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全：一位介入治疗科主任的31年坚守

如今，介入治疗已经发展成为与外科、内科并肩而立的第三大支柱性学科。然而，与介入治疗相关的争议却始终没有停息。

介入治疗操作流程不够规范、医生从业资质不够严格、社会对介入治疗知晓率低......带着这些争议，健康界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介入治疗科，实地看看这个已经成立34年的科室，亲耳听听刘福全主任如何回应这些争议。

如何实现3张床到40张床的飞跃？

介入治疗学又称介入放射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传入中国。据刘福全介绍，世纪坛医院自1982年开展介入治疗术，当时，介入治疗只是大影像科的一部分，“由于病例数不足、技术较为简单等原因，当时的介入治疗并没有独立的病区，也没有专门的医护人员。”

1990年4月25日，原卫生部医政司发出卫医司发(90)第27号文，即“关于将具备一定条件的放射科改为临床科室的通知”，对放射学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时，世纪坛医院介入治疗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病例数，介入治疗操作技术逐渐成熟，加之医院发展战略的调整，介入治疗开始被独立出来，配置了最初的3张病床。

2010年，介入治疗科拥有了独立门诊、病区、实验室，属于科室的医护人员、介入手术室、医疗设备等各项资源。目前，介入治疗科拥有40多张固定病床（实际加床至50张），20多名医护及科研人员。在硬件设备上，该院自1996年开始，就已经按照国际标准对介入导管手术室进行整修，并于2006年对介入病房进行整修。据世纪坛医院官方数据显示，至今，该院已经完成了30000多次介入手术。

在尽量完成足够病例数的基础上，该科室以肝硬化介入治疗为特色，希望打造属于科室的品牌特色。据刘福全介绍，该科每年大约能够完成200多例肝硬化介入治疗。接下来，该科室将在以肝癌为切入点的肿瘤介入治疗上发力。

“之所以选择以肝癌为突破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肝硬化介入治疗经验和综合治疗肝癌的经验（如肝动脉及门静脉介入治疗、消融治疗、放射粒子植入治疗、支架置入治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另一方面是因为80%左右的肝癌患者需要介入治疗。”

在即将来临的2016年，刘福全已经为介入治疗科设计好了发展路线图。“在临床上，将继续打造肝硬化介入治疗平台，带动肿瘤介入治疗的发展，重点发展肝癌综合治疗。此外，还要想办法继续扩大病源。”刘福全告诉健康界，在科研上，该科将坚持“引进来、送出去”的原则，引进更多以博士为主的综合型（医、教、研全面发展）医务人才，将科室优秀人才送出国深造。在教学上，刘福全希望能够在讲师、硕导、博导资格等方面全面发展。

面对介入治疗争议如何回应？

介入治疗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医生不愿意做”到“医生抢着做”的历程。如今，尽管已经成为第三大临床学科，但相关争议仍然没有消失。

争议之一是介入治疗操作流程不规范。介入治疗学在影像诊断学、选择或超选择性血管造影、细针穿剌和细胞病理学等新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看似简单，但实则技术门槛并不低。“书本上将介入治疗定义为微创，虽然，介入治疗在外表上看似是微创，但有的并不微创。”刘福全说。

与操作流程备受争议相关的另一争议是介入治疗医务人员的从业资质良莠不齐，乱象丛生。据2012年一份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的报告显示，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心血管执业医师中，从事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比例达25.9％，但仅有10.2％的人具有介入资质。

“在介入治疗从业资质方面，做的最好的是心脏介入。”刘福全介绍道，肿瘤或其他介入治疗从业资质则较为复杂。“在一些不正规的小医院，很多初级医生也在做介入治疗。”究其原因，刘福全认为，主要还是因为资质标准有待完善，国家监督机制有待加强。

近些年来，尽管中国介入治疗水平已经与国际相差无几，但社会对介入治疗的知晓率还不高。刘福全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介入治疗指南尚不规范，尽管介入治疗的病例数较多，但真正纳入指南的循证医学Ⅰ级证据不多。此外，知晓率低还与中国对于疾病治疗的传统文化背景有关。”

科研转化率低 或可这样做

作为介入治疗科主任，刘福全不仅重视发展介入治疗技术，还希望通过科研，带动学科发展，让科室飞得更远。据刘福全介绍，该科室的科研项目以肝硬化为主，包括了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近几年加大了对肿瘤介入治疗方面的科研投入。”

但众所周知，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是困扰中国医院发展科研的一大弊病。刘福全坦言，这一现象在该科室、该院同样存在。“目前，尽管很多医院已经配备了专职于科研的人员，但由于科研人员与临床人员沟通机制、联合机制、分配机制等原因，科研方向与临床发展方向并不一致，甚至处于分离的状态”。

面对这一现象，刘福全认为应该改变机制，针对医院重点发展专业或学科，制定临床与科研有机融合、同步发展的长效机制。为了解决科研人员与临床工作人员工作脱节的现象，刘福全建议，应该打破基础研究机构（如研究室、实验室等）独立的现状，将科研人员的全部关系划归临床科室。

“一旦机制建立了，科研人员隶属于临床科室，与临床工作人员有了更多交流与融合，对科室发展方向有了更明晰的认识，科研方向才能以临床为基础，促进基础研究有针对性地快速提高，进而促进临床的发展，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刘福全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