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打倒刘、邓、陶

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发起运动，推动运动发展，支持“左”派造反，批判和消除一切阻碍运动发展的“反动”势力，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权等诸多方面，都已取得了超出他预计的成绩和结果。如果这些，就是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目的的话，他应该感到满意了。他的目标，不就是要保证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要保持永远革命的精神，要用革命的手段来确保革命路线的进行，并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组织、人事乃至政权上的更替和换代吗？

但是，正像毛泽东自己常说的那样，事物往往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运动发动起来，不断地加速，而且行进得越来越快，就像一列全力向前的重载列车，其来势之猛，惯性之大，任何力量均已不能阻挡。就连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发起者，也已不可能控制其节奏和走向。更何况，这是一场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估计所引发的错误的运动。由其错误的性质所注定，它将只能在一条畸形扭曲的道路上艰难行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刘、邓的批判，毛泽东曾想不同于彭、罗、陆、杨。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对此却不满足。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以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造成彻底打倒的不可挽回之势，以敦促毛泽东快下决心。他们加紧部署正式批斗刘、邓的步骤。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报送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用笔将“少奇”二字勾掉，在后面加上“邓、陶夫妇”。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策划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刘进行批斗、抄家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

刘少奇被抄家后，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偷偷把母亲叫到屋后走道说，今天抄了刘家了，拉了一车东西走，听说明天要抄你们了，赶快收收东西吧！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亲两人叫到旁边的怀仁堂，说有事情要问。父母亲被带走后，造反派来到家中，开始抄家。

他们首先到父亲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父母亲住的房间，翻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父亲办公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住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那天飞飞在家，造反派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看《西游记》，其实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父亲平时打桥牌用的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没有搜身，不然就会找到这唯一的罪证：邓小平的扑克牌――记得我们在看大字报时，造反派给父亲列的一大“罪名”就是“爱打桥牌、爱玩”。抄了半天的家，什么也没搜出来，造反派就责令我们交出家里的存款存折。他们原以为我们家多么富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家人口多、负担重，所以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反倒还欠着公家二百元钱。他们本想借抄家大肆宣传邓小平的腐化生活，结果却大失所望而去。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那种抄家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心理恐慌。一个人本来没事，或因一次抄家，给造反派找到“罪证”，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对于已经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抄家行动，我们虽未参加过，也未亲眼看见过，但却早就耳熟能详。在刘家被抄以后，我们也不得不做好准备，把家里彻底检查一遍。在那个非常时刻，人们内心的恐慌是无边无际的，有事的、没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备不测。

我们家本来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奢侈用品，只有母亲去苏联时苏联人送的几瓶香水。记得两个姐姐和我，在厕所里，把那几瓶从未拆封的香水打开，一股脑地倒进洗脸盆中，边倒边开开龙头用水冲。也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学反应，香水和水一掺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阵阵白泡。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们倒掉了香水，却没有丢掉香水瓶子。如果造反派真搜到了并做起文章，有香水没用还好，有香水还全用光了，那岂不真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啦？幸亏抄家时造反派忽略了那几个无辜的香水瓶子。这是事后想起来的一桩可笑而又可叹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们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当做罪证的照片都给烧了，其中有我们家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家的合影，还有妈妈年轻时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的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都被我们付之一炬，再也无法找回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