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亲王将电影厂告上法庭，获赔13亿后依然穷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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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各大媒体报端刊登了一则重磅消息，末代郑亲王一纸诉状将中央电影制片厂告上了北平高等法院，一时间，郑王府成了热点中的热点。而此前郑王府已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议论话题，起因就是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十三号凶宅》。

在民国年间，北平四大凶宅的传说流传甚广，其中西城宝禅寺街庆宽之宅第的传说最邪乎。日伪时期，庆宽宅第几经易手，成为日本影业株式会社旗下产业。抗战胜利后，此宅第被民国政府没收，改建成招待所，专门招待前来北平的文艺界人士。

著名的导演陈方千曾经接受了大公报记者徐盈的拜访，言谈间说起了四大凶宅这个话题，身为记者的徐盈对坊间的传说如数家珍，从庆宅主人庆宽曾任粤海关道讲起，一直讲到这座凶宅离奇的凶案。

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几天后陈方千便撰写了电影剧本《十三号凶宅》，投送到中央电影制片厂。

接到剧本以后，电影厂判断此片必火，便投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为扩大影响，将庆宽宅第改成了郑王府，凶宅故事中的主人公也用了末代郑亲王昭煦同音不同字的名字。

原以为借着郑王府及其主人能让《十三号凶宅》票房飙升，不料刚上映，就被打了横炮。末代郑亲王昭煦得知这部电影讲的是郑王府的故事，买票看过之后勃然大怒，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硬是把庆宅的传说套在郑王府上。

于是，末代郑亲王昭煦花钱在报上登出声明：要求中央电影制片厂立即停演《十三号凶宅》。

电影厂对此不以为然，充耳不闻，昭煦随即聘请著名大律师梁治耀，将电影厂告上了法庭。北平高等法院受理此案，勒令北平诸影院在官司未结之前一律停演。

这一下电影厂着急了，电影厂靠发行赚钱，电影院靠票房赚钱，如今停演，电影院纷纷退片，电影厂无计可施，这才屈尊恳请法庭调解，请求庭外和解。最终电影厂赔付末代郑亲王昭煦名誉损失费13亿元（那时使用的金元卷不值钱，数字并不吓人），以了结此案。

结案那天，位于司法部街的法庭门前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尤其众前清宗室人员兴高采烈，可唯独昭煦面无表情，高兴不起来。有人猜测昭煦没有胜利感的原因，在于那13亿元支付方方面面的费用后所剩无几，没落下多少实惠，日后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这猜想有几分道理，因为自端华、肃顺遭劫以后，郑王府门庭冷落，没人拜访，更没人“孝敬”，完完全全靠俸禄度日，外看是座石狮子把门的亲王府，里面却常为有了上顿没下顿而犯愁。

末代郑亲王昭煦是遗腹子，在他出生前两个月，其父郑亲王凯泰病逝于河北固安。时逢“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城之前，两宫西行之际，郑亲王凯泰自知郑亲王一脉素为慈禧厌烦，所以宗室众人尾随两宫，他却南逃固安。

凯泰原本身体不好，一到固安就病倒了，没耗多久就一命归西。多亏他三弟乐泰闻讯赶到固安，并抚灵回京，将凯泰葬于阜成门外巴里庄郑亲王祖坟。

光绪二十八两宫回銮之后，一道圣谕让两岁的昭煦承袭了郑亲王爵位。民国七年，昭煦将王府祠堂以2500大洋卖出，据说买祠堂之人是李石曾。

两年后，昭煦又将郑亲王府作价10万大洋典给了西什教堂。几年后，所典的10万大洋连本带利成了15万，昭煦无力偿还，于是被教堂告上法庭，京师审判庭依据而断，查封郑亲王府。

当时坐落在宣武门内的中国大学，校舍是首座醇亲王府，占地有限，正想寻找宽敞王府搬迁，得到消息后，校方与昭煦商定，由中国大学出资15万，用以偿还本息，然后郑亲王府归中国大学。

作为附加条件，中国大学聘昭煦为校董，每月付若干“干薪”，以维持昭煦一家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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