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全球南方”如何重塑新型国际体系

【文/殷之光】

引言

2023年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勾勒了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协作，推动“和平发展的大格局”的世界图景。在这个由“和平”与“发展”构成的秩序理念中，“全球南方”这一共同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此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革命与现代化发展经验出发，还是从20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全球化实践来看，我们都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团结互助，构建强国家，并结成更大的、真正具有独立性的共同体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在强大的、组织化的、国际性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之下，获取一定的平衡性权力，保护自身发展。“全球南方”的联合，又进一步在机制上，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那么，“全球南方”这种共同体的独立性体现在哪里？“全球南方”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是“全球南方”当然的一份子？包含了中国的“全球南方”，对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全球南方”能否承载这一政治使命？“全球南方”的发展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对“全球南方”作出联通内外、整体性、长时段、广域的理论思考。

“全球北方”视野下的“全球南方”

什么是“全球南方”？这是近些年全球学者们愈发关心的问题之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来自“全球北方”的讨论更乐意从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尝试寻找一个清晰明确的“全球南方”概念。这种认识强调，“全球南方”所指“含混”不清。在地理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南方”最主要的人口大国，并不在南半球。在经济上，“全球南方”所包含的国家发展程度差异巨大，其中甚至还包含了诸如“金砖国家”“新兴市场”等曾被国际资本看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潜力股”。基于此，在英语国际关系学界与舆论界，一种对“全球南方”的共识开始逐渐浮现，其强调“全球南方”面目不清，更像是“一个缺乏实质内涵的政治口号”。这个观点也为不少研究全球南方的学者所接受。他们一般认为，“全球南方”大体上包含了地理上欧洲与北美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且主要是政治与文化被“边缘化”的低收入国家。

从南方国家到全球南方

与这种负面认识相关联的，是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出发，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另一种定义。这种定义将全球南方的“崛起”视为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交替。相比那种站在“全球北方”视角，从“学理”上否定全球南方的意见而言，这种“崛起”话语采用了一种更加隐秘的西方中心主义来描述全球南方的历史与政治意义。在这条脉络中，一些学者强调，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去看“中国带领下的全球南方崛起”。这种观点强调，不应当将中国视为对冷战之后美国全球单极霸权秩序的挑战，而是应视中国为继续“拥抱今天的自由差序秩序”（liberal hierarchical order）的新兴力量。该观点认为，中国所期望的，仅仅是在这个自由差序秩序内部，寻求取代美国、获得行使全球霸权的“特权”。

这种认识将“西方中心主义”转化为一种单纯的地理空间，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变成了庸俗的权力中心转移。然而实际上，文化与认识论层面的霸权才是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过资本主义殖民全球化的物质进程，将一种从西方文明与历史中发展出的霸权等级制意识形态带到全球。至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还在不断强调自身对全球秩序的唯一解释权。

对全球南方“含混”与“崛起”的两种认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种霸权中心的全球北方世界秩序观。这种秩序观构想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全球秩序稳定结构。在金字塔顶层是一个或者几个扮演领导角色的核心大国，在这之下，则是为数众多的中等国家或是刚刚形成的小国。该秩序观还假设了所有国家的构成与国际行为逻辑都遵循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因此，处于领导国家之下的中等国家与小国均希望挑战既有霸权，实现霸权转移。这种对国际秩序的认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美国国际关系学逐渐扩展至全球，并获得了巨大影响力。

在这两种认识的背后，“含混”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经典认识，即将国家视为国际行为的绝对主体。国家间竞争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自身扩张或者与其他国家形成短暂的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保障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研究国际体系变迁的核心问题意识便是“霸权护持”。同样，那种似乎对全球南方崛起持乐观态度的观点，也并未脱离上述“霸权护持”的基本认识。与现实主义不同，将全球南方崛起视为新兴力量拥抱“自由差序制度”的自由主义认识，将由西方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看作是必须“护持”的霸权。

与全球南方的“含混”相对应的是具有清晰结构的“全球北方”。已有的世界体系理论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从长时段、广域、整体性的视角理解这个“全球北方”构成的世界秩序。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及其内部的霸权竞争。对本文所关心的全球南方问题而言，这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可以从18世纪开始。这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现代殖民-帝国主义全球积累进程的开端性事件，是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这进一步导致英国重新思考其全球秩序构想，并开始将其霸权逐步落在依靠自身优势地位，垄断全球贸易，而非单纯的对殖民地领土与贸易专有权的占领上。也正是在这种长时段、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秩序批判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南北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现代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由此，我们对全球南方的理论思考，便必须与全球北方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联系在一起。这一秩序包含了经济与政治两个主要层面。经济上，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从19世纪殖民-金融帝国主义开始，到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并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其优势。政治上，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表现为19世纪英国全球霸权的确立与20世纪向美国及其联盟霸权的转移。时至今日，占据这一秩序中心位置的国家仍是被称为“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的5个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霸权集团以美国主导下的英美联盟为主体，集合了其他在19世纪英国全球殖民进程中形成的所谓“白人的国家”。在这一核心霸权集团之外，该秩序还融合了极具附属意味的盟友，共同构成了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说的“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总旗帜”下，通过其国际性的经济与军事机构，共同“管理”着资本主义全球化。

在由全球北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全球南方的存在，是全球北方霸权的直接结果。这种关系更需要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长时段历史脉络，特别是殖民历史中进行处理。这一点也是老一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基本认识。陈其人强调，“南北关系就是（二）战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战后演变下来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实际上为我们今天理解南北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全球南方”指代的便是那些始终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状态下的结构性中下层国家。因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在全球北方眼里面目不清的“全球南方”，其意义便能清晰呈现。全球南方的范畴，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对边缘与半边缘国家结构性的压迫关系。

基于此，我们便不难认识到，理解全球南方，必须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规律入手，关注南北差异这一现实问题。而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则是要对缩小南北差异、构建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全球南方的兴起，也需要在这个背景下，被理解成为全球北方谋求建立霸权等级秩序与全球南方谋求自身更加平等地位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历史性拉扯与震荡。

霸权关系中产生的“全球南方”

历史地来看，“全球南方”话语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大变局密不可分。在地理上，“全球南方”涵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上，它包含了20世纪亚非拉民族独立浪潮中新兴的、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形成了联合国内的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跨域的政治共同体。这些国家共同的政治动力是反抗霸权秩序、谋求平等，渴望并追求真正的经济自主、和平发展。

从理论上看，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南方”最早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意大利“南方”的讨论中获得了政治内涵。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葛兰西援引了意大利都灵共产党人在1920年《新秩序》杂志上对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的意见。在当时的意大利，“南方问题”表现为在建设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进程中，工业化的北方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相较所凸显出的巨大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差异。葛兰西强调，面对这种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导致的不均衡发展状态，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来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改造与发展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政党也需要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文化斗争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有机调动南方与北方的知识分子，“将北方无产阶级引入南方问题”，进而提出“内涵与传统领域不同的南方问题”。

在1919到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也就是历史上的“红色两年”中，葛兰西通过《新秩序》号召意大利社会党（PSI）以号召“一切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革命性计划来武装工业无产者和贫农（图源：公共领域）

葛兰西对意大利统一国家建设进程中南方问题的认识，实际上为我们今天讨论全球范围内南北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视角。讨论南北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对秩序问题的思考已经开始进入全球性的尺度。物质的发展是这种全球性空间视角得以形成的前提。19世纪中叶以来，在资本主义驱动下的新一轮全球经济扩张，将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西非也融入了其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从前甚至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都算不上”的地区，迅速被以不同的方式拖入资本主义体系内，即刻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带国家全球性积累的对象。

技术的发展是保障这一扩张的基本条件。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大大减少了全球贸易的时间成本。蒸汽机效率的提高，不但加快了采矿业的发展，也使得大规模内河、内陆运输成为可能。电报与跨洋电缆的铺设极大压缩了远距离通讯的时间，这也意味着由于信息化的发展，空间距离造成的屏障不再难以逾越。更进一步，随着新闻业的发达，越来越多人开始体会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流动空间。在电报、新闻报纸和图像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全球性文化流动的空间雏形开始形成。在这个空间中，地理的维度被折叠。身处世界不同地点的人，在这个空间中开始有了全球性的共时体验。

正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展，葛兰西在处理意大利“南方问题”时所强调的文化斗争也便产生了全球性意义。随着19世纪中叶后开启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性积累，一个全球规模的不平等结构开始形成。这个不平等结构包括占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工业国，以及在这个体系中基本成为了农产品与初级产品输出国的落后国家。这种结构关系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心和外围国家的交换与资本流动并未在实质层面改变农业／资源国的生产率、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能力。处于边缘的农业／资源国并未因为这种交换而获得走上现代化工业国的综合能力。与之相反，工业国在这种全球性交换积累过程中，获得了更高速的技术进步。这就进一步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交换条件的加速恶化。其结果便是，在这种世界秩序中，中心与边缘国家的巨大差距被不断强化和扩大。

实际上，通过已有研究，特别是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讨论，我们不难认识到，不平等发展与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要结构性组成部分。这种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压迫还伴随着对发展问题定义权的文化性垄断。依附理论学者直斥，这种对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文化垄断“大概是科学领域中最强烈、最野蛮的思想干预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全球南方及其可能的发展模式，思考如何能够让全球南方摆脱依附与不发达状态，便具有了葛兰西式的文化斗争内涵。

参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针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现实状态，从理论层面对发展、发展权、发展观等问题作出解答。如何定义“全球南方”，本质上是向全世界解释，应当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状态，如何建设更合理的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