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院派：西方美术史中的华彩乐章（2）

学院派与竞争机制

美术学院自建立之初，就有意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引导他们追求艺术上的至高境界。年复一年，学生们不断被推上各种高水平的竞技舞台，竞争意识也伴随其整个艺术生涯。在众多竞赛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罗马奖”和沙龙展。

罗马奖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设立于1663年，最初是为了奖励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优秀绘画和雕塑作品。获奖者在政府资助下，可前往罗马学习三至五年。美术学院延续了这一奖励机制。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罗马奖迎来它的鼎盛时期。艺术家以获得此奖为最高荣誉，甚至私人画室的课程都是围绕着罗马奖而开设的。声名显赫的大卫，连续三年竞争罗马奖而不得，一度竟欲轻生，好在他没有放弃绘画事业，终成大家。相比之下，那些获奖的人们，可以说是无比幸运的佼佼者了。

1801年，大卫的学生，年轻的安格尔以他的油画《阿喀琉斯接见阿伽门农使者》获罗马奖。这幅作品以诗人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为创作蓝本：阿伽门农派遣使者拜访阿喀琉斯，请求他复出参加特洛伊战争。这幅作品主要展现了阿喀琉斯见到使者之后，停下弹奏手中的竖琴，起身站立的一刹那。画面中，井然有序的人物安排、富有层次的光线变化、生动形象的人体肌肉细节，令人过目难忘。作品柔和的色彩，似乎预示安格尔在后来的艺术事业中会有更多令人惊艳的表现。

在获得大奖之后，安格尔前往罗马，正是在那里，他创作出另一幅杰作，《朱庇特与忒提斯》（1811）。这幅画同样取材于荷马史诗，即仙女忒提斯乞求天神朱庇特帮助她的儿子阿喀琉斯。画面上，朱庇特端坐在中央，神情肃穆，忒提斯半跪在他的脚下，似乎在苦苦哀求，刚强与柔弱形成奇妙的对比。画面下方，两人的脚趾微微触碰，暗示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整体上看，忒提斯的肢体动作完全符合《伊利亚特》中的描写，朱庇特的姿态则借鉴了古希腊时期艺术家塑造的经典形象。从创作理念到母题的选择，安格尔的趣味无不透露出学院教育的影响。

沙龙展设立于1667年，兴盛于1748年，在此之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都是西方世界中最为重要的大型展览。艺术家们在沙龙展上各显所长，不同风格的绘画挂满整个墙面，以至于这一点也常常成为其他作品的表现对象。当然，入选的作品都是按照学院派的标准来评价的。德拉克洛瓦、安格尔、柯罗等人都是沙龙展的宠儿。艺术家一旦被沙龙接受和认可，便打开了更广阔的事业前景。他们会获得官方的订单，其作品被公共机构收藏，许多私人订单也接踵而至。沙龙展上的金奖价值4000法郎，二等奖价值1500法郎。一幅被沙龙接受的肖像画，可以卖出2000法郎的价格。

画家朱尔·亚历山大·格伦的《法兰西艺术家沙龙的一个周五》（1911）就展现了沙龙的盛况。作品呈现出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大厅里、楼梯上、楼廊间，挤满形形色色的人群。画中矗立的几尊乳白色人物雕塑，巧妙缓解了黑压压的人物可能带来的沉闷感；它们中和着整个作品的色彩，也增强了画面的纵深感。画面中央，一位年轻时尚的白衣女性转身望向她的同伴，她们的对话在这人声鼎沸的地方仿佛显得格外突出，宛如乐队中的一曲小提琴二重奏。这幅作品不仅有美学价值，也有史料价值。画上的一百多位人物均有原型，其中有当时的学院派画家，甚至还出现了总统。

《钱塘江》

学院派与中国画家

19世纪，巴黎成为人人向往的艺术之都，美术学院与沙龙展览体制的建立功不可没。著名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希指出，巴黎此时的地位，恰如15世纪的佛罗伦萨和17世纪的罗马。从19世纪到20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为了学习艺术，涌入法国。他们聚在一起，探讨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新概念，也在巴黎形成。在众多漂洋过海的青年之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常书鸿、方君璧等人。

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和艺术史家。他于1932年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劳伦斯的画室，学习了4年时间。因其作品一再获金奖、银奖，常书鸿被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在法国所接受的美术训练培养了常书鸿的绘画技巧，他本人也在异国成长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并举办过相关活动。

此次随着法国绘画一同展出的，就有常书鸿的油画《病中的妻子》（1931）。这幅作品曾在巴黎展出，后在法国里昂获得金牌，它也是第一件被法国国家收购的中国艺术作品。《病中的妻子》描绘了常书鸿的妻子、雕塑家陈芝秀在病榻上的形象。画中的年轻女性双目斜视，嘴唇微张，一只手无力地搭在被褥边缘。人物脸上突出的红晕似乎暗示着，她正在发高烧，其整个身体都在与疾病搏斗。画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洁白的枕头和棉被，它们的轻盈、柔软与病中软绵绵的人物形成强烈的呼应。此外，人物斜向的位置安排也增强了一种不稳定感。整幅作品体现出浓郁的西方现实主义特色。

方君璧不仅是中国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家，也是最早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她的作品连年在巴黎沙龙展出，收获了无数赞誉。正在国博展出的《钱塘江》是方君璧利用西方油画技法描绘中国风景的有益尝试，这幅画也有法国风俗画的影子，显得宁静且平和。近处的人物被处理得相当写意，他们相对于船来说都显得十分渺小，更不要提眼前的大江了。开阔的江面连接着群山，点缀在江上的孤帆远影增添了苍茫之感。高空中的流云，因为更加细密和更加丰富的颜色层次，凸显出大江的平缓。尤为值得回味的是，画中的风貌与如今的钱塘江景一对照，便能反映出百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19世纪末，随着马奈、莫奈等现代艺术大师以反学院派的叛逆者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学院派的历史逐渐走向终结。从学院派到印象派，这似乎是一个胜利者取代落后者的故事。在许多人眼中，印象派是新潮的、前卫的、积极的；他们的对立面学院派是落后的、迂腐的、反动的，这是一种误读。其实，是学院派激发和影响了印象派的诞生，另一方面，印象派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学院派的成见。英国学者巴克森德尔在《意图的模式》中就曾写道：“艺术是位置游戏，每当一位艺术家受到影响，他便略微对他的艺术的历史作些重写。”历史不断发展，如同滚滚潮水挟裹着艺术前行，以至于有一天，印象派也终成后印象派反对的对象。任何前卫艺术都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学院派”，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它曾发出的光芒，以及它所代表的一个时代。正是由于艺术家对前人的积累不断吸收、消化和扬弃，进而砥砺前行，我们才得以见证无数杰作的诞生。

（作者：毛秋月，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