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传教士要来到中国，并且，他们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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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葡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欧洲传教士为了打开传教之路，他们很注意用欧洲也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事实打击中国人的中国中心的文化观。他们的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介绍世界地理和域外文明，都服从于这一目的。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自此，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直到明朝末期，又一群西方教士不辞劳苦，不远万里乘船跨越重重海洋，来到地大物博的中原。当时的欧洲，天主教盛行，教会希望将宗教理念能传播到人口众多的中国，于是，这群外来和尚就成了传播教义的使者，为更多的中国人信教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历史悠久，不论从文化水平、道德标准各方各面都远超外国，况且，从伦理、语言上与外国存在极大的差异，外国教士想要对中国人灌输教义，这无疑难于登天。那么，该如何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观念呢？利玛窦着手于实际，逐步探索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方案。

那就是，从科学入手，以西方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敲开国门，赢得中国上流社会的尊重和敬畏，争取到以中国皇帝为首的统治阶层的支持。并且，再将宗教理念因地制宜修改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版本，以符合明朝国情、百姓民俗的方式传播教义。

按照这条行之有效的方针，传教士们在中华大地畅行无阻，不但，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还走进宫廷成为座上宾。史籍记载：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朝皇帝都曾接待过这群“外来和尚”，允许他们与各方学者深入交流，既让天主教顺利进入中原，还让中欧文化之间产生了沟通。

汤若望就是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之一。

汤若望是德国人（汤若望只是来到中国后改的中文名，此人原名为约翰·亚当·施莱望·贝尔），在德国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数学、天文学领域有较高的造诣。1619年，汤若望先是抵达我国澳门，在三年后来到内地，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十年。

崇祯时期，耶稣会教士从本土带来欧洲的天文学、数学知识，朝廷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官员对这些外来知识第一时间进行了实验，他们发现，采用西方的数学算法后不论从运算速度还是在运算结果上，均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由此，徐光启上奏朝廷，申请建设历局，专门聘用这些西方传教士帮助明朝修撰历法。崇祯当即应允了徐光启的提议，派人在宣武门设立了历局，聘用外国人邓玉函、龙华民等在此工作。1630年，主持工作的邓玉函过世，徐光启举荐汤若望加入历局工作。

在历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汤若望与其他传教士及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参与制造天文、地理仪器，修撰历书。但是，没过多久，明朝就随着李自成进京而覆灭，崇祯在煤山自尽，整个北京城笼罩在恐慌与混乱之中。

汤若望一直留在北京，满清入关后，多尔衮命令北京内城居民全部外迁，并将清军驻扎进内城。汤若望不忍心看自己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为了让教堂、研究成果、外文书籍免遭清军损毁，汤若望不顾安危冒死直谏，希望多尔衮能让自己继续住在内城，此外还对自己先前进行的工作进行了讲解。

此时进京的清朝官员全都不以为意，只有清廷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格外重视，范文程知道汤若望的研究与王朝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朝历代统治者建国后，都必须“新朝定鼎，天运已新”，那么，何为“定鼎”、“天运”？其实，就是要准确的观察星象、颁布新的历法，让国家从里到外焕然一新。

若一个新的王朝还沿用旧王朝的国号历法，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就连武则天取了自己老公的政权后都修改了国号律法，就是这个道理。可惜，满清官员中并没有相关人才，于是，在范文程的引荐下，汤若望被请进清廷重修历法。汤若望修正历法后，满清官员经多次验算后，确定该历法非常精准，所以，便将汤若望版的新历法定为《时宪历》，更委任汤若望掌管钦天监。

在汤若望之前，也有外国人在中国当官的例子，但却都是些芝麻小官或虚衔，汤若望是第一位在中国担任要职的西方人士。从这以后，汤若望身为清朝官员，替皇帝观测天象，并大幅度推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俗话说“外来和尚好念经”，为何汤若望这个外来和尚能够将经念得顺风顺水呢？

其实，这里面除了外来和尚的身份外，汤若望更有着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效率以及对满清的忠心。在顺治皇帝眼中看来，汤若望是不可多得的良才。此后，汤若望先是被提升为太常寺卿，后来，又升迁为通政使，官居一品。足可称其一生平步青云、位极人臣。

对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方针，汤若望十分有创造性的完美执行，取得了傲人的成就。1651至1657这七年间，汤若望不但成为满清朝廷中一位举足轻重的官员，还与顺治皇帝缔结了一种极为密切的友好关系，时至今日，仍有关于二人的佳话流传。

那么，汤若望在顺治帝眼中地位有多崇高？这点从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就能看出来。什么是“玛法”呢？“玛法”是满语中尊长的意思。能够被皇帝称为“玛法”者皆德高望重之辈。据记载，顺治帝经常将这位洋玛法请到内宫，向其虚心求教。

据统计，仅在顺治帝在位十三年这一年，就先后二十四次亲临汤若望府上拜访。汤若望对这个虚心的弟子总是知无不言，在知识上尊尊教诲，在政务上忠言直谏。顺治皇帝觉得，这个外国老人不但和蔼可亲，对满清更是忠心耿耿，是自己政治道路上的绝佳助力。

汤若望之所以对顺治帝竭诚效忠，实际上，他还有另一层目的，就是前文中我们说的希望顺治帝能够皈依天主教，成为教徒，让皇帝对宗教产生信仰，这才是让天主教能够顺利入主中原的绝佳良策。正因如此，汤若望才紧紧抓住面见顺治帝的每一个机会，竭尽所能向皇帝灌输宗教思想。

汤若望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汤若望教导顺治期间顺治的一些言辞和举动都表明，皇帝已经受到了天主教思想的影响。随着汤若望在顺治帝眼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顺治对西方宗教也平添许多好感。1653年，汤若望被赐予“通玄教师”之名，顺治昭告天下褒奖汤若望。1657年，顺治又命人在北京天主堂设立石碑，亲手书写碑文，还赐予教堂一块匾额，上书“通玄佳境”。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虽然，汤若望做出不懈努力，但是，对于几千年的浩瀚中华文化来说，汤若望的影响力也着实有限。清初的中国社会处于缓步发展时期，中国文化作为主流文化，有着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底蕴与优势。

在满清立国之初，又极力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思想，西方文化的开放和自由根本不符合满清统治，所以，最终顺治帝并未大规模推行西方文化。汤若望的声望水涨船高之际，虽说，顺治帝使汤若望加官进爵，可是，顺治帝的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这些赏赐都是给忠心耿耿的汤若望的，并不表示顺治推崇天主教。

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圣旨中，顺治帝多次提到汤若望修正历法有功。汤若望本人洁身自好，实为大清官员的楷模，而对天主教顺治则只字未提：“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

而在其后赏赐教堂碑文匾额时，顺治帝再次强调了自己的主张，明确表明：“自己的统治只会信奉孔孟儒学，追求中庸。”天主教作为非本土宗教，所提倡的理念又多与满清统治不符，所以，不予采用。由此可见，顺治帝之所以会对汤若望格外恩宠，最根本的原因是，汤若望在满清建立之初替国家修正历书，使满清统治变得“名正言顺”。

由此，顺治帝必会嘉奖汤若望，借此报答他对满清建国做出的贡献。

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写道：“汤若望来到我国已经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追随自己的信仰，对天主教始终不渝，这种精神是崇高的。同时汤若望也用这样的忠心侍奉君主，从未有不敬或失礼的地方。”由此可见顺治帝觉得汤若望对天主教及自己同样忠心耿耿，希望文武百官能以汤若望为标杆，尽忠职守，这也是顺治帝褒奖汤若望的另一层目的。

虽说，此君臣二人有额外的目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始终是真挚的。

顺治染疾卧床后，许久都未能确立继承人，临终之际顺治让庄太后叫来汤若望，在病榻前最后一次听从了这个老臣的建议。汤若望觉得“子承父业”，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惯例，三皇子玄烨既聪明又明事理，且曾在天花病症中活了下来，所以，他最符合继承人的条件。就这样，这对君臣在病榻前达成共识，汤若望替顺治满足了最后一桩心愿。

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逝于南堂，享年75岁。1669年9月，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恢复其“通玄教师”之名。1669年12月8日，康熙帝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反面。并且，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同。

参考资料：

『《传教士——汤若望》、《略论明清间中国人对西学的迎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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