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农民不自己开荒种地，而是宁愿选择给地主打工呢？

首先，想要开荒，那高昂的生产成本，古代农民根本负担不起。稻种、农具等先不论，最“刚需”的耕牛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中国人使用耕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由于古代中国铁农具装备先进，一两头使用中国曲辕犁的耕牛，能完成同时期欧洲六至八头耕牛的工作量。但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养牛的负担绝不小。即便在商品经济无比繁荣、“集约养殖”技术空前发达的宋朝，耕牛产量已经大大提高，但“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每天单是喂牛，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根据南宋学者方万里估算，慈溪官府养八头牛，每头牛每月要吃掉一贯草料钱。到最后，由于官府负担不起养牛费用，以至于“牛存者一头”。

养不起牛，那直接买牛呢？耕牛的市场价随时代波动。根据《宋会要》的记载，北宋初年一头耕牛的平均价格大约是三贯钱，北宋中后期暴涨到十贯，南宋更是涨得没边，长期保持在四十贯钱的高价。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贯钱。宋仁宗年间的县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贯，还经常被克扣。买牛对于官宦家庭来说都不轻松，普通农民当然更不易。“二十亩地一头牛”的愿望，对于古代农民来说，真是一辈子的奢求。

元 佚名 耕稼图卷-收刈

在宋朝，租牛在农村很常见。普通的佃户，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苏轼形容说，宋朝许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动辄有三五百佃农，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来耕作。据现代学者估算，宋朝五口之家的佃户，全年口粮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要80石，全年产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这牛再金贵，也得租。

所以，在中国历代鼓励垦荒之时，为提高农民积极性，统治者们也纷纷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曹操就下令官府用盐业利润收购耕牛，再借贷给北方农户。战死的士兵家属，也可以享受“官给耕牛”的待遇。只这一条，就让不少北方军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擞地给曹操卖命。

在明初全力恢复经济的年代里，“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曾四次拨出专款，购买耕牛分发给北方垦荒农民，每次都是数万头的规模。明成祖朱棣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对山东、河南的农民“以官牛给之”，不但送牛，官府还打造相关农具配套赠送。

元 佚名 耕稼图卷-登场

正是由于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农业高速发展，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一倍，国家储粮“宇内富庶”的好景象。但这类“送耕牛”的好年月毕竟是少数。

光是耕牛问题都这么难解决，再算上天灾丰歉以及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古代农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哪里能想开荒就开荒？

退一万步说，就算农户天生神力开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园。可这田园能维持几代，也同样是问题。哪怕年年风调雨顺，哪怕农业生产成本一直稳定不变。封建王朝的盘剥与土地兼并都足以让一家普通农户扛不住。

宋朝号称统治者不遏兼并，宋朝农民的负担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税”外，农具、牛皮、盐、铁等十几种名目都要再额外交税。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附加税往往是“二税”的数倍。更狠的是徭役，按照北宋的徭役制度，本应由有钱的富户担任“衙前”，即组织劳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钱人不会背这锅，稍有钱的自耕农就倒了血霉，服一次劳役下来，就能折腾到破产。

元 佚名 耕稼图卷-簸扬

北宋仁宗时期的名臣韩琦叹息说，许多自耕农地不敢种，牛不敢养，家里有守寡老母的都逼着老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误会自己有钱，当上“衙前”。后来，很多自耕农为了逃役，几乎是举家逃亡，以至于“税存户亡”，这样的光景，再好的田园生活，也是过不下去的。

“老直臣”包拯向宋仁宗揭示真相：大宋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可吃俸禄的官员数量，四十年里增加了三倍，而且应官员们的要求，俸禄水平还隔几年就涨一次。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可不就是“重率暴敛，日甚一日”，最后都是让老百姓埋单。“爱民”的宋仁宗听得连连嗟叹，可叹息过后，还是该暴敛的照样暴敛。为什么“优雅”且“皇帝仁慈”的大宋在三个世纪里闹了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也就不奇怪了。

明初号称轻徭薄赋，但到了中后期，农民承担的赋税也是不知不觉地涨。弘治年间时，东南地区的农村赋税，就通过“折变”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种附加税。万历年间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走了样。万历亲政后，东南农业赋税“折银”，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还是那些地，赋税滚雪球似的增加，任何一个自耕农家庭，都苦不堪言。赋税如此沉重，交不起税的农民们，自然也不得不舍弃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后期的东南沿海，土地兼并的新一轮狂潮掀起。享有特权的皇室官僚们大量兼并土地，千千万万交不起税的农民沦为佃农，“富者田连阡陌……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租税额如故”。有钱人不交税，穷人交不起，东南地区，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里。

元 佚名 耕稼图卷-入仓

在富庶的东南，贫穷的农民尚可做佃农，而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农民的处境只能更糟。比如陕西西乡地区，“富民置产，弃多贫民”，甚至“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地都没了，重税照样要交。富人们还会用“飞洒”等手段，把自己应缴纳的税赋转移给穷人，以至于“有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穷到赤条条，也得替人扛税。

这样一来，农民们别说“田园生活”，就算想做佃户也不可得，只能举家逃亡。天启年间的河南就出现了整村农民逃光的奇特景象。有些人烟稠密的村庄成了无人区，昔日肥沃的土地变成了荒地。

当可怜的农民已到了做佃户不可得的地步时，那场席卷中原、让崇祯帝悲戚戚上吊的大乱，已经悄然埋下伏笔。而制造这一切的，恰是明朝君臣自己。

单是从“古代穷人为什么不自己开荒种地”这一个生活细节，就能看出历史大势所趋的走向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伏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