无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班固的“抒下情而通讽谕”，或者骆宾王“贵抒情于咏歌”、杨万里“以尺纸之敬，抒中情之勤”、李梦阳“歌以咏言，言以阐义，因义抒情”，以至由李商隐到朱彝尊、洪亮吉的“述德抒情”诗，在在说明这个观念之“知”与“行”，并非罕觏。

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至于正式宣告“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者，众所周知，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任教的陈世骧。不少人就据此说：这是北美汉学家的发明。然而，“抒情传统”作为一个诠释中国文学的切入点，实渊源有自：早自王国维1906年发表的《文学小言》已有“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之分，而前者为“东方古文学之国”之所擅。以下如胡适、郑振铎、朱光潜、郭绍虞、傅东华等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者，都有类似的思考。我们再细考“抒情传统论”以前的陈世骧，会发现其说本就是承接晚清到民国的文学思潮而来。陈世骧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卞之琳的同学好友，曾经是朱光潜在慈慧殿3号主持的“读诗会”中一位年轻参与者，《大公报·文艺版》《新诗》等文学报刊的发表人。1948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写成《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寄给胡适校长，为母校五十周年纪念志庆。1971年去世前不久，陈世骧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

作为“抒情论”重心人物的陈世骧，其学术因缘尚有许多可说之处。他与北京大学老师艾克敦（Harold Acton）合作完成中国现代诗的第一本英译选集（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6）。当中入选数量最多的诗人是陈世骧的学友，也是朱光潜“读诗会”的常客——林庚。林庚是朱自清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闻一多的教学助理、王瑶的同窗。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实在与陈世骧声气相通；他认定中国就是“诗的国度”。1947年林庚出版了诗意洋溢的《中国文学史》，1985年接受访谈时，也总括中国文学史为“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林庚的诗学穿梭古今，在他活跃的时世可谓别具一格，只可惜未有适切的社会气候让他的诗学思想尽量发挥。陈、林各自的学术与人生命途，很值得细味。

陈世骧于1941年得到机会出国赴美，1945年开始在伯克利谋得教职，从此任教至1971年逝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偶尔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客串讲课；课堂内其中一位听众，是该校的汉语讲师高友工。这位尚在赶写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年轻老师，在留学美国之前，曾先后就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受到废名、台静农、戴君仁、郑骞、方东美等的文学熏陶。博士毕业后，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学思历程，结晶成论述精密、体貌庄严的“中国抒情美典论”。随着文章中译的流布，以及几次在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客座与系列演讲，高友工大半生发展成形的“美典说”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四十年撼动了不同地区许许多多的华人文学思想。

1964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陈世骧以东亚系文学教授的身份主持了他的三场演讲，分别是：《鲁迅的艺术方法》《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运动》，以及《中世纪传奇故事的抒情精神与写实主义》；从题目可见出他的布拉格结构主义与左翼文学思想的一体混沌。普实克和夏志清的一场笔战（1962—1963）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欧美学界的历史事件。前者的学术影响原在欧陆；其后他在哈佛大学客座时的学生李欧梵把他散落在不同学刊的论文编成《抒情的与史诗的》（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80）一书，影响就更为深远。尤其他以“抒情精神”串联起中国新旧文学，从此“抒情传统论”就不限于古典诗学的研究；从李欧梵、王德威、黄锦树，到梁秉钧、陈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都见到“抒情精神”的发扬。

普实克编/李欧梵编《抒情与史诗》 (上海三联书店，2010)

文学的意义本来就存乎文字语言在传与受之间的不息生发；中国文化思想每每究义于心与物、人与我的互动。“情，动乎遇者也”；当个我与外界相触动所产生之经验，经历反复内省，而赋予某种生活或者生命价值时，其感受以一定形式之媒介（例如文字、音声、色彩、线条、姿势）呈现，那就是“抒情”。“情”，其关涉不仅限于个人私有领域，人事伦理、社会秩序，无不缘情而形构成各种状态，而各种世态亦转化为人情而为个人所感所思，这就是“道始于情”的真义。创作或者诠释文学而用心于“抒情”，并不是说眼里只有风云月露，反而是现实世界与浩瀚心灵的深层对话。正如国难当前的徐迟，于流离飘荡之际，思考“抒情”与时世的关系，就引起战时文坛的激烈反响（《抒情的放逐》，1939）。“情动乎遇”的更鲜明例证，可以举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未来派诗人鸥外鸥。他的感官诗学，将桂林的夺目山形镕融铸成现代文明的善恶之省思（《被开垦的处女地》，1942）。鼎革废兴，家国情迷。吴兴华与宋淇遥递高山流水之音、司马长风寓怀于无何有之乡、刘以鬯寄存诗心于天涯；离散南来还有如马朗、如华盖（蔡广），他们又在历史的催促之下，与本地养成的文艺青年李英豪、鲸鲸（叶辉）、也斯（梁秉钧）、陈灭（陈智德）等，先后汇聚于天际一座浮城之上。他们或则在现代主义灯火下映照出孤愤身影，或者跨境越界、求索四方，却不脱焦虑彷徨；诸般哀乐忧喜，为浮城抛下人情盛满的文字重锚。由是一个物理“空间”转化为可亲可恨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升降浮沉、幽明异路，或者值得笔之于史，叶叶关情的文学史。

《抒情·人物·地方》(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以上粗疏的几笔勾勒，算是本书内容的素描；书稿各篇，是个人多年来对文学与人情、地方、世变的一些思考记录。在这漫漫而修远的路途上，难免有不少进退颠簸；集稿的时候，又遇上人生旅程一大转角。无论是回想往昔、体味当下，还是想象未来，我心存感恩之情。旅途上我得到许多朋友的扶助与提点，或则打气加油，或则匡谬諟正；临纸未及言尽，谨铭刻内中。本书之结集成编，有赖李浴洋博士热心推动与襄助，编辑刘盟赟先生更提供了非常专业而有效率的支援，志此以表谢忱。

2020年8月16日于相思湖畔

题图：《李维陵画集》(香港：大宗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