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个案研究一定是“小”中见“大”

谢维扬：与所有研究过程一样，个案研究中研究者所持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于研究结果的优劣当然是有极大关系的。你所说的“原始素材被‘污染’”、个案样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等确实都对个案研究的质量和意义有直接影响。从古史研究的有关情况看，我觉得在个案研究中避免过于匆忙和简单地利用既有概念对有关事项做概括性的解释，是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一个方法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一些有关古史的个案研究在做特定事项的事实研究的同时，也就这些事项的类型、性质、阶段性乃至历史意义等具高度解释性要求的问题给出了相关的阐述，包括通过对特定事项使用研究者所选择的术语或称谓来表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但是许多这类个案研究在开展具解释性要求的工作上其实是准备不足的，因而在对关键概念的使用上缺乏完整的讨论和论证而过分简单化，这就可能导致出现错误，使个案研究本应具有的重要价值受到削弱或变形。

由此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系，即个案研究与理论或宏观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分割的，而即使在个案研究中理论或宏观问题认识的要求也是存在的。尤其对于历史学中的大多数课题而言，不含任何解释性要求、纯粹事实性的个案研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真正成功的个案研究也要求研究者对相关的解释性研究的全部进展有准确和完整的了解。但是很显然，全部解释性研究的推进不是个案研究的任务，也不是在一项个案研究中所能解决的，在这一点上个案研究同理论或解释性的研究还是有分工的。因此对个案研究正确方法的把握只能是在这样的一种分寸上：其一是要明确个案研究的直接目标是针对特定事项的，因此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给出特定事项事实的最完整、准确的表述，是讲准、讲清“这一个”，而在相关概念的利用和运用上则应该说明研究本身所达到的准备的水平，同时不应试图在个案研究的框架内解决重大的理论和解释性研究的任务；其二也应该看到具备一定的相关解释性研究的认识基础无疑会使个案研究如虎添翼，使其对有关事实表现的表达具有最合理的逻辑基础，从而达到帮助人们完整认识历史过程的最高水准，所以即使对于从事个案研究的学者而言，全面、深入地了解有关理论的和解释性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参与有关讨论和研究也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一种好的个案研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纵观学术史，不乏很多学术大家以良好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史上的典范，请您举一两个案例，谈一谈其作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处？

谢维扬：好的个案研究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似并无一定之规，对已有成果的评价在学者中也常常是见仁见智。但有一些最基本和事关全局的要求对于个案研究达到较高水平是至关重要的。我在此想简单地提这样三点：一，对个案研究来说最基本的价值因而也是最基础的要求乃是材料完整、真实，对材料意义的解释可靠、准确。而优秀的个案研究往往在这个部分会有重要的突破。其二，研究所论及并给出新解释的问题是切入所研究事项“要害”的，也就是对更完整和准确认识有关事项的最重要的特征或该事项发展过程中具规律性意义的问题有帮助。换言之，好的个案研究一定是“小”中见“大”的。三，虽然不正面进入有关理论或解释性问题的讨论，但了解有关理论研究的情况而不滥用既有的概念和简单套用理论研究的既有结论，而是致力于以个案研究本身的成果帮助推进相关的理论和解释性问题的研究。其中第三点应该是与当代研究的情况更有关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发表于上世纪初、近一百年前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可以说是以近代方法理念完成的关于中国古史的一则极为优秀而价值巨大的个案研究的成功范例。其意义不仅在于论定了商史的真实性（由此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献性质及其真实价值的重大问题），而且对三代历史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早期表现和和三代社会的特征等都首次给出了解释的可靠基础。这项成就至少同王国维做到了我上面所说的个案研究成功的前两点要求是有关的。另一个例子是当前我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界正在合力推进的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因为它本质上就是我们正在亲历的一轮关于中国早期社会政治组织与各地域间互动、交流并最终导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的大型组合，所以它们也可以称之为国家起源研究的中国个案，或者是中国某地域的个案。这组研究正在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毋庸置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包括它们已经非常有力地扭转了人们长期以来在中国早期历史问题上的许多重大的误解。作为个案研究组合，它们在事实研究上的巨大能力和坚持科学与严谨方法的水准都是前所未有的，成为这项大型个案研究组合的最大优势，只要研究者坚持正确方法的理念，既重视不同学科间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协作，同时努力对资料和理论及概念的起点通过讨论形成合理共识，我认为在这项研究范围内一定会得出较之王国维时期意义更为重大的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5月 记者 张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