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泪散文

1915年，是三水历史上最灰暗，最悲痛的日子，大雨一连下了连绵两个半月，几乎将天地连在了一起。

西江两百年一遇的洪水，北江一百年一遇的洪水，像两条恶龙，纠缠在一起，冲撞着，翻腾着，使得三水境内四处决堤，乡民溺死，米粮断市，哀号遍野。那是三水人大批逃亡海外的一年。

三江暴涨，万姓沉沦。活下去，成为最大的命题。为了家庭，吃苦耐劳的三水妇女们，跟随水客来到南洋，只为寻一口饭吃。坐船七天七夜，到达新加坡后，她们会来到大坡牛车水，这里是三水人的的聚集区，每天晚上，街上热闹非凡，包工头们来这里招工。

蓝衣黑裤，用旧轮胎做成的皮鞋，头包红头巾，是她们的标准装束。她们每天早上四点多钟便起床做饭梳洗，五点多钟就提着装盛午饭的篮子出门上工地。她们在工地上顶着炎炎烈日挥汗如雨，直到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才拖着快要散架的身躯，迈着蹒跚的步伐返回鸽笼般逼仄的住处。

一天工作十小时，工钱不过六角，如果遇到黑心包工头，只有三四角钱。为了给国内的丈夫多寄些钱，她们的晚饭简单至极，往往只有白饭加一块腐乳或两粒榄角，甚至将咖啡泡在饭中。

除了身体上难以想象的辛劳，“红头巾”还要承受着情感的煎熬。和自梳女不同，“红头巾”远赴南洋时，大多已经成婚，即使未婚，家乡已有指定婚配的男子，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公鸡）拜堂”完婚；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

据学者研究，这些已婚的“红头巾”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还有一些三水妇女，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来。

“十个过洋，九个苦命，若非苦命，也因家贫。”几乎每一位“红头巾”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

黄苏妹是国内最后一位“红头巾”，1935年怀胎七月时，和五六个同村女子就打算去南洋打工。因为和水客办好了手续，不得不走。

工作非常辛苦，有一次，建筑水闸时，要工人下到一个泥坑工作，别人都不愿意跳下泥坑，她带头跳。当时她的左手无名指戴着一个戒指，这个戒指不小心勾住了一个钉子，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半根血肉模糊的手指已不再属于她了。

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但仍然坚持每天上工地。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儿，她无力照料，4天之后，便送了人，领养的人给了四元钱。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她都在泪水中度过。时间久了，连孩子的样子都变得模糊起来。女儿两岁那年，领养的那家人因为家里有急事，让她抱回去一段时间。她却说，我抱回来就不再抱回去。因此那家人就没再找她。

从此，母女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这也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永远的愧疚。在梦中，经常听到一个女婴的啼哭声。谁不爱自己的骨肉？谁不渴望陪伴自己的孩子？可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母女分离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黄苏妹在新加坡一呆就是十年，十年之后，她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船。在海浪中颠簸了七天七夜，她终于回到三水，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园。

那天晚上，这个坚强的女人躺在丈夫的怀中，讲述着这十年间的辛酸，边讲边哭，整整哭了一夜，仿佛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干了。在新加坡，她虽然失去了女儿，失去了一根手指，但和那些累死在异乡的姐妹相比，她仍是幸运的。

“两鬓添风霜，回头已百年，赢得广厦千万间”。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 保险大厦，就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用在第9层接力的办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大工程。

“红头巾”表现出来的在逆境中求生存、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对社会对家庭负责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新加坡民众。

为纪念“红头巾”这段奉献的历史，新加坡当地曾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群特殊的老人，包括在新加坡市区重建局门前立三尊“红头巾”石像，在圣淘沙博物馆内塑造一尊“红头巾”蜡像，推出“红头巾”纪念邮票等。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制作的26集电视剧《“红头巾”》，也是人们纪念那段历史的举措之一。“红头巾”成为了海外华人的典范，成为展现华侨妇女高尚人格的特有名词。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红头巾”一般都比较长寿，平均寿命为八九十岁，黄苏妹更是活到了105岁。这或许是因为她们乐天知命，独立自足，又或许是上苍对她们前半生辛劳的一种补偿吧。

2015年10月，随着黄苏妹的去世，“红头巾”已经成为历史，但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红头巾”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佛山人心中。

朗读者：李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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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简介：李建平，全民悦读全国最美声音朗诵公益大使、全民悦读全国悦读会联盟副秘书长、全民悦读佛山悦读会副主席、湖南省首届“金话筒”获得者，曾出版发行过个人朗诵专集《圣经诗与歌欣赏》，三次获得“中国广播奖”。

作者简介： 盛慧，作家、艺评家、佛山市艺术创作院专业作家。曾获广东小说奖、广东散文奖、广东青年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2010年入选“广东文学新实力·十位青年作家”。代表作品有《白茫》、《岭南的乡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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