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的国际友人：保护了25万中国人、留存大屠杀证据

作者丨马佳秦

编辑丨吴酉仁

问：各位编辑早上好，很多人都说拉贝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5万中国人，想请问一下编辑们，这个数据可靠吗？

“国际友人与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短史记以前谈过。这里综合以前的文章，再做一点补充。

一、“救助25万人”数据的由来

先说拉贝先生的情况。

1937年冬天，日军进攻南京城时，约翰.拉贝（John Rabe）是德国西门子洋行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本该离开南京，西门子公司设在上海的洋行总部建议他撤往汉口。但他留了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公司当然不会期望我为了公司而被打死在这里，我也不会这么做。我也不想为了公司或我的私人财产的任何东西拿我的生命冒险。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正直的汉堡商人，我至今都无法逾越它。”

这个无法逾越的道德点，是拉贝无法放弃自己雇佣的“中国仆人和职员”，他觉得自己对他们的安全负有责任：

“普通的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选择自己逃走吗？我想我不能这么做。谁每只手里牵着一个瑟瑟发抖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一蹲数小时，谁就会与我抱有同感。”

约翰.拉贝

留在南京，意味着承受风险。但拉贝的这种责任感，帮助到了许多南京难民。1937年11月，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决定援照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成立国际救济机构，使未及撤离的民众有一个避难之处。该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公推为委员会主席。在另一个国际救济机构——由美国牧师马吉(John Magee)发起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中，拉贝也担任了委员职务。

1937年冬天，选择留在南京救助难民的国际友人，可考者至少有二十余名。这些人留下来的原因，大多与拉贝相似。比如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 Fitch），他本在国民政府的励志社服务，已决定随队西撤，但当“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发起人之一杭立武前来请求他担任“安全区委员会总干事”一职时，费吴生选择了接受。

在给友人的密信中，费吴生说：“我的生命在任何时间都面临严重危险，……日本人不喜欢我们不顾要求外人离去的劝告而继续留在这里。他们不需要旁观者。但是我们还得留在这里。当他们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物——最后一枚铜板、最后一点卧具（已是寒冬季节）、黄包车夫的车的时候；当数以千计解除武装的士兵向你寻求庇护所，连同数百无辜平民从你眼前被拉走枪毙或用以练习刺杀，而你曾听到枪杀他们的枪声的时候；当成千妇女跪在你的面前歇斯底里哭泣，恳求你把她们从野兽蹂躏下解救出来的时候；当你的国旗多次被扯下践踏而你站在一边无能为力，而你自己的家也被洗劫的时候；然后你眼睁睁看着你定居并热爱的城市，你曾为之奉献青春年华的学校，被有计划地、成片成片地焚毁——这是一座我从未想到的地狱，绝无仅有的地狱。”

费吴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中，许多人有教会背景。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重要发起人，因积极救助中国难民而被日本军方称为“坏人”。

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贝德士说，自己选择留在南京是遵从了信仰的指引：“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重与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的问题早就得到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而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歉疚。”

贝德士

对身处日军铁蹄下的南京难民而言，这些留下来的国际友人，是暗夜中难得的希望之光。

拉贝的花园与住宅中，最多时聚集了超过600名难民。其实，他的德国人身份，并不足以阻止日本士兵闯入。1937年12月18日，拉贝亲眼目睹了几名日军士兵翻过围墙闯入他的家中，“其中的一个已经脱下军装，解开了皮带，要强奸难民中的一个姑娘”，另一个还骑在围墙上。拉贝喝阻了他们，驱逐了闯入者，将墙上的日本兵推了下去。

类似的情景，贝德士也频繁遇到。1938年3月29日下午，一名日军闯入金陵大学华言学校收容所，将在井边提水的一名19岁女难民拖至职员住宅强奸。兽行实施完毕正欲出门时，恰遇上前来了解难民情况的贝德士。贝质问其为何来此，“而日军拔出刺刀示威”，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去。

1938年1月17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安全区的难民总数估计已经达到25万人，增加的5万人来自城市的废墟地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住到哪里去。我请求过罗森博士，让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把他们的报告副本给我，以便能够从另一方面作出判断，并证明我自己的报告并没有夸张。否则别人也许会以为我这个人是满脑子幻想。”

拉贝提到的沙尔芬贝格，是德国大使馆的行政主管。他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街道交通全部瘫痪，城外地区全部被中国人烧毁，而城内的房子绝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城内城外被烧毁的地区目前无人居住，剩下的约20万居民被隔离在安全区内，这里以前就是一个居民区，难民们艰难地生活着，有的尚有片瓦，有的则住在院落，甚至芦席棚里，有的棚子里竟然住有600人之多。安全区有岗哨封锁，平民百姓不得离开。”

许多历史读物与纪录片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5万中国人”，其史料依据便在这里。在拉贝先生之孙托马斯·拉贝看来：

“祖父能拯救超过25万人的生命，是有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有国际友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的，这是国际和平人士的共同行动，而非个人行为。”

有研究统计称，国际安全区的难民总数，最多时达到了29万余人。

二、有意识留存大屠杀证据

除了救助中国难民，留在南京城内的国际友人，还有意识地保留下了诸多日军实施大屠杀的证据。

除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还包括：美国传教士麦克伦(McCallum．James Henry）将妻子与孩子安置在江西牯岭，自己留在了南京做难民救济工作。他在大屠杀期间写给家人的日记和书信，后来成了东京审判时的证据。他还在1942年撰写了一本《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实录》。美国传教士密尔士(Mills．Wilson Plumer），他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1938年1月至3月间写给家人的信函，记录南京遭遇屠杀的惨状。任教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史迈士(Smythe．Lewis Strong Casey），也是将妻子和孩子安置在江西牯岭，然后自己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的秘书，期间向日本大使馆署名签发了数十封抗议日军暴行的信函。1938年春，史迈士率学生对南京及周边县域做了调查，写成报告《南京地区战争损害：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城乡调查》。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则给报界提供了描述日军暴行的新闻稿《南京一瞥》、《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等。……

这当中，尤为特别的是一项证据，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参与救助市民的同时，用摄像机暗中拍摄了一部表现日军暴行的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

马吉在纪录片的引言中说，自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所以，他无法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也无法直接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

马吉拍摄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鼓楼医院（南京的教会医院）收治的难民、在远处活动的日军，及南京安全区的民众。其中以医院中的场景最多。纪录片中有一段解说词是这样的：“这个19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6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马吉想到要拍摄视频，可能与当时国际上有舆论称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有关系。1938年4月2日，马吉曾致函友人麦金牧师（Rev．J．C．Mckim），试图以亲历者的身份纠正这种错误说法。信中写道：

“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南京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奸淫(Assyrian Rape)。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我们感到这是可怕的震撼。……发生了这么多恐怖的暴行，仅我个人所直接目睹的就是这样极端残酷的惨剧…… （注：这两个省略号的内容，是马吉向麦金牧师讲述他亲眼目睹和了解到的诸多日军暴行，文长从略）。据我所知，您给《纽约时报》的信，说暴行不是日军干的，而是中国军队在日军进城以前所为。就南京而言，这实在是极为有误。……我认为我写的已足够让你知悉到底发生过何种暴行。如果你想作进一步了解，可以请约翰·伍德让你看一封日记体的信件副本，那是我写给妻子的。我希望你站在正义与真理的立场，更正你曾无知地提供报纸的任何错误消息。我还请求你在新闻报导中要谨慎地提及我的名字。我并非害怕个人(承担)的后果，而是担心我可能被赶出南京，我们这里的外国人曾为南京民众谋求的福利将因此而碰到障碍。”

马吉没有冒险前往屠杀现场拍摄视频，也是出于相同的考量。1946年，他以证人的身份，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录像。他留下的这段录像，是目前确信无疑的唯一一份南京大屠杀视频史料。

马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三、南京民众没有忘记约翰.拉贝

1938年1月31日，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长期受拉贝等人保护的难民们，寻得两块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在上面写下了给拉贝的祝福。他们称呼拉贝为“艾拉培先生”，说他“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必能得到上天的庇佑，一生福禄齐全。

难民写给拉贝的1938年新年贺词

遗憾的是，拉贝返回德国之后命运坎坷。1947年3月，南京市市长沈怡在《德意志新闻周报》上见到一则报道，称拉贝一家九口居住在柏林，生计困顿，房子毁于战火，只能吃橡子黑面粥果腹。沈随后通过中文媒体将此事传播开来，在南京发起了捐款资助拉贝先生的活动，沈自己也捐了一个月的工资。因当时德国物价高昂，有钱也未必能买到东西，沈又辗转寻访到拉贝的家庭住址，为其从国外订购了香肠、咖啡等食品。沈还一度计划将拉贝全家接来南京定居。

《新闻报》1947年3月4日

此事的大致情形，曾载于《南京市政府公报》第二卷第五期（1947年），全文如下：

“德侨艾拉培于二十六年京市沦陷之际，不避艰险，主持人道，伸张正义，救护同胞，不遗余力，我难胞因其庇护而得救者，数以万计，艾氏后返国服务，竟因此遭纳粹之罗织，羁絏集中营，备受毒刑，胜利后始行释出，但德国残破，饿殍载道，衣食均艰，状极悲惨。沈市长以艾拉培当年伟大之义举，实为吾人之良友，今日遭遇可悲，我南京市民应予以救助，以报昔日之德，特辗转探听艾氏下落，准备接艾氏来京居住，以度残年，一切由市府供养。现经柏林方面具覆，艾氏老人目前仍在西门子厂服务，生活清苦。沈市长闻悉后，即以最迅速方法，订购大量食品，由瑞士按时运送柏林，馈赠艾氏，聊尽我南京全体市民区区报答之忱，并已托人就地征询艾氏来京意见，俾作准备。”

《南京市政府公报》的报道

稍后，拉贝两次给南京市政府发来感谢信。第一封信于1947年6月18日寄达南京。拉贝在信中热切地感谢了沈怡的美意，介绍了自己家中“口粮分配不足”、“收集野菜槲实”的情况，并告知沈，馈赠的包裹目前还在“佛兰克福”，尚未抵达柏林，待正式收到，会再度致函感谢。

第二封信于1947年6月20日寄达南京。在信中，拉贝告诉沈怡，已于5月23日收到了“食物包裹四件”，包裹抵达时均很完整：“每包计有香肠一磅，茶叶半磅，咖啡一磅，可可半磅，奶油拖肥一磅，牛肉汁一磅，乳酪一磅，牛油一磅，果酱一磅，火腿咸肉一磅，蜜糖一听，菓酱一听，牛奶一听，奶粉一磅，香烟五包。”

南京市民的不忘旧恩，让拉贝甚为感慨。他在信中说，“过去之所为与今日获得之同情，使鄙人将永不再感失望，深信东方与西方必有相遇之一日也。”

当时的中国也正处在极度动荡之中，邀请拉贝全家来华定居一事并不现实。所以，此番联系建立之后，南京市政府的决定是“自六月份起，按月寄赠食物一包，以表示南京市民由衷之感谢与同情”。这项馈赠的具体执行情况，尚无具体史料可资说明。1950年，拉贝先生在西柏林与世长辞。

1947年，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南京民众，没有忘记约翰.拉贝这些国际友人。今人铭记南京大屠杀，也不应忘记这些国际友人。

（来源：腾讯新闻）

（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王成志等编：《北美藏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文献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9-313页。

启风：《南京大屠杀的视频证据，目前确信无疑的只有一件》，短史记2019年1月10日。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4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酬答南京之友艾拉培》，《南京市政府公报》1947年第二卷第5期

《南京之友艾拉培氏獲贈食物覆函致謝》，《南京市政府公报》1947年第三卷第1期。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实景电影》，国家档案局官网，http://www.saac.gov.cn/zt/2014-12/08/content_768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