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调查真相

　　2005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一则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引起举国关注。该报道详述了患者翁家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的医疗费纠纷，历数医院过度收费、管理混乱和过度治疗等行径。此事因花费总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天价，成为2005年影响最大的医疗纠纷案。

　　卫生部调查组于2005年11、12月、2006年1月中旬三赴哈尔滨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结论：哈医大二院确实存有多收费的重大问题，并在病历管理、会诊制度、输血和血液运输等方面存有违规现象。然而，三次调查，仍无法证实这一罕见事件应由医院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住院67天花费百余万元的医疗费仍是基本事实；调查中，甚至无法证实占500万元医疗费主要部分的自购药所谓总值400万元的“天价”数字，更无法确认病人家属指称有关药品“被盗卖”的猜测与指控。因此，这一集中于追究哈医大二院责任的结论，很可能仍远逊此前舆情之预期。

　　《财经》自2005年10月间至2006年1月派出记者两赴哈尔滨市，独立调查遍访病人家属、医院及卫生部调查组成员等此案相关人士，终于获悉了事件真相。

　　调查之一

　　住进ICU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后，翁老先生之子翁强曾耗费巨资、调动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病人进行施救。

　　2005年6月1日，哈医大二院的心外ICU病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心外ICU全称心脏监护ICU，主要接收心脏外科手术术后患者。通常病人只需从同在外科楼的心外科手术室转入即可。但今天这位病人却来自位于住院二部的高干病房。

　　当天的转科过程盛况空前。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数百人目睹了这场盛大的转科。“好多人趴在窗口看，咱们哈医大二院建院以来也没有见过这阵势啊。”目击者对《财经》回忆说。

　　哈医大二院是黑龙江省首屈一指的三级甲等医院，建院已有50年历史，因其50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医院，享有绝佳的住院条件。尽管如此，如此“排场”的转科行动，在这家庞大规模的医院也属盛况空前，这位患者就是哈尔滨锅炉中学离休教师翁文辉。

　　在老人去世后三个月，其长子翁强诉诸媒体；紧接着，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铺天盖地。患者病况翁老先生并不属于通常心脏外科ICU收治病人的范围。

　　ICU，即重症监护室，是针对重症病人实施治疗和抢救的病房。据我国危重症专家、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介绍，ICU病房收治的病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急性脏器功能衰竭，二是短期可能出现多器官衰竭，三是手术后恢复。“一般在ICU时间很短，也就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席修明说。

　　翁文辉转入的是心外ICU病房。据哈医大二院网站介绍，心外ICU主要承担该院心外一科、二科、三科心脏直视手术患者术后监护治疗工作，其收治范围本来并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翁文辉住院后仍然需要化疗。化疗时间定在5月21日，但效果不理想。到5月31日，翁文辉的病情恶化，最后经翁强所请北京专家建议，将病人转入ICU病房。

　　翁老先生6月1日已报病危。《财经》看到哈医大二院临床在6月1日出具的病危通知书写道：“B细胞淋巴癌，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肺动脉高压，肺心病，化疗后全血细胞减少，肺感染，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该患者病情严重，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据《财经》了解，哈医大二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最初并不同意病人转入。在其亲笔所写的《关于翁文辉住院有关情况的说明》中，于表示，她曾于5月20日拒绝过此提议，理由是心外ICU“缺乏对这种晚期肿瘤患者、尤其是伴有这种危重症的治疗经验，可以说从来就没治过。而且肿瘤晚期的患者也不是ICU的适应症”。

　　然而，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当天早上6点，于玲范接到了王景璐的通知。当天上午10点左右，翁文辉在数十名保安的护送下被转入心外ICU病房。

　　超级会诊队伍

　　“翁文辉那儿是ICU的一个小特区。”一位接近卫生部调查组的权威人士如是说。在只有12张病床的ICU中，翁老先生占据了仅有的两单间之一，并且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订治疗方案。

　　住进ICU的当天下午，即进行了首次会诊，包括三名外请专家———朝阳医院的院长王辰、呼吸科ICU主任曹志新以及护理部主任李春燕。此后，从6月1日到8月6日，在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在哈医大二院，对翁老先生进行了100多次会诊。根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其中大会诊就达27次，电话会诊25次。当地知情人不止一次表示，即使是黑龙江省级干部，往昔亦从未有此待遇。

　　《财经》看到的病程记录显示，专家不仅给出了治疗方案，还对于采用何种药物、用法和用量等给出具体意见。于哈医大二院心外ICU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违规做法。然而，以患者家属之“神通”，会诊阵容之空前，一种无形的力量使这种违规在当时显得理所当然。钱权背景虚实

　　哈医大二院在向黑龙江省卫生厅的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于玲范也在书面材料中写道：“这么多顶级的北京专家，陈惠德教授这样的大人物前后呆了近两个月，那不是谁都能请来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压力很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在哈尔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翁家有很深的“高官背景”。

　　据《财经》了解，翁文辉是哈尔滨市锅炉中学的普通离休教师；尽管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副处级离休人员，但并无所谓高干背景。记者走访了翁老先生家。翁老先生住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小区，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待人良善。

　　翁强留给人的印象则截然不同。有媒体报道称其“身着考究的黑色中山装，言谈举止俨然一个成功商人”。翁强与政界人物的联系究竟如何，记者不得而知。

　　据《财经》了解，在翁老先生从哈医大肿瘤医院转出时，翁强也曾考虑过选择入住哈医大一院。该院高干病房的一位大夫对《财经》说：“他的口气大得很，一开口就要包下一层楼。”当院方表示床位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后，翁强又提出要包下几间省部级干部病房，遭到拒绝。“他说，那好，我找北京领导。”

　　据《财经》了解，翁强本名翁小强，是家中长子，今年41岁。翁强夫妇在哈尔滨靠经营美容院起家，还经营服装、拖车等生意。翁强在哈尔滨的公司名为黑龙江同祥股份有限公司。记者在黑龙江省工商局查阅到的同祥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同祥公司创立于1997年，由翁小强及其妻马惠秋等五人各出资200万元创立，马惠秋任董事长。其公司章程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十分庞杂，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开发与建设、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高科技开发、国内外综合贸易、销售服务、市政工程建设及劳务输出、广告业、建筑装饰装潢业、房地产业、金融证券及信息咨询和中介业等等。

　　翁文辉之死

　　时至今日回望事件全程，翁老先生在ICU的67天，几乎是一场所有医生倾尽全力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比赛；但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2005年6月7日，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赴哈医大二院会诊，认为抢救意义不大。病程记录显示，陈在向家属交代病情时表示：病人已是疾病晚期，基础差，年龄大，化疗后状态差；如果是单纯肺感染，可以有希望，但还有腹水，“这个治疗可能本身要命，治疗不治疗结果一样。”尽管陈有言在先，患者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此后陈惠德带领医护人员组织抢救，到6月9日病人病情出现好转。但此时陈也没有改变其判断。

　　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翁强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救无效死亡。

　　调查之二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

　　据悉，目前相关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论。

　　在翁文辉病案中，哈医大二院收费总数为1388392.44元。在翁强自述550万元的总费用中，其余410万为病人自购药的费用。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哈医大二院收费部分确实存在多收费。《财经》获知，调查组确认哈医大二院多收20余万元，占总收费的16％左右。以此计算，则此次翁老先生67天抢救的费用仍在110万元以上。诚然，20万元也是大数目，且与哈医大二院此前承认的多收费数目差别颇大。据专家们解释，这牵涉到一种计算方法，即所谓“分解收费”。所谓分解收费，就是将一项收费化解为多项收费。

　　从去年开始，卫生部要求实行按天结算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意在使患者及时了解每天发生的实际费用，杜绝乱收费。但这类措施主要着眼于“治表”而非“治本”，执行过程中极易适得其反。倘医生下医嘱发生了费用，但患者病情突然变化，用药量临时发生改变，当天结算很可能造成多收或者漏收。此外，ICU病房通常实行“滴定式治疗方式”，即医生下口头医嘱，护士记录立即执行。因此，这类多收和漏收几乎在每家医院的ICU病房都存在。在哈医大二院早期自查时，除查出管理混乱造成的多收费，亦发现漏收费。当时发现的漏收金额约1万多元。

　　据《财经》了解，卫生部调查组第一次赴哈医大二院调查时，基本确定漏收现象的存在，数额不详。但第三次调查形成的初步报告并未涉及漏收的内容。据悉，这一做法亦引起争议。

　　是涂改还是修改病历？

　　翁老先生住院病历的准确性，曾被广泛质疑。调查组发现，哈医大二院确实存在大量涂改病历现象，甚至有些化验单、检查报告也都有涂改痕迹。此外，翁氏的病历还有个别“故意修改”的内容。

　　在翁强提出的诸多投诉中，双方争议最大的是自备药部分。

　　据翁强向媒体表示，他根据于玲范的通知，从国外共计买回高达400多万元的药品，每次都将药品交给ICU主治医生和其他值班医护人员。他还自费购买了两台呼吸机、两台医用气泵和一台心电图方面的仪器。但是药和医疗仪器都不知所终。“对我来说，钱不钱是次要的。我们要考虑的，第一是药到底是否用到我父亲身上，二是用药是不是对症，是不是有效。”翁小刚对《财经》说。

　　《财经》获知，卫生部调查组确认有药品丢失现象，但对丢失的自备药数量和价值，并未给出详细的清单。关键原因，在于双方没有对自购药实行完整的登记和退药手续。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告诉《财经》，最初双方对自购药品都没有账目记录，直到去年7月中旬家属频频质疑，才开始有药品登记手续。但并没有任何退药签字手续。

　　追根溯源，在于使用自购药品本身就是违规，管理当然无从谈起。“无论家属还是会诊医师，提出大量自购用药，严格说就是违规的。”李玉堃表示，按卫生部的相关规定，自购药品不能带入医院。如果需要，应该由院方通过医药局购买。“药品丢失”由此成为一个悬案。据翁强所述，400万元的药品中有大量丢失，并怀疑有盗卖之嫌。哈医大二院的说明则称，已经查实使用的有27种自备药，金额约为22万元。双方各执一词。

　　是否过度治疗

　　翁强曾向媒体展示过一连串庞大的数字：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其中血糖化验达565次，平均一天近九次；肾功能检查186次，平均每天三次；曾经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某日做痰培养54次，某日输液106瓶，输血94次，等等。他认为，医院对其父亲“过度治疗”。

　　哈医大二院的专业解释是：根据最新报道和国内著名专家会诊意见，危重患者（包括重症感染者）的血糖需要严密监控，控制在4.0－7.5之间，否则，死亡率明显增加。该患者住院82天，化验血糖563次，平均每天6.83次是出于病情需要。对于在央视节目中重点提出的106瓶盐水和94次输血的问题，哈医大二院也做了说明，称由于患者为恶性肿瘤晚期，并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需要进行长时间血滤治疗。血滤即连续性动静脉血液滤过，是通过置换液的一次性进出，来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而输血费是按输血泵每输100毫升血制品收取一次处置费（每次10元），即按流量计算；因此“94次输血费”并非指94次输血操作和输了94袋血。

　　这些解释和说明，都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同。

　　在用药问题上，翁强质疑最甚者，为一种生长激素“珍怡”的使用。“珍怡”为肿瘤患者慎用的药品。翁强称，“珍怡”被用于翁老先生，与于玲范接受“珍怡”生产厂商邀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无关系。这种接受药厂邀请出国的行为亦为卫生部所明令禁止。然而，中华医学会向卫生部调查组出示的意见认为“珍怡”用于翁文辉病例并非失误。

　　一位调查组人士告诉记者，调查报告并基本否认了过度治疗的指责。

　　调查显示，这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极为复杂。问题之发生，固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特别是因身染绝症的患者当时已经不幸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更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据《财经》杂志/总152期）

　　患者翁文辉的妻子富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