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

史学追求真实的特性表明了史学科学化的倾向。然而，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学不可能摆脱艺术加于它的影响。历史在时间上的单向度性及空间上的不可接近性决定了历史不可能重复的特点。这给我们认识历史带来了很大困难。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历史的残留物（所谓史料）来了解历史。而这些残留物与活生生的历史实体相比，何异于九牛一毛！当我们利用这些残留物试图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时，总是感到很多历史细节付之阙如。这样，在现有资料的框架内进行合理想象、猜测构筑历史空间的做法往往被历史学家所采用。司马迁没有亲赴鸿门宴现场，但整个场面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扣人心弦，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显然与司马迁的艺术处理分不开。这表明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借助于形象思维方式即艺术思维方式。此其一。历史学在社会功能方面也与艺术有相同之处。它可以教育心灵、启迪心智。所谓“警戒史学”实际上就是旨在发挥史学惩恶劝善的功能。而科学一般只在于提供真理，提供知识，不对人的行为作道德评判。正因为史学具有教育功能、借鉴功能，塔西陀（Tacitus，约55～120年）的史著才成了“惩罚暴君的鞭子”（普希金语），司马光的著作方名之为《资治通鉴》。史学的教育、借鉴功能大大助长了史学艺术化的倾向。英国现代史家柯林武德曾指责塔西陀，说他为了达到弃恶扬善的目的，“系统地歪曲了历史”，“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①这种说法虽然偏激，但也道出了艺术方式对史学的巨大影响。此其二。

近代科学概念诞生以前的史学实践表明：一方面，史学意在弄清历史事实和过程的真相，重在求真；另一方面，史学又试图扮演道德仲裁者的角色，竭力以自己的成果去影响人们的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滑向艺术的营垒。事实上，这两种倾向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各种史著中，只是侧重方向不同而已。近代以前，史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间并未发生史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也只是在近代科学概念提出之后才出现的事。

二、史学学科性质的提出

自15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领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与发现，自然科学领域首先确立了近代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相比，历史学的发展则显得迟缓、沉闷。当17世纪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时，史学却在宗教博学派史学的低谷中徘徊。史学所孜孜以求的只是发掘、整理资料，或服务于宗教倾轧，或服务于政治斗争。史学还不能为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哪怕是一点科学的解释。因此，英国著名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在进行学术分类时，认为史学是基于人类的记忆而研究过去的一种学问，它在本质上是对这种记忆的描述、记载，因而史学与科学不同。它不能采用观察、实验、推理的方法来处理历史资料。培根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上的差距。19世纪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学科分化加剧，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学科。电的发现与应用，生物进化理论的确立与传播，标志着科学在自然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功。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也给古老的历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历史学究竟能否成为科学？19世纪是历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时期。所谓史学的科学与艺术之争，也正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

三、19世纪西方史学实践的艺术倾向与科学倾向

19世纪在西方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客观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先后冲击着史学领域，造成了各种史学思想汹涌激荡、史学流派纷呈迭起的局面。史学实践的艺术倾向与科学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19世纪以艺术来要求史学的当首推英国史家马考莱（Thomas B.Macaulay，1800～1895年）。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詹姆士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完全是出于为当政的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即辉格党人的利益服务的。这部作品的最出色之处在于作者以生动的文学笔调讴歌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马考莱认为，写历史的目的就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所以，他的著作谈不上是什么学术研究。他的史学实践表明他完全把史学当成了一门艺术。他认为，历史著作应当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也就是说，要把艺术的想像力与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然而，他的所谓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不是建立在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出于有利于辉格党统治的偏见。他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历史根本无规律可循。任何人都可以从历史资料库里抽取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的渣滓”②，历史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把她装扮成你喜欢的任何样子。所以，马考莱从不在意历史资料的真伪，却十分注重写作技巧。他的著作一问世，其销量竟超过了文学家司各脱的小说和诗歌，成了仕女梳装台上最时髦的读物。可见，在马考莱那里，史学纯粹是一门艺术，恰当小说、诗歌、历史剧一样。马克思曾就此指出：“为了讨好辉格党与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③。

与马考莱同时代的另两位英国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弗劳德（James A.Froude，1818～1894年）也是把史学当成一门艺术的。卡莱尔是“英雄崇拜”论的鼓吹者，写过不少历史著作。与马考莱一样，卡莱尔也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无客观规律可循，历史只不过是由一幅幅生动图画组成的历史场景。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图画进行描绘。卡莱尔的作品以文学描写见长，但史料却经不起推敲，为了维护自己的偏见或说明某个观点，他有时甚至不惜歪曲史料、捏造事实。比如，他为了把克伦威尔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伟大而诚实的人”，首先勒定了一个充满主观偏见的框架，然后搜寻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见解。当有些材料不利于自己的观点时，他即弃而不用或加以歪曲。所以有人说，卡莱尔对许多事件的歪曲可能会使克伦威尔本人也感到困惑和惊奇。卡莱尔的这种做法其根源即在于：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一门适应现实需要的艺术。在这方面，弗劳德深受卡莱尔的影响。弗劳德正是在读了卡莱尔的作品后，慕其文章风格而弃文从史的。弗劳德也写过不少史学作品，但人们认为他更多的是个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他主张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因为所谓历史事实不过是“孩子们的一匣子字母片，我们爱把它们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④。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戏剧，是为了教育今人，知往鉴来。所以他的书里史料错误俯拾皆是，偏见、臆断随处可见。

上述三人都把史学当作一种艺术，一种服务于现实需要的艺术。就在同一个世纪，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

客观主义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兰克（Lccpold Von Ranke，1795～1885年）是19世纪蜚声国际史坛的史学家，他的一整套治史理论和方法培养了许多弟子，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兰克学派。兰克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所谓“客观主义”，用兰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实直书”，在书中“消灭自我”。也就是说，历史学欲成其为科学，必先消灭史学家的主观偏见，消灭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利目的。史学家只需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历史事实加以纯客观的叙述，就会求得历史事实的真相。那么，客观历史事实又怎么得来呢？只有通过“科学方法”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才能得到。兰克治史的“科学方法”也即史料批判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史学研究必须搜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这些资料要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务必使史学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兰克的代表作《教皇史》即浸透了他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这部三卷本的巨著引用了大量经过批判处理的第一手资料，史料扎实、准确。而且，兰克作为路德派新教徒，却能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地描述新教徒的敌人——罗马教皇的历史。他为此曾自夸道，人们无法从这部书里判断出作者是教皇的朋友还是敌人。

在兰克学派那里，历史学是被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其科学性在于客观地叙述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对史料的批判方法的运用。且不说史学家能否客观地叙述历史，即使可能，也与我们今天历史科学的要求差距很大。实际上，兰克史学中只有史料批判方法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兰克史学本身还远不是科学的历史学，但它却是历史学科学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与客观主义史学相比，实证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又前进了一步。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孔德（Comte，1798～1857年）。孔德认为，科学研究须以“实证的”事实为前提条件。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同样存在“实证的”事实。科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些“实证的”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可作出象几何学结论那样可靠的结论来”⑤。但可惜的是，孔德本人并没有以实证主义思想写出一部历史著作来。真正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用于历史研究的是法国学者泰恩（Tainc，1828～1893年）和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Buckle，1821～1861年）。泰恩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精通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在1863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与心理学、动物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即在于发现一般规律。与泰恩相比，巴克尔在实证主义史学的探索道路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其所著《英国文明史》一书中，巴克尔明确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只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学才能上升为科学。巴克尔提出，对人类历史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主要有两类：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自然规律指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精神规律则是道德和知识对人类的支配作用。在这两类规律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规律。尽管巴克尔的观点存在缺限，但他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并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加速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四、史学学科性质的科学与艺术之争

史学踌躇满志地跨进科学的门槛之后，却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一是哲学领域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导致了人们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怀疑，分析的历史哲学因而提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至少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二是从艺术角度对历史学科性质的诘难，即认为历史学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我们这里谈的是科学与艺术之争。

最先从艺术的角度对“科学的”历史学发难的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c，1866～1952年）。1893年他写出题为《纳入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的论文，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他认为，“历史学只有一个责任，即叙述事实”，叙述单独的、互不联系的个体事实。而对个体的描述恰恰是艺术的天职。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无规律可言，实证主义史学企图寻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努力是徒劳的。克罗齐认为，历史学甚至连“描述性的科学”也算不上。因为，历史学既然是描述性的，不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就谈不上是什么科学。这就否定了兰克学派“科学的”历史学的概念。历史学既然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呢？克罗齐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但又不止于艺术。因为，艺术是对可能的事的表述和描绘，而史学则只限于对已经发生的事加以描述。所以，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真实的艺术。⑥

克罗齐此论一出，即受到欧洲史学界特别是德国、英国学者的批判，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1903年，英国史学家布瑞（J.B.Bury，1861～1927年）在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的就职演说中，作了题为《历史科学》的演说，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兰克史学的辩护。所谓“不多”，即是说历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此外无他；所谓“不少”，即是说，依据兰克的批判方法已足以写出真实可靠客观的历史⑦。布瑞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哲学家罗素（B.Russell，1872～1970年）和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M.Trevelyan，1876～1962年）的批判。1913年，屈维廉发表《克莱奥——一位缪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屈维廉看来，历史学既没有自然科学的实用价值，也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来。历史学的价值不在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它的教育功能。历史学之所以不能概括出普遍规律，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千万个不同的心灵，历史学家不可能在这些心灵间找出共性。所以，“在历史业务的最重要的方面，历史（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这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屈维廉进一步剖析道，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史学家在积累资料和鉴别整理资料过程中，是遵循着一套科学方法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是科学。史家在经整理过的史料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出推测和概括，但其结果并不就是历史规律。最后，史学家用文学形式把上述两个步骤的结果表达出来，这显然是关于叙述的艺术。所以，历史学的艺术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它对人类心智的教育类似于其它艺术，另一方面在于其叙述纯粹是一种艺术形式。⑧

罗素的看法与屈维廉相似。他否认历史学可以成为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或人文的科学，而“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而这却是科学本身所无法提供的”⑨。更何况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材料上、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罗素并不否认历史学同时具有科学的性质。他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学是科学决定于下列两个方面：从弄清历史事实这方面来说，历史学无疑是一门科学；从寻找历史事实因果规律这方面来说，罗素认为，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即便真的存在这类规律，其普遍适用性也令人怀疑。至于史学是艺术方面，他认为史学家撰史必须有激情，有文采，这样才能写出有趣味的史学作品。所以，罗素特别强调撰史技巧，认为正是撰史技巧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艺术。

五、史学是科学而非艺术

我国史学界自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治地位后，从未有人怀疑过历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科学是同义语。然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有学者呼吁必须注意历史学的艺术特征，主张只有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完美的史学作品⑩。甚至有学者干脆把历史学视为“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11)，或者主张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12)，实际上是认为史学具有科学与艺术的两重特性。

那么，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需要我们弄清“科学”一词的确切含义。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拉丁文中“科学”一词的本义是知识、学问的意思；但自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以来，“科学”一词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是指在观察、实验所得到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分析、综合、推理等理性方法得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可以反复多次经过经验的验证。通过上述过程形成的知识体系即是科学。所以，判断某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看它是否能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方法来探讨事物、现象间的本质联系。

以上述科学定义反观兰克史学与实证史学，我们发现它们都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兰克史学否认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客观地”陈述历史事实以及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考证史科的方法称为科学，显然与科学的历史学相差甚远；实证史学虽然提出在“实证的”事实的基础上探求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但却否认在经验的、“实证的”事实之外存在着事实，且所采取的方法也过于简单化，几乎是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照搬到史学领域，因而也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而且这两个史学流派绝对排斥艺术的做法，显然漠视了艺术作用于史学的事实。

我认为，在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上，必须在肯定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承认艺术对史学的巨大影响。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科学而非艺术。历史学是科学的特性决定于两个方面。首先，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样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是任何科学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是渗透着人的主观思维活动的社会历史，但它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属于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性与生物学所研究的动物、植物，物理学所研究的力、电、热等自然现象一样，具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特点，都是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即是通过实验、观察得到经验事实，这与史学研究首先确定事实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尽管两者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大差异。第二，科学研究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确定事实并描述事实这一层面上，它必须揭示事物、现象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事物、现象发展运动的规律。自然科学如此，历史学也同样如此。如果史学研究仅仅满足于对客观历史进行描述，那它充其量也只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积，是一堆杂乱无章、互不联系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而只是史料学。西方的兰克学派、中国的乾嘉考据学其研究层次即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所以，历史学必须在确定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客观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而这就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正是这一任务，使得历史学得以确立自己的科学地位。所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尽管存在差异，但在科学性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多次称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13)。

肯定史学是科学，并不排斥艺术对史学的巨大作用。首先，历史学离不开文字的表述，史学研究成果欲为人知，必借助文字形成书籍流布传播。文字的表述方式即是一门艺术。历史编纂学就是研究著史艺术的一门学科。历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各种著史体裁和体例，以适应表达不同史学内容的需要。史学内容的科学性与表达形式的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撼人心魄的史学佳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科学的内容，其表达形式都是一门艺术，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只是艺术本身也存在程度上的高下而已。其次，史学研究在规律的论证上虽主要采取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等科学认识方式，但在对个别事物的描述上却离不开形象思维，即艺术思维方式。如描写战争场面，刻划人物心理显然不是归纳、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必须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由于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艺术思维方式在这里显然非常重要。

上述观点与主张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截然不同。把史学既视为科学又视为艺术必然导致史学学科性质上的模糊，最终使史学丧失作为一门学科继续存在的资格。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肯定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承认艺术对史学编纂、史学描述的巨大作用。这里，史学的艺术倾向显然是以不损害史学的科学性为先决条件的，因而，也可以这样说，史学的内容是科学的，其表现形式是艺术的。

只有认识了史学的上述特性，我们才能在史学实践中把史学的科学性及其表现形式的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写出既具有科学价值又具有感人艺术魅力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史学实践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通过对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状况、心理、力量的分析，揭示了这个特定时期法国阶级斗争演变的规律，指出路易·波拿巴这个庸人发动政变并最终皇袍加身成功的原因。马克思在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时，显然是运用了法则归纳式和科学的演绎方法，逻辑推理严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马克思当时并预言，一旦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则拿破仑一世的铜像就会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果然，在马克思作出这个预言后的9个月，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再过18年，巴黎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拆毁了旺多姆圆柱，推倒了拿破仓一世的铜像。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给马克思的著作带来了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力。但同时，马克思的这部作品又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性。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个人经历、性格、心理特征以及他发动政变的经过，采取了个别描述式的研究，语言生动、准确，描绘了一幅幅动人的历史图画。谁会否认马克思的这部作品不同时是一篇艺术杰作呢？

注释：

①⑥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20页。

②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3页注120。

④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⑤科恩：《19世纪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⑦参阅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1981年版，第359页。

⑧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见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98页。

⑨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译序第11页。

⑩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3期。

(11)李洪岩：《历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

(12)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

(1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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