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家和广西的传染病消灭史，你知道吗？

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1981年，中国宣布停止种痘。“虽然如此，北京为了巩固成果，又连续种了3年。”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戴科说，所有的疫苗都是免费的。

全民种痘行动

“控制传染病有3种状态——消灭，比如天花；消除，比如脊髓灰质炎；还有一种状态是控制，那就比较多了。”戴科说。

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是全民记忆，对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疾控防治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更是抹不去的生活痕迹。

北京在1950年天花疫苗接种率就已经达到了80%。那一年，北京有80万人接种了牛痘，再加上1949年接种的31万人，已经建立起了预防天花的屏障。在新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消灭天花，北京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上海，比北京晚了一年多。

在1969年之前，接种的天花疫苗都是牛痘苗，这种疫苗的成熟度不如后来的组织培养疫苗。“种痘后出现一些异常反应是难免的，即便是组织培养疫苗也可能有异常反应。”在黄素娟的记忆中，有一次北京曾经有几十例的异常反应。

“1963年，我曾经看到过两例，是坏疽痘。”戴科说，全身痘、紫癜等异常反应都可能出现。而那个时候，基层种痘员的技术素质较差，出现异常反应一般都要找到北京市疾控中心来。

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国真的消灭了。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在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9年，世卫组织才终于开展了全球天花消灭行动。而此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成员国。

灭蝇1亿4千万头

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这个防疫班扩大为防疫队，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门头沟、丰台、青龙桥、第八区、第九区等原有卫生所的地区设立了防疫站。

同时，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 14种法定传染病（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乱、天花被称为3大烈性传染病。

在由北京市卫生局老专家刘国柱编著的《北京卫生志》上，一些数据看上去极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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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首先推广东郊区三里屯小学在厕所、墙边、污水池等处挖苍蝇蛹的办法，在全市春天开展了挖蛹活动。共挖蛹约计2亿多个。夏、秋季采取捕打和药物灭蝇活动，对53172个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蝇。全年灭蝇1亿4千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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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难逃浩劫。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直到1972年，时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戴科还从北京市财政局顺利领到20万元的灭鼠经费。“那时候的20万元，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戴科说。

除四害运动时老照片

从1919年至今，鼠疫在北京从来没有发病，目前从全国来看鼠疫属于控制范围内，对此，灭鼠行动被认为成效显著。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鼠疫静息期，人间鼠疫虽然得到控制，但鼠间鼠疫很难预测。

灭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保护粮食，“一个老鼠洞可以藏100多斤粮食呢。”戴科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紧缺，同样因为粮食问题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却被林业救了。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正式宣布：麻雀对粮食生产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树虫害的天敌，灭麻雀对林木不利。1960年3月，中央指示，不再打麻雀，改为灭臭虫。

天花被消灭了，鼠疫被控制了，而霍乱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在1965年，北京市又出现了一例霍乱病例。“所以，那一年之后又开始打霍乱疫苗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唐耀武说道，但霍乱疫苗的效果并不好。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霍乱完全可以治愈，霍乱防治也就完全脱离了疫苗。

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

1957年初夏，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苏德隆。毛泽东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泽东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泽东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杵了杵苏德隆。苏德隆回答道：“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为兑现“限定年限消灭”的诺言，1958年初，苏德隆在上海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青浦摆开战场，成立了“血防试验田”。彼时还没有调往北京防疫站的戴科就在苏德隆组建的队伍之中。

在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青浦，要消灭巨量的血吸虫宿主——钉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德隆的队伍开始发动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重砌石岸与码头。并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钙，喷药灭螺。由于砒霜钙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肤上，不少人因此而手脚发炎、溃烂。

血吸虫宿主——钉螺

“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发动群众，打捞钉螺，然后晾晒、焚烧、喷药，杀死钉螺。”戴科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提出的是“毁其居，灭其族”的灭螺方针。3年之后，他们取得了成果，家家户户敲锣打鼓送瘟神。

但这一幕被江西余江县占了先。1958年，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

余江县的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组织全民挖沟挖土填埋钉螺。那几年，一首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在《国家历史》一篇回忆余江县灭螺大跃进的稿件中，对于现场做了这样的描述：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

余江县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查出来就立即去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前去考察的苏德隆在询问了填多少沟，挖多少土石方，上多少民工，一个劳动日多少报酬，补助多少，义务多少等等问题之后，感慨道：“此塘钉螺可用药杀，一次不行，两次，这比民工填土合算。”

牛郎欲问瘟神事

余江县的血防攻坚战并没有在1958年结束，直至今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血吸虫的防治工作一如既往的艰巨。而疾控防疫水平全国第二的北京，却在2003年遭遇了“非典”。

“非典确实没有想到。”唐耀武告诉《望东方周刊》。虽然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国内已经很高，但在非典之前，疾控防疫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个卫生系统的经费中只占5%～8%。”《北京卫生志》编撰者刘国柱说，绝大部分的经费都拨给了医院。“防疫站耗资几千万的一栋业务楼，盖了十年才盖起来，而有些医院几十亿的大楼随便盖。”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从事防疫工作的黄素娟还因为经费问题与领导争论。那时，由于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没有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黄素娟所在的计划免疫科准备就此做一些监测工作，需要进一些仪器。向上级申请多次，均以没有经费告终。愤怒的黄素娟与直接领导发生了冲突，但仍然没有要到钱。

“没钱的时候太多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流行性腮腺炎病例，我们却没有本地资料（包含原来疫病谱、人群现象等内容的数据库），我们需要和基层工作人员合作做流行病学调查，也可以补助一下生活贫困的基层人员，但申请了半年也没有申请下来经费。”黄素娟回忆。

后来，他们仍然坚持把调查做了出来，在黄素娟的坚持下，最终按照每个病例几角钱的标准对基层人员做了微薄的补助。“算起来总共才几千块钱。”

非典之后，北京市对于疾控中心的支持改善了许多。唐耀武说道，对于疾控防疫的重视，不能只是落在口头上。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2012年，全球将消除麻疹；2020年，全球将消灭疟疾，但业内专家指出，疟疾疫苗的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新型传染病的恐怖已然笼罩在人类的头上。

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远未结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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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传染病史

广西地处亚热带，适宜传染病媒介昆虫、动物宿主孳生，是传染病多发区。据史料记载，清同治五年至民国36年 (1866年至1947年)80年间，广西有60年次发生人间鼠疫，波及44个县。民国3年至民国35年(1914年至1946年)，广西曾发生7次较大的霍乱流行，波及45个县。

民国26年至民国38年(1937年至1949年)12年间，广西不断发生天花流行，累计发病28383例，死亡4770例。1950年发生天花大流行。除上述3种烈性传染病外，广西常见多发的传染病有痢疾、伤寒、副伤寒、病毒性肝炎、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麻风病、结核病，以及小儿多发的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等。

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或流行。人畜共患的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病也时有发生，这些疾病严重地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影响工农业的生产。

多年来，对这些传染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传染病疫情报告及预防

广西于民国23年(1934年)建立了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据《桂政纪实》记载：民国23年至民国30年的疫情报告逐年增多，疫情报告日趋周密，偏僻小县疫情流行，亦可及时获得报告，遗漏较少；民众对于政府办理疫情增加信心，故有疫必报。

解放后，1950年法定需进行疫情报告的病种有 ：

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流脑、猩红热、麻疹、痢疾、伤寒、黑热病、疟疾、麻风病等12种。1951年至1956年，需报告的病种增加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炭疽病、布鲁氏菌病、森林脑炎、狂犬病和血吸虫病等9种，取消麻风病，共20种。

各地、市、县都执行疫情报告制度。1957年卫生部下发传染病管理办法后，需报告的病种增加恙虫病，取消血吸虫病。1959年增报流行性感冒、传染性肝炎、钩端螺旋体病。1963年，大队卫生所作为基层疫情报告单位，建立疫情旬报和月报制度；由乡卫生院向大队卫生所收集上报县卫生防疫站，转报地、市卫生防疫站，汇总报自治区卫生厅。1969年中央卫生部制发《传染病管理条例》规定，报告传染病分甲乙2类共25种，并规定了管理和报告办法。

血吸虫病

1982年广西全面推行疫情报告卡制度，规定每月每年各地、市、县均做疫情动态分析，掌握疫情有关人、时、地的分布状况。自治区还建立疫情抽查制度，每年组织力量到各市县抽查市区、乡、村的疫情报告准确性、及时性和报告卡片的质量，以减少漏报。从1986年起，为加快疫情的及时传递，增办市县的旬、月疫情电报。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月、年报统计，提高了计算的准确性。1987年底开始使用计算机远程通讯与北京联网，每月发送月报数据资料，加快疫情传送和反馈速度。在疫情管理上，除对医疗单位的疫情漏报进行检查外，还健全了地、市、县卫生防疫站的疫情报告队伍，要求专业人员相对稳定。采取办学习班、参观等办法提高业务工作水平。

广西的疫情动态：

据50年代疫情报告按当时列入传染病报告的病种统计，总发病率年均为2493/10万。早期主要是疟疾的发病率居首位，其中1959年流行性感冒大流行该发病率高达14640/10万。60年代各种传染病总发病率年均为2473/10万，以麻疹、流行性感冒的发病率最高。从60年代起，疟疾经大力防治后，发病率开始下降。1967年至1968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全自治区大流行，其中1967年的发病率为482/10万，并有副霍乱病例发生；白喉在局部地区流行。70年代总发病率平均为4555/10万，比60年代上升84.19％，主要原因是1970年至1975年流行性感冒A3(H3N2)新变异株在广西流行。1970年至1975年6年间，平均年发病率升至3249/10万。痢疾和肝炎呈上升趋势。疟疾在1970年至1973年有所回升，之后逐年下降。1970年至1971年，钩端螺旋体病比较广泛流行。流行性乙型脑炎在1969年至1971年局部流行。1979年副霍乱在钦州地区局部流行。广西历年狂犬病发病率逐渐上升。1957年全省只有桂林、百色、扶绥3个县(市)报告狂犬病共6例；50年代全省(区)报告有狂犬病161例；60年代1320例，70年代3211例；1980年至1990年除狂犬病和伤寒、副伤寒外，其他传染病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比较显著的有流行性感冒和麻疹。1980年至1981年流行性感冒仍占传染病的首位，1982年以后痢疾上升至首位，肝炎为第三位；伤寒、副伤寒在隆林各族自治县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流行；狂犬病的发病率继续上升。白喉1980年至1983年在玉林地区流行。脊髓灰质炎1986年至1987年在玉林、柳州、南宁地区流行。这些疫情的波动经采取针对性的有效防治措施后，80年代以来，总的发病率明显下降，为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预防接种和计划免疫

如1950年至1953年4年间，对合浦及防城鼠疫老疫区的居民接种鼠疫菌苗，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

1953年在各市及交通要道设预防接种站，对5市43县重点人群进行霍乱菌苗注射，共接种90多万人次，同时采取各种综合措施，使霍乱得到控制。

1963年卫生部颁布了《预防接种实施办法》，广西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中，防疫机构被撤消，预防接种工作停顿，传染病回升。1978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后，广西实施脊髓灰质炎糖丸、麻疹疫苗、卡介苗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及百白破混合菌苗计划免疫。1980年，广西制定了普种麻疹疫苗规划。为了保证疫苗效果，地、市及部分县建立了冷库，乡一级配备木制土冰箱，村一级配备冰壶，并且接种时带冰保苗。

1980年，广西成为中国与国际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计划免疫冷链试点省(区)。1982年自治区卫生局制订《广西计划免疫冷链规划》，至1985年基本完成冷链装备。1988年底，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已备有冷藏运苗车2辆(8立方米)，低温冷库(—20℃)2座(84立方米)，普通冷库1座(160立方米)。每个地、市有普通冷库1座(12立方米)，2个地区有低温冷库，6个地区有冷藏车。按人口每40万人配给地、市卫生防疫站低温冰箱1台；每10万人配给县卫生防疫站低温冰箱1台；每个乡卫生院配给冰箱1台，冷藏箱1个；每个村配备冷包1～3个。由于提高了免疫手段，1987年广西对可免疫疾病制订了《计划免疫达标计划》，并通过卫生部的检查评定。1988年，以自治区为单位，达到12月龄儿童四苗覆盖率85％的指标。1990年，达到以县为单位四苗覆盖率85％的指标。

1988年底，全自治区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下降到0.07/10万(27例)。同年，自治区卫生厅制定广西1988年至1995年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1988年，白喉发病率下降到0.06/10万(24例，死亡6例)，百日咳发病率下降到1/10万以下，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为12.45/10万。1986年至1988年麻疹发病率下降到20/10万以下。1990年破伤风发病率下降到2.46‰；新生儿(活产儿)破伤风发病率下降到0.22‰。

关于血吸虫病

广西医学院和广西省卫生防疫站于1950年至1957年陆续查出罗城等16个县有血吸虫病流行。1972年、1983年和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又先后发现贵县、玉林、桂平3个新疫区县。

1956年5月，广西医学院与巴马县血防站在宜山专区医院血吸虫病房和宾阳县血防站采用酒石酸锑钾3天、7天短程治疗血吸虫病人，并开展锑剂解毒动物(兔)实验和临床研究。同年11月，巴马县血防站赵龙志到东兰县医院推广锑剂短程序法，以后各地推广应用。1957年，广西医学院、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发现有牛粪散布的耕牛放牧地区钉螺毛蚴自然感染率为1.52％，显著高于无牛粪散布的非耕牛放牧地区。1958年，广西医学院、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等在收集的368只鼠中有沟鼠、田鼠两种30只感染血吸虫，阳性率8.15％。

同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试用野生植物灭螺观察，筛选101种野生植物，发现密蒙花等8种对钉螺有灭活作用。1959年8月，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柳州寄生虫病防治所采用酒石酸锑钾长程治疗血吸虫病，治疗后1个月，虫卵阴转率为50％。1964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广西医学院对山丘地区钉螺消长及扩散规律和复杂环境内灭螺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人工土埋为主，药物喷洒为辅”的灭螺措施，创用机械抽样与随意检查相结合的查螺方法，提高了检出率。同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通过7个县11处水质调查，解决了部分山区血防站反映的孵化法检出率低或孵不出毛蚴等问题。1968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根据广西岩溶地貌和残存钉螺孳生特点，在防治后期结合农田水利，采用生态学灭螺措施，改变钉螺孳生地的水情和地貌，开展根治灭螺工程，有效的破坏残存钉螺的生存条件。

1978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等针对疫区无治疗史人群，在皮试过筛后，用直肠活检法检查4万余人，检出率为24％，提出“综合查病诊断病人标准”试行方案。1979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应用酶标免疫电泳试验对血吸虫病考核疗效进行研究，认为此法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同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在宜山举办“硝硫氰胺、双荼羟酸付品红治疗血吸虫病学习班”，在全自治区推广使用。后又采用吡喹酮治疗，对后期治疗血吸虫病起了积极作用。1980年，自治区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在宾阳县进行广西岩溶地区消灭血吸虫病试点纵向研究，为消灭该病考核验收、监测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1年，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制定消灭血吸虫病验收考核方案和组织全自治区考核验收工作，对已达标的县转入监测巩固工作，以查清残存螺点和遗留病人为重点，同时进行新感染调查，每年对钉螺进行分类检测，采用皮试体检、粪检和血清学等方法对人群进行检测，巩固了既得成果。

地方性甲状腺肿

1959年，在全国首次营养调查中发现广西11个县、市有地方性甲状腺肿(下称地甲病)流 行。1960年至1965年，经过培训专业人员，组织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等单位深入各地调查，到 1978年底，全自治区86个县、市共调查1449.63万人，发现病人330.1万人，病人分布在64个 县、市。1966年至1985年，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对广西主要江河及饮用水源碘含量测定，水碘 含量0.01～52.4毫克／升，水碘含量与地甲病的患病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广西地区地甲病 流行主要原因是环境中缺碘所致。民国26年(1937年)，广西卫生试验所曾配制碘盐分发龙州、 百色、庆远(今宜山) 各省立医院试用。1965年，在那坡县试用1／万碘盐作全民防治，效果 满意。同年5月，首批对隆林等10个重病区全民供应碘盐。至1985年底，全自治区分16批供 应碘盐给63个县1600多万人食用。1966年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在南丹县罗富乡 (患病率 63.53％)那地村进行口服碘化钾片治疗，有效率71.3％，治愈率17.29％。1977年至1979年， 广西加工碘化钾片12354万片， 发至地甲病流行县治疗病人。1976年以来，广西各地卫生防 疫部门对6162例地甲病人用碘酊和碘化钾注射液进行腺体内注射治疗， 有效率78.84％，治 愈率为47.86％。1979年至1982年，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与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合作，在蒙山县 新圩公社双垌村进行碘油肌肉注射效果观察，并对甲状腺吸131I率、垂体—甲状腺轴的激素 变化进行系统观察， 证实人群经一次碘油注射后，碘在体内可保存3年之久。到1985年累计 治疗病人254万， 地甲患病率由1966年防治前的25.38％下降至3.2％。全自治区有28个病区 县达到基本控制标准。

布鲁氏菌病

1985年，自治区卫生防疫站首次在玉林市发现犬种布鲁氏菌病，是中国首次发现犬种布 鲁氏菌病的疫区，对4118只家犬进行犬种布鲁氏菌病血清学监测，同时从血清抗体阳性的家 犬中，分离出犬种布鲁氏菌。从60年代起，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等从人、羊、猪等分离出羊种 布鲁氏菌17株。1988年，《广西犬种布氏菌病调查研究》获自治区科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6年以来， 在全自治区设立21个监测点，并与广西师范学院数学系协作，通过166个 乡(镇)布鲁氏菌病监测资料，建立广西人间猪种布鲁氏菌病流行类型的模糊数学模型和马尔 科夫预测法。经过3年现场考核，其拟合率和预测预报的准确性均在90％以上。此项研究论 文在1990年全国布鲁氏菌病学术会议上宣读，同年此项研究成果获自治区卫生厅科技进步三 等奖和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成果三等奖。1990年，《我国犬种菌布鲁氏病的调查研究》 (黄志雄等负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文章来源于《广西通志·医疗卫生志》

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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