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

古代蚕神祭祀的由来　　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纷繁复杂，祭天、祭地、祭鬼神、祭祖先，这与世界其他民族并无实质性区别，唯一特殊的是，华夏先民还祭祀“蚕”。中国有蚕虫，才有蚕丝，才有丝绸，才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蚕神称“嫘祖”，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元妃。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元妃，以其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嫘祖教人养蚕缫丝制衣，终结了人类衣树叶、裹兽皮的原始蛮荒生活，从而使远古先民告别蛮荒和愚昧时代，开启了中华远古文明之门，为华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最早种桑饲蚕的国家，在男耕女织的时代，蚕桑占有重要地位，祭祀蚕神的风俗即来源于对桑蚕的原始信仰和崇拜，蚕神嫘祖在古代是民间信奉的司蚕桑之神。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祭祀蚕神活动很重视。据史料记载，清代皇家的蚕神祀制称“先蚕”礼，“为旷世巨仪”，每年春季择吉日举行。祭祀先蚕之日，皇后率嫔妃乘舆轿赴先蚕坛，皇后上拜位，妃嫔则于坛下行“六肃、三跪、三拜”之礼。整个仪式依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等程序有条不紊，循序进行。　　课劝农桑是统治阶级教民耕织的基本国策，清代皇后通过先蚕仪式来表达蚕农对于来年丰收的美好愿景，体现了清政府对发展桑蚕业的重视。在清代第一次举行先蚕礼时，乾隆皇帝特命画师绘制《孝贤皇后亲蚕图》，记录下皇后亲蚕的过程，以教育百姓树立强国富民的农桑意识。　　广西地处岭南，气候与江南有别，历朝历代，桑蚕丝绸业的发展虽比不上江浙四川，但也有规模较小的桑蚕种养。南宋淳祐年间的全州知县朱子恭作有《全州即事》诗二首，其二为：　　经行阡陌日迟迟，桑柘才方吐绿枝。　　只为峭寒交节晚，村家却是拂蚕时。　　诗句中反映了广西自古就桑蚕养殖。据《临桂县志》所记桂林物产：“桑皆木本，二、三月始萌芽，蚕于春初，乘暖自出，常苦无叶可饲。”由此可知桂林桑蚕业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制约困扰，故桑蚕不兴，这也是蚕神祭祀在岭南远不如江南的原因。

劝务蚕桑的两位广西巡抚　　清政府对桑蚕业的重视，给广西植桑饲蚕带来了希望，地方官员对农桑的发展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西新巡抚沈秉成上任。沈秉成，字仲复，浙江归安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曾任河南、四川按察使，广西、安徽巡抚，任两江总督等要职，有政声。　　沈秉成来自江南桑蚕之乡，对桑蚕业颇有研究，著有《蚕桑辑要》，这是沈秉成为推广蚕桑技术所编撰的通俗入门读物，文字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世劝桑农书多为引用。书中内容分四部分，包括告示、条规、桑蚕图说等，沈秉成还举例劝桑蚕：“蚕丝美利甲天下，尝见八口之家，子妇竭三旬拮据，饲蚕十余筐，缫丝易钱，足当农田百亩之入，举家温饱，宽然有余。”沈秉成苦口婆心，诲农不倦，广西桑蚕业自然大有希望。　　沈秉成“抚广西时，教民蚕桑”，在桂林两年，不遗余力地发展农桑生产，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沈秉成通令各州县兴办桑蚕，并派人至广东、浙江采购桑秧及学习育蚕方法。清光绪十五年的《申报》还曾刊载了广西巡抚沈秉成劝办桑蚕的奏折。沈秉成身体力行下基层，传授蚕桑养殖技术，引进桑树新品种，欲将岭南变蚕乡。沈秉成“抚广西时，教民蚕桑”有功，两年后升任两江总督，离桂之际，士民感其兴桑蚕之功，立思贤碑于叠彩山麓。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原任广西布政使的马丕瑶升任广西巡抚。马丕瑶，字玉山，河南安阳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曾任山西、贵州按察使，山西、河南、广西布政使，河南、广西、广东巡抚等要职，有政声。　　马丕瑶治桂的最大亮点就是劝务蚕桑，发展经济。马丕瑶任广西巡抚后，给光绪皇帝所上第一道奏折即请奏在广西创建官书局，兴办桑蚕，开设缫丝织绸机房。为了推动蚕桑业的发展推广，马丕瑶积极搜罗蚕桑各书，如《养蚕实济》《蚕桑宝要》等，交由官书局刊刻，分发广西各州县。　　马丕瑶还亲写《劝民种桑歌》，宣传蚕桑之利：“养蚕先养桑，无桑空自忙，山脚水旁，下湿平冈，城市村庄，近岸沿墙，凡有空地，植桑皆良。”“缫出一把丝，换得两月粮。”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劝民种桑歌》被印成传单遍贴粤西各地。让平民百姓懂得植桑养蚕的好处，更使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　　马丕瑶劝务蚕桑以教育为先，在各州县开办蚕业学校，普及植桑养蚕缫织之法。为解除桑农后顾之忧，设商行随时收购新茧新丝，在桂林、梧州设立蚕丝机房二十余处，每坊从广东雇请机匠三人，指导纺织。马丕瑶还号召各府、州、县官员捐俸，官民集股兴办蚕桑。其中临桂等州县办理尤为得力，马丕瑶多次上奏朝廷，请求给予办理蚕桑事务卓有成效的官绅以奖赏。马丕瑶还请求清政府减免广西桑蚕丝绸业厘税，以利发展。马丕瑶“倡办蚕桑，教民缫织，并奏免其税，使民间蚕事大起”，有力地促进了广西蚕桑业的发展。　　在沈秉成、马丕瑶两位巡抚的倡导下，广西桑蚕业得到跨越式发展。据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统计，广西栽种桑树已达2.76多亿株，缫丝20.6万斤，织绸2690匹。财政税收大增。巡抚蚕桑强省富民初心有了回报。

别有玄机的叠彩蚕神庙　　说完蚕神崇拜、巡抚功绩，该回头说说叠彩山的蚕神庙。　　沈秉成、马丕瑶两位巡抚在推行蚕桑种养殖的同时，还创建叠彩山先蚕神庙，祭祀蚕神螺祖，为岭南新蚕乡带来了传统蚕乡的蚕神文化，桂林乃至广西才史无前例地有了第一座蚕神庙，这也是整个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蚕神庙。　　叠彩山蠺神庙的正式名称为“先蚕庙”，尊清廷皇家“先蚕坛”而名。据《临桂县志》记载：“先蚕庙在叠彩山下，祀先蚕皇帝元妃西陵氏，庙后倚山为楼。……光绪十四年（1888年）巡抚沈秉成建，十七年（1891年）巡抚马丕瑶重修。”县志对先蚕庙的建筑形制及祭祀活动没有过多描述，“庙后倚山为楼”亦不记楼名，应该是先蚕庙的组成部分。　　叠彩先蚕庙是巡抚沈秉成到任第二年创建，时为推行桑蚕新政之际，创建先蚕庙，宣传桑蚕文化正当其时。先蚕庙建成仅仅三年，继任巡抚马丕瑶又是一位桑蚕文化的推崇者，到任伊始，迫不及待地重修先蚕庙。先蚕庙是官庙，可据叠彩寸土寸金宝地，殿宇金碧辉煌，理所当然。　　中国各地的蚕神庙、先蚕庙甚多，殿堂神龛只供黄帝、嫘祖坐像，不设配祀，悬额匾多为“人文始祖”。嫘祖夫妻并列，有男有女，方为华夏始祖。　　桂林叠彩山的先蚕庙不同凡响，破了蚕神庙先例，除了正殿祭祀黄帝、嫘祖，庙后“倚山之楼”还祭祀十多位真实的历史人物，祭祀的人物与蚕虫蚕神无关，匪夷所思，在中国众多的先蚕庙中，堪称奇特。　　叠彩山的先蚕庙后楼祭祀牌位上的人物有褚遂良、元结、柳宗元、李商隐、刘篑、苏轼、秦观、范祖禹、黄庭坚、米芾、胡铨等，除此之外，还祭祀“明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临桂伯谥忠宣瞿式耜”“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谥忠烈张同敞”。　　先蚕庙后楼里列牌位祭祀的人物共十四位，大都是有造诣的诗人、文学家、政治家，这些人物为何能进先蚕庙，应该有个道理才对。查他们的个人履历，原来这些人物全都是到过岭南八桂大地的官员或名人，这些人物或留下千古诗章，或居官颇有政绩，其中更有瞿张二公留守桂林，在风洞山前为国家尽忠，成民族英烈，瞿张二公入先蚕庙祭祀，不合情理却当之无愧！　　振兴广西桑蚕业的沈秉成、马丕瑶两位巡抚同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去世。十年后，增修《临桂县志》，新志“新采”先蚕庙事：“今增祀前广西巡抚沈秉成、马丕瑶” 。两位巡抚有功于先蚕庙，更有功于桑蚕业在广西的发展，增立牌位于先蚕庙祭祀，天经地义。　　一座叠彩先蚕庙，殿堂祭华夏人文始祖，庙楼祀八桂炎黄贤明。被祭祀的远古神灵和历代先贤都有故事流传至今，一座史无前例的华夏先蚕庙，在桂林。

寻找叠彩山先蚕庙遗址　　桂林先蚕庙在叠彩山上，具体是哪一处古建筑颇费思量，在清代古画和清末民初老照片上可见叠彩山有多处古建筑，据此可作分析。　　清嘉庆间画家张宝有《叠彩寻秋》存世，画中的叠彩山上有楼阁，当为建于明代的景风阁，景风阁位于叠彩山风洞南口东边的石台上，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为观景的绝妙之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两次都住在叠彩山景风阁。康有为在景风阁大厅讲学时先蚕庙还在，说明景风阁与先蚕庙不是同一建筑。　　清代画家罗辰、朱树德、戴熙、李春桥、李彦泉等都绘有叠彩山图，但都没有表现光绪十三年之后的先蚕庙建筑。　　在清末民初的叠彩山老照片上，叠彩山崖壁前的古建筑比《叠彩寻秋》上的建筑增多，这些风景建筑高低错落，与叠彩山石融为一体，端庄和谐。光绪年间的先蚕庙应该就在这紧靠叠彩崖壁的古建筑群中，根据史料记载及古画、老照片比较分析，先蚕庙最有可能是建在风洞口前坪台上。通过老照片可以看到，紧靠风洞口崖壁的那座古朴庙堂五楹廊柱，人字坡顶，应该就是光绪年间增建的叠彩先蚕庙，雄踞风洞之前。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广西旅行记》有作者田曙岚当年游风洞山的记录：“独往游风洞山，……途经大寺，自此再往北，越一小山，至风洞山麓，有寺翼然，四周大树参天，极为清雅，寺侧绝壁如削，山石层层横断如叠彩，故又称为叠彩山。壁下立有瞿忠宣、张忠烈二公殉难纪念碑，自此右方斜上可入寺中”。　　游记作者田曙岚对所见两处庙宇没有记名，判断第一座是叠彩山前的定粤寺，第二座应该就是风洞前的先蚕庙。先蚕庙当时正在修葺，“木石塞道，锯凿之声，不绝於耳”。这说明1935年先蚕庙有过一次大修。不过田曙岚称庙为“寺”，似乎为佛寺。清末民初，口岸洞开，洋沙洋布挤占市场，传统桑蚕业日益没落，岭南蚕乡不再，先蚕庙香火不继。先蚕庙有可能在民国时期改成了名为“圣明”的佛寺。《汉书》称：“利施后世，名称圣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张题为“风洞山门景”的老照片上，叠彩山门后的古建筑依然屹立，注意到屋脊和侧面山墙上有新添五角星装饰，证实解放后曾对这座寺庙进行过维修。还有一份由桂林市风景文物整理委员会编写的《叠彩山》折页，其文字介绍：“由瞿张二公成仁处沿石阶上至桂厅，厅后的叠彩岩。崖壁间刻有佛像数十尊，和历代文人诗文甚多。”由此可知，解放后又将圣明寺改称“桂厅”。从“圣明”到“桂”厅，这是否与先蚕庙曾祭祀八桂先贤有关，如属实，自然是名副其实的“桂”厅。　　不知何年何月，风洞前的庙宇楼台消失不见，无从再作深入考究。一座中国最独特的先蚕庙，连同所祭祀的人文初祖、八桂先贤消散在后人的视野里，叠彩旧事从此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