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南京之路：日本人寻访大屠杀亲历者（四）

日本人问日本人：你怎么看南京大屠杀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日本浮出水面，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论。面对日本右翼的极力否认，以野中章弘为代表的各界人士竭力发掘真相，呼吁正视与反思。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很多日本人也是无辜的，这都是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作为日本人，你是怎么想的？”野中章弘在跟学生的交流会上缓缓地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约有几十秒，在座的学生都陷入了沉思，面对这个日本人问日本人你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大家低头不语。

2016年9月，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辗转南京、无锡，从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战争亲历者口中了解到这段陌生但惨绝人寰的历史。经过几天采访，也许每个人面对野中章弘的问题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一路观察他们的寻访。

野中章弘，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和传媒大学院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作为独立记者采访过阿富汗内战、伊拉克战争，也许正是战地记者的生涯让他对战争残酷和人性复杂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所以七年前中日关系陷入恶化时，野中章弘感觉到历史认识的不足使两国之间摩擦频频，他说：“日本人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曾经侵略过中国，我作为老师，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学生到中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从2009年开始，野中章弘带领学生到过上海、南京、北京、沈阳、哈尔滨多地寻访历史。南京，是他第二次带学生来。此次来华的师生中有日本人，有华侨，还有中国留学生，多元的身份背景注定他们对南京大屠杀、战争人性的思考各有不同。

“只听到过南京大屠杀存在，但是具体内容根本不知道”

1971年，本多胜一获准辗转中国多地采访侵华战争受害者，将日军在华暴行以《中国之旅》之名在日本《朝日新闻》上连载，从那时起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争论全面展开，当年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了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件。

此次来华的日本学生告诉我们，日本学生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大多仅仅停留在“听说”的程度，对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齐藤航，早稻田大学文化构想学部3年级学生，他不是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南京大屠杀，而是在教科书的角落里发现的。“我看到的大概是‘南京大屠杀’，小学生不怎么学习，如果老师不讲的话，对历史没有兴趣或不热心学习的人就不会注意到。”齐藤航说。2009年，《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对日本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进行过详细考证，“几乎所有介绍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的教科书中，在引用中国官方说法‘30万人’的同时，也补充了日本学者间的不同见解。多数教科书中使用了20万人以上的说法，但只有扶桑社出版的极少数书中使用了受害人数还在争论中的暧昧论调。”

的确，遇难人数一直是南京大屠杀争论的焦点。对数字的质疑同样存在于日本学生心中。市川真也，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四年级学生。去年，他曾随野中章弘到过中国东北，了解日军在东北犯下的暴行。这次南京之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万人坑，“我不相信，那个地方是我第一次看见白骨。”市川说出了他的第一反应，“只听到过南京大屠杀存在，但是大屠杀的内容根本不知道，我看到这样的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和数字，三十万人的数字，我觉得……”同行的大间千奈美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也表示想知道是如何得出三十万人的这个数字。

日本国内以铃木明、东中野修道、田中正明为代表的“虚构派”一直企图通过推翻遇难人数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认为，日军在占领南京前，南京人口20万，如果没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人；而且，东中野修道在其书中提出日军占领南京后，大量便衣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人数中。

和数字一起受到质疑的，还有南京大屠杀照片及士兵日记。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面对这些记录下日本军暴行的照片，野中章弘告诉我们，大量的照片在日本战败后遭到烧毁，寻找照片证据的难度很大，有的把东北时期照片当做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使得日本右翼抓住这一点来否认南京大屠杀。除此之外，日本右翼分子同样对真正参战士兵所写的日记表示怀疑，认为他们在说谎。其中原因也包括日本士兵在战败后即使在历史照片中认出了自己所在的部队，也不承认罪行，而是选择沉默。一些细节的失实遭到了日本“虚构派”的放大，成为了否认和纠缠的焦点。

“日本还没有进入反思的阶段”

暴虐的杀戮政策、鲜血淋淋的历史证据无不指向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兽行，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9年，日本社会是否进入了对历史的道歉和反思阶段？至少从近几年日本右翼分子频频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来看，日本国内尚处在没有认清历史事实的阶段，反思从何谈起。

此次来华的日本学生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大间千奈美认为虽然安倍晋三说道歉到这一代停止，然而她觉得道歉离自己还很远。“日本现在还在认清历史的阶段，还没有到反省这一步，现在日本国内的整体气氛是还不知道历史事实，我担心现在会不会像战前日本的环境，这很可怕。”原田逹矢也表示担忧，“感觉现在日本社会很危险，我们要怎么做？”中国留学生袁丽娜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有同样的疑问：“我去日本之前也在想为什么日本人不反思，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压根不知道这是一段侵略的历史，他们觉得是大东亚共荣。”

日本学生和老师的讲述告诉我们，日本国内尚处在未认清事实的阶段，想要进入反思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本多胜一开始，日本国内“屠杀派”一直在为还原历史而奔走，1984年“屠杀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本多胜一、洞富雄、笠原十九司等人一直在和“虚构派”争论，寻找史料，著书证明历史。在我们寻访的过程中，多位被采访人提到了“松冈环”这个名字。松冈环，日本“屠杀派”的代表，二十多年间，她不断游走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中，抢救当事者记忆，多次往返于中日之间，采访了120位受害者，写作《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采访了102位侵华日军士兵，出版《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此次接受采访的幸存者张秀红、陈广顺都跟我们提到了松冈环多次来看望过他们，记录他们的证言。

前些年，松冈环完成了她的纪录片《南京的松村伍长》，松村芳治是仅有的几个对战争有反思的日本老兵，松冈环一直记录着他的证言，但是直到松村芳治生命最后时刻，他才说出自己也在中国强奸过妇女，纪录片中提到“一直以来，松村坦诚杀人时因为上级的命令，而强奸就再无借口可言，它碰触了人性中最灰暗的一面。”在战争中，人性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会不断暴露，所以战争中人性的讨论从未停止，平庸的恶一直存在。这也是野中章弘一行到中国寻访侵华历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平日生活中都是普通人，为什么在战场上变成杀人狂魔？”

战争遗属是野中章弘的另一种身份。野中章弘的爷爷和伯伯都是参战士兵，1938年，野中章弘的爷爷在中国山东受伤不治身亡。大伯被扣押多年，直至战后数年才回到日本。二伯在河北被击毙，三伯是飞机驾驶员，在静冈飞机失事身亡。而野中章弘的父亲正要前往中国参战时战争结束了。野中章弘在谈到自家经历时说：“作为遗属，都希望家人是有意义的死亡，但是他们在中国被叫做’鬼子’，做了可怕的事情，对于遗属来说在感情很难接受，他们在日本就是平凡普通人。”

然而就是这些在家人眼中只是普通人的日本士兵，当他们上战场后，面对异国的普通百姓，为何能够杀人如麻、强奸妇女、烧光抢光？这要追溯到日本战前对国民进行的精神洗脑。

野中章弘介绍说，在战时日本宣传中，国家会让国民认为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只有日本才能代表亚洲和欧美对抗，而对其他民族产生深深的歧视意识；日本明治维新时中国闭关锁国，落后于日本，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日本政府早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战争胜利之后就酝酿着侵华，所以日本政府告诉他们的国民，中国人比他们低等，妄图使他们失去侵略中国的抵触感。

这样的意识被深深植入日本人头脑中，对国民进行精神上的重构，洗脑式的国民教育让日本国民失去了抵抗意识，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所以即使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许多参战士兵仍以为国参战感到光荣。日本学生齐藤航的爷爷19岁作为日本海军参加战争，齐藤航说爷爷当时并不知道是战争，被告知是“支那事变”。他说：“我觉得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是战争，但是对我爷爷来说，日中战争是支那事变，是赢了的战争，是日本赢了中国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是败给了美国的战争。我想大概一般的士兵都是这样认知的。”所以，在齐藤航看来，爷爷的青春年华都在战场上，到最后说输了，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当齐藤航在大屠杀纪念馆看到了一枚他爷爷也拥有的勋章时，他说：“爷爷获得的参加日中战争的勋章是象征荣誉而被表彰的东西，但是在大屠杀纪念馆，不是应该被表彰的东西，而是作为恶的一部分而流传着，这样看来，心情非常复杂。”

精神上的洗脑，不仅让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最优越的民族，甚至战场上的滥杀也被看作是英雄行为。就像《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百人斩”的新闻时，用到了“敌兵”的字眼。野中章弘分析，日本国民看到新闻时会觉得日本士兵是在奋力杀敌，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被屠杀的不仅仅是中国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士兵会藏在农村，游击队员穿的是普通衣服，混在平民中难以区分，而日军的政策就是全杀，“杀人之前上面的人会给他们洗脑，说日本人是最优秀的，就都杀了”，野中章弘介绍道。

任何一个个体置身于国家战争中，无形间都会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是逃避，是反抗，还是屈从？对人性的拷问似乎没有标准答案。野中老师的夫人圣子道出了她的感受。圣子说：“很难回答自己当时会怎样，也许会反抗、会自杀，我不知道。”圣子的父亲没有上过战场，但是她曾经看到过一个日本老兵的回忆，这位日本老兵在中国烧房子时，看到有老奶奶不停地泼水灭火想要救自己的家，在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的妈妈，瞬间惊醒，不再杀人。在圣子看来，很多士兵回国之后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国家的错误政策让普通个体卷入其中，战争泯灭人性的可能性在郭格格看来是有的。郭格格，日本名高濑杏，五岁时随父母移居日本广岛，现为早稻田大学四年级学生。在她的记忆里历史教科书中提到过南京大屠杀，但是母亲跟她讲的”三光政策”她在日本学校里一次也没学过，这次来中国是她第一次亲耳听到受害者讲述战争。在她看来，一个人在战争中和平时的状态是根本不一样的。“在我不杀人可能我就要被杀的时代，我觉得对杀人没有是非感觉的可能性是有的，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还是我，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要意识到自己有这种可能性。”

战争让杀人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情，人类为什么总在自相残杀，这也是野中章弘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杀人？奇怪的是在一个国家里杀人就是犯罪者，为什么越过国境在别的国家杀人就变成了英雄行为？一般社会里常识性、道德性的东西，在战场上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国内是犯罪，在国外就是英雄行为，很多军人战后都患有PTSD，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用刀杀老奶奶，在日本国内他们可能会很尊敬老奶奶，人性是很复杂的。”野中章弘说。

在战争面前，国家机器笼罩之下人性的扭曲和复杂被无限扩张，但是当战争变成历史时，若还不能好好思考战争的教训，超越战争的共同理解将永远无法抵达。

文字/刘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