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关于虚假印章的认定、举证责任以及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396号“山东兴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薛启盟、陈兴旺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认定，由于原审法院已查明原审被告在向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相关部门提交的文件中及与案外人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时均使用过其私刻的“山东兴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公章，为上诉人行使相应的权利，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时任法定代表人也未予以否认，因此，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的担保行为是真实有效的。

3、印章确被证明被他人私刻、伪造、冒用的，且排除经备案、曾使用或知晓等情形的，将被认定为“虚假印章”。

如各方举证证明，或所涉刑事案件调查结果等足以证明印章确被他人私刻、伪造、冒用，且排除经备案、曾使用或知晓等情形的，则该印章将被认定为“虚假印章”，即不代表所属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

二、关于“虚假印章”的举证责任

对于争议印章是否为“虚假印章”，是否能够代表所属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面对的就是举证责任及分配问题。司法实践中通常按照如下原则分配各方举证责任。

1、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主张印章真实有效的一方应承担争议印章为对方印章或由对方加盖印章的举证责任。

在虚假印章争议案件中，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乙方否认所涉文件中印章是其印章及由其加盖情形下，对方当事人应承担争议印章是真实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2012)民抗字第55号“唐兰与程永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认定，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即否认与对方成立合同关系时，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该枚私章为对方所有以及盖章的行为为对方所为或对方委托他人所为。就本案来说，唐兰否认合同书上的私章为其所有，也否认在合同书上盖过私章，实质是否认与程永莉订立过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在此情况下，程永莉应该举证证明其与唐兰之间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即私章为唐兰所有且盖章行为也为唐兰所为。

印章鉴定的申请问题，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应由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申请鉴定，以证明该印章为对方当事人的真实有效印章。但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法官对鉴定申请责任的不同分配，一方面是囿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是为了由真实印章所属方申请鉴定更便于其提供检材等，方便鉴定申请。另外，也存在法官根据原告已经提供的其他证据，基于自由心证认为印章真实的盖度较高，而责令被告申请鉴定并承担不利后果。

2、如已经证明争议印章与其备案印章或正在使用印章不一致，则主张争议印章真实一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如通过申请鉴定或提供其他证据，已证明争议印章与备案印章、正在使用的印章不一致，则应由主张争议公章真实一方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04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化国际石油(天津)有限公司等保理业务纠纷案”认为，中化公司已经申请鉴定，证明保理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中的争议印章与中化公司正在使用印章、工商备案印章不一致，法院在庭审中即要求中行青岛分行提供中化公司曾经使用过争议印章的相关证据，并认定其另案提供的中化公司已经否认真实性的印章使用，属于循环证明，应另行提供其他曾使用过争议印章的证据。中行青岛分行未能提供的情况下，山东省高院最终认定中行青岛分行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中化公司不承担应收账款偿付责任 。

三、关于“虚假印章”所涉合同效力的认定

“虚假印章”所涉文件包括承诺、合同等效力的认定，往往是案件各方的争议焦点问题。如果争议印章被认定为“虚假印章”，即争议印章与印章所属单位的备案印章、正在使用印章不一致，且未曾被印章所属单位使用过，则该“虚假印章”会被认定为不能视为印章所属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合同往往被认定为无效或未成立。但“虚假印章”所涉文件、合同，往往与表见代表、表见代理、职务行为等连接在一起，从而致使“虚假印章”所涉文件、合同并非当然无效或未成立。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使用“虚假印章”，或同时经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署，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

企业法定代表人使用“虚假印章“的文件、合同，或者同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文件、合同，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行为时的签字或盖章均可使合同成立，此时印章真实与否已不重要。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王杰与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王杰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认为，虽然一尺水公司的印章与一尺水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样本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丁磊的签字是真实的，丁磊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王杰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丁磊的行为代表了一尺水公司的行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381号“上诉人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滨州新天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认定，在本案202号融资租赁合同及202号保证合同签订数月之前，港务公司曾向国泰公司出具委托书，授权田某全权办理有关资金融资业务，该授权委托书未明确限定代理期限，也未明确限定办理具体哪笔业务。田某也曾据此委托书以港务公司授权代理人身份与国泰公司签订过005号保证合同，为国泰公司与新天阳公司所签005号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港务公司对该笔业务中田某的代理行为认可。005号保证合同签订数月之后，田某同样也是以港务公司授权代理人身份签署本案202号保证合同，而且在该合同签订时田某是港务公司的总经理，主持公司融资工作。以上事实前后连续，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与田某及邢某的出庭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所形成的事实链条可以证明，田某以港务公司名义签署202号保证合同的行为应当属于有权代理。田某以港务公司名义签订202号保证合同的行为对港务公司有效，原审法院判决港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正确。退一步来说，即使田某就202号保证合同的签订在客观上确实未得到港务公司的授权，本案上述事实也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国泰公司有理由相信田某有签订202号保证合同的代理权，那么田某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私刻公章，从事明显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相对方不构成善意，代表行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8号“宁波绣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汽配机电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慈溪逍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慈溪逍新汽配贸易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认定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跃生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在孙跃生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跃生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跃生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无权代理人使用“虚假印章”，如构成表见代理，亦应认定所涉文件、合同成立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620号“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华瑞物资有限公司与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华瑞物资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鑫丰公司承包民和县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安置房工程后，与刘建民签订《幢号承包责任制合同》，刘建民实际负责鑫丰公司该项目6号楼、7号楼、8号楼的施工。对此节事实，鑫丰公司无异议。鑫丰公司虽称其与刘建民之间是分包关系，但刘建民个人并无工程建筑的施工资质，鑫丰公司应当知晓刘建民只能以鑫丰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而对华瑞公司而言，到工商管理部门核实签章的真实性并非签订合同的必要环节。华瑞公司根据“合同、付款协议、以及现场勘查”，已有理由相信刘建民具有鑫丰公司的授权，华瑞公司已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刘建民以鑫丰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丰公司承担。

(四)主张争议印章真实一方证明印章所属单位知晓该印章而未作否认，即使争议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也应认可其效力。

在实务中，企业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我国法律并未要求企业只能以备案公章签订合同，因此即使争议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也不能直接否认争议公章的效力。此时，只要证明公章所属企业知晓或曾使用争议公章，则表明其认可这枚公章，进而使其具有与备案公章相同的法律效力。简言之，知晓或使用行为可使公章由假变真。

(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5号“汪天雄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朱惠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虽然已有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公章是伪造，但是最高法院认为，重庆群洲公司对假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由于其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

(2)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519号“湖南宏欣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鑫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湖南腾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物权保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认为：案涉《房屋租赁协议》系鑫都公司与电力公司之间签订，对于意思表示真实各方并无异议，存在争议的是电力公司的公章问题。由于该租赁协议上所加盖的公章与电力公司在2000-2005年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两枚公章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差异，但同时也证明在该协议签订期间，使用的公章不具有唯一性，在宏欣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租赁协议上电力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印章的情形下，不能排除该公章系电力公司在此段期间使用的两枚以上的公章之一，因此宏欣公司关于公章系伪造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五)“虚假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虚假印章”为当事人自己加盖或授意他人加盖，也而不能证明明知争议合同文本存在、在其他业务中使用过虚假印章、明知他人使用伪造公章而不否认等情形的，不能认定或推定合同为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终字第155号“建行浦东分行诉中基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案”中认为：经本院委托司法鉴定认定建行浦东分行《不可撤销担保书》上中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系伪造、公章系由其他公章变造盖印形成的，且经当事人举证和本院查证均不能证明该变造的中基公司章系中基公司自己加盖或者授意他人加盖的，不能证明中基公司明知该担保书的存在而不作否认表示，也不能证明中基公司自己在其他业务活动中使用了该变造的中基公司章或者明知他人使用该变造的中基公司章而不作否认表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签名和变造的中基公司章均不能认定或者依法推定为中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不可撤销担保书》不成立 。

来源：金陵民商法苑、微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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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律师简介:

1993年执业律师;

阜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安徽春源律师事务所主任;

阜阳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阜阳师范大学卓越律师班实践导师;

政协委员会阜阳市第二、三、四届委员;

阜阳市人民政府第五、六、七届法律顾问;

专长：刑事专业律师，建筑房地产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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