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专论｜余伟民：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及东方革命的展开

内容提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承担了世界革命的组织和指导功能。从共产国际二大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将世界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东方国家，重点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及外蒙古）、朝鲜、日本、印度支那组建共产党，开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制定及东方革命的展开，促进了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确立了苏联对这些国家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

十月革命 共产国际 东方战略

东方革命 中国共产党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因其带有强烈的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理想主义目标，从而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由于十月革命后列宁世界革命战略重心的东移而改变了部分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并因此而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革命形态。

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曾将这场革命的功能设定为“引爆”西方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世界革命却并未如预期而至，这一局面使新政权面临理论与实践背离的危机。列宁必须向党内同志和社会民众说明，在这种形势下，落后的俄国是否还具有实现世界革命历史目标的条件，这也就是列宁晚年理论工作的重点所在。列宁为了论证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将俄国革命发生的历史根据，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转换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的国家政权所具有的革命中枢功能，并将世界革命的重心转向东方，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运动。由此，原本理论意义上的世界革命在实践形态上获得了新的含义：一方面，在引领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革命中，俄国由原先的“落后国家”成为“先进国家”和革命基地，占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祖国”（斯大林语），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的安全被放在至上的位置，成为实现革命目标的前提条件。

世界革命重心东移的思想虽然有很强的策略性动因，但在其指导下推进世界革命运动的实际操作，却为东方落后国家展开左翼革命政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来自革命基地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意识，并为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样板。因此，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革命运动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的进程和方向，将一部分东方国家（主要在东亚地区）引上了苏联主导的革命道路。在发动和领导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承载和发挥了具体的组织和指导功能。

01

共产国际建立之初，世界革命的重心仍然在欧洲，首先是与苏俄联系比较密切的东欧、中欧地区。当时苏俄国内战争仍在紧张进行，迫切需要周边国家爆发革命以打破敌对势力的包围。但是，欧洲局部而短暂的革命运动并未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组织的工人运动也没有真正形成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到1920年，苏俄虽然在国内战场上转危为安，但在国际舞台上仍处于孤立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对世界革命战略的思考重点逐渐发生了变化。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1]来自37个国家、69个组织的21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2]旅俄华侨刘绍周（刘泽荣）和安龙鹤（安恩学）作为“俄国共产华员局”的代表出席会议。[3]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在为这个报告准备的提纲中，列宁强调共产国际在当时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作好准备。”[4]与此前对欧洲革命抱有的乐观希望不同，这时列宁已经看到，“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还没有为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作好准备，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着手这种工作。”因此，“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5]同时，列宁还在报告中扩大了世界革命的内涵，他认为，共产国际的“世界性”不应局限于欧洲。这种“世界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列宁还高兴地指出：就在共产国际一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将共产国际看作“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者联合的国际组织。[6]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中，最重要的是两项：第一，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第二，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前者是要解决与第二国际的彻底决裂，维护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特性；后者是要解决在欧洲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战略重心的调整，将支持东方国家的革命提上议事日程。

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列宁已经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纳入了世界革命范畴，并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提交大会讨论。会前，列宁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在会上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为共产国际拟定了如何认识并处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战略和策略，首次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东方路线”。

列宁在提纲中提出：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列宁认为，苏俄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网络加以推进，即通过在东方落后国家发动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将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纳入共产国际领导的世界革命，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最终从各苏维埃国家的联邦走向“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7]在这份提纲中，列宁的思路十分清楚，他已经意识到世界革命的欧洲方向在短期内将难以指望，如果没有来自其他方向的支援，苏俄将陷于“世界资产阶级”包围的困境。为了打破这一困局，必须转向东方，通过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为苏俄开拓更广泛的世界革命战场。如果说共产国际建立之初，列宁还是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那么一年后，列宁已经更多地考虑在东方发动革命的可能性，至少形成了“两条战线”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对于后来的共产国际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列宁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与其后国内政策的调整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它们都是立足于客观形势提出的问题，都是以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为中心，都是以现实的“迂回过渡”路线取代理想化的“直接过渡”路线。

作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重视东方国家革命战略的具体措施，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两个宣言，号召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对国内外压迫者进行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还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决定用4种文字出版《东方民族》杂志，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训练东方民族的革命者。在大会闭幕词中，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02

共产国际二大后，面向东方国家的“世界革命”即有组织地展开了。其中尤其重视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东亚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涉及苏俄东部边境的安全和原沙俄帝国势力范围的维持，同时这一地区也是“亚洲觉醒”的主角，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浪潮正在涌动。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的革命发动工作起步于1919年8月。当时，国内战争的东方战线已局势明朗，红军正向高尔察克白卫军发起最后的攻击。为了在击败高尔察克后稳住东方战线，苏俄领导人开始布局远东，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策动革命，以反制美、日在远东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并伺机将革命运动扩展到境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维连斯基和加蓬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处理远东事务的全权代表和副全权代表，并给他们下达以下任务：第一，采取一切手段，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第二，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摆脱外国资本家的压迫；第三，努力支持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四，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8]当年9月，维连斯基即亲赴远东地区具体部署相关工作。1920年2月，维连斯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设立外国处，并于4月派遣外国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中文名伍廷康）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带领一行人进入中国，开展针对中国、日本、朝鲜的组织宣传工作。1920年5月，按照维连斯基的要求，共产国际决定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亚书记处”，作为这一地区“直属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的一个中心机构”。维连斯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和日本科。东亚书记处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这一地区各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等人在中国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们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向他们介绍列宁的思想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维经斯基的影响和运作下，陈独秀等决定在中国组建共产主义政党，首先准备召开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9]

1920年7月4日，维连斯基来到北京，5日至7日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代表会议，讨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及相关宣传工作。[10]

1920年7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和日本的代表。与会者讨论了要不要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由于对党的名称使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不能达成一致，决定组织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推举维经斯基等5人组成“革命局”，继续推进革命政党的组织工作。[11]此后，中国各地以及日本都建立了一些“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则向同盟提供了经费资助，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创办了《劳动界》等宣传刊物，还在大学生中开展活动，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不久由于同盟内部意见分歧加剧，一些人不赞同陈独秀等接受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原本就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迅速瓦解。[12]

此时恰逢共产国际二大确定了在东方国家积极展开革命运动的战略方针，俄共（布）中央决定加强对东亚地区革命工作的领导，并改组了领导机构。1920年8月，俄共（布）中央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原东亚书记处则随之解散。然而，当时远东地区建立了作为“缓冲国”的“远东共和国”，俄共（布）中央通过远东局对其实施领导。这样，归属于西伯利亚局的东方民族处的工作受到了归属于远东局的“远东共和国”的干扰，两者间出现了权力纷争。当年年底，东方民族处负责人布龙斯坦因及其下属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抱怨：由于受到远东局的干预，“试图把它（东方民族处）划归‘缓冲国’（远东共和国）”，加上西伯利亚局“全神贯注于西伯利亚内部的党政工作，实际上它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精力来领导国外工作”，将导致“这个组织（东方民族处）及其工作的彻底垮台。”[1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俄共（布）中央于1921年1月1日宣布撤销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东方民族处改组为其直属的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主持远东书记处工作的是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书记处成员有：明斯克尔、维经斯基、达林、勒伯辛斯卡娅、布卡蒂等。作为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的舒米亚茨基同时也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此后，远东书记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中国、朝鲜、日本和中国的外蒙古地区积极推进组建共产党组织。

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在19世纪末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中国辛亥革命后，沙俄趁满清王朝垮台之机支持外蒙古分裂势力寻求“独立”，1912年11月签订《俄蒙协约》将外蒙古划为自己的保护地区，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1913年又与中国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声明另件》，迫使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1915年中俄蒙三方正式签订《中俄蒙协约》，确立外蒙古的自治地位，中国政府仅保留名义上的主权，外蒙古实际上已经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俄国的保护国。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继承了沙俄对蒙政策，将外蒙古视为独立的“自由国家”。1919年8月3日，苏俄发布“对蒙古宣言”，宣称，蒙古的“一切权利属于蒙古人民”，“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蒙古的内部事务，……作为独立国家的蒙古不受北京或彼得堡的任何约束，它有权直接同其他各国人民进行交往”，宣言还呼吁蒙古当局尽快派出使者与胜利进军的红军谈判。[14]由于当时苏俄还不能直接控制外蒙古当局，所以需要通过扶植外蒙古的“革命力量”来达到目的。1920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后，即设立由处长布尔特曼领导的对蒙工作部门，派出代表来往于伊尔库茨克与外蒙之间，收集情报，发展革命组织。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是当时活跃在外蒙地区的革命者。1920年10月，谢苗诺夫白卫军在赤塔被红军击溃，其余部恩琴率残军向外蒙古逃窜，成为俄蒙边境地区的一股白卫势力，影响到苏俄的安全。1921年2月25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负责人斯米尔诺夫就恩琴对苏俄威胁问题，向主持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通报称，鉴于恩琴军队的威胁，应帮助蒙古革命者的游击队占领俄蒙边境地区，“并在那里宣布蒙古真正的独立”，以消灭恩琴白卫军，并建立依靠苏俄的蒙古革命政权。[1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加快了在蒙古建立革命政党的步伐。

当时，苏俄扶植的蒙古革命力量主要以俄境内的恰克图（也称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为活动中心，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经常往来于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和恰克图之间，以听取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指示并开展工作。根据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定，1921年3月1日至3日，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还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军。3月13日在恰克图召开蒙古劳动者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蒙古临时政府”。此后，应“蒙古临时政府”的请求，苏俄红军进入外蒙，为其控制这一地区奠定了基础。

03

1920年下半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瓦解和俄共（布）对东亚地区工作机构的改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一度停顿，维经斯基等虽然继续在中国各地广泛接触进步人士，宣传俄国革命经验，发展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但全国性党组织建设未有进展。直到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局面才迅速改观。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的马林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列宁提议，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其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与远东各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并做相应的调查。马林在关于这项任命的回忆中说：“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我是在1920年8月被委派的。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访莫斯科之后，1921年4月，我动身去中国。”[16]6月3日，马林乘坐的意大利邮轮“阿奎利亚”号抵达上海港。同时，作为马林的助手，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马林通过准备回国的维经斯基与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已建立或正在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对上述情况进行评估后，马林认为，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举行建党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李达对此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17]

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李达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商议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早期组织成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来自各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与下，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首先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尼科尔斯基在讲话中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建议给远东书记处发电报，报告会议进程。他们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传达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的指示。会后，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希夫廖特（即马林）同志和尼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尼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18]

中共一大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举行过程中又遇到法租界密探的干扰，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最后一天的议程[19]，所以，只是通过了一个建党纲领，选举了陈独秀为书记的三人“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构，具体的革命纲领尚待制定。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党中央“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20]一年以后，在中共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在此之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曾经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过一个中国支部，并派出代表参加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由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担任书记，他和杨厚德还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会后，张太雷回到中国，而刚刚在中共一大上被选入中央局的张国焘则来到伊尔库茨克，接替张太雷在远东书记处的工作。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建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后，即奉命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21]，以期与当时正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英、法等国讨论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相抗衡，试图用东方各国革命组织的联合反帝斗争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地区对苏俄的包围和威胁。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66人，其中以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包括国民党和其他民族革命团体的中国代表团有44人，在由1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中，中国代表也有4人。其他代表主要来自朝鲜（54人）、日本（36人）、印度（9人）、印尼（1人）和苏俄控制的外蒙古（14人）、苏俄境内的布里亚特（8人）。[22]大会推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和片山潜为名誉主席。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报告，号召远东各国人民同欧美工人结成紧密的同盟以争取民族解放。他还特别指出，解决远东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远东各国人民应掀起反对日本资产阶级的斗争浪潮。这次大会还按照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共产国际三大“到群众中去”、“争取群众大多数”的革命统一战线精神，要求远东各国共产党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大会通过的宣言号召：“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922年2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共产国际决定撤销远东书记处，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革命由执委会直接领导。舒米亚茨基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远东书记处的工作成果时特别强调，建立中国共产党和筹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远东书记处存在的一年中最大的工作成果，完成了这两项重大任务后，作为“辅助机构”的远东书记处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3]此后，东方革命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了莫斯科。

04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建党任务还有日本和朝鲜。日本的工人运动类似于欧洲，原来由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组织领导。其领导人之一片山潜是一位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革命者，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二国际决裂、创建第三国际时，片山潜即是第三国际最早的活动家之一，他还参与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1921年，片山潜移居苏俄，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推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片山潜的领导下，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小组于1922年7月15日在东京举行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临时党章，宣布党纲是推翻天皇制度与建立民主共和国，选举堺利彦为书记长。会议还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参与创建日共的还有市川正一、德田球一等人。

朝鲜共产党的建立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由于朝鲜在1910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很多抗日志士流亡国外，其中，在俄国远东地区和中国的朝鲜侨民中有不少从事抗日活动的革命者。十月革命后，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影响，旅俄朝鲜人中开始形成最早的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组织。1918年5月，李东辉等人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立了朝鲜社会主义者联盟（韩人社会同盟），并得到当地苏维埃的支持，但不久因俄国国内战争爆发、当地苏维埃政权被推翻而停止活动。共产国际成立后，1919年4月，朝鲜社会主义者联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秘密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与新民党联合为韩人社会党，并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向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提交报告，请求援助和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朴镇淳为首的代表团于10月底到达莫斯科，1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朴镇淳关于朝鲜情况的报告，并通过了接受朝鲜社会主义者联盟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24]但不久因该党领袖李东辉前往上海出任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总理，该党总部也迁往上海，后来被称为早期朝共组织的上海派。朴镇淳则留在莫斯科，作为该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旅俄朝鲜人中还组织了其他的共产主义团体，有些组织加入了当地的俄共，参与同白卫军的战斗，成为俄共（布）在当地的基层支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州委所属朝鲜支部。这些组织中的朝鲜人多数加入了俄国籍。作为与上海派的区别，他们后来被称为伊尔库茨克派。两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呈现不同的特点，上海派与共产国际总部直接联系，而伊尔库茨克派依托于共产国际的远东派出机构及俄共（布）的地方领导机构。两派的关系又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与远东局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成为俄共地方势力权力纷争的工具。

正是这样的派系纠纷导致莫斯科做出决定，撤销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同时将东方民族处改组为共产国际直属的远东书记处。但是，执掌远东书记处的舒米亚茨基仍然倾向伊尔库茨克派。1921年5月4日至15日，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宣布朝鲜共产党成立，并加入共产国际。会议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伊尔库茨克派，南万春为主席。随后，南万春作为朝共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几乎与伊尔库茨克朝共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韩人社会党和其他一些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也召开了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另一个朝鲜共产党，选举李东辉为委员长。上海派的建党活动得到苏俄境内远东地区一些党组织的支持，他们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李东辉等人则直接赴莫斯科申诉，并由朴镇淳出面给列宁写信反映情况。10月28日，列宁接见了李东辉、朴镇淳等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25]与此同时，舒米亚茨基也接连向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电报，指责上海派建立的朝共是“伪中央”，要求制止李东辉等人的建党活动。

为解决朝鲜共产党组织之间的派别纷争，1921年11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组成贝拉·库恩、萨法罗夫和库西宁三人委员会，负责与各方朝鲜人沟通，并起草解决这一问题的决议。11月15日，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提交了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曾先后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团结在伊尔库茨克派周围的主要是旅俄朝侨，而上海派则与朝鲜民族运动有更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任何一方都无法成为朝鲜革命的唯一代表；远东书记处只支持伊尔库茨克派，无疑进一步激化了这两派之间的矛盾。委员会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两派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召集朝鲜国内外所有组织都参加的代表大会。责成远东书记处必须忠实地落实这一决定。[26]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都批准了这个报告。

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被调到赤塔工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新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部，任命维经斯基为主任。3月，在执委会的安排下，两派人数均等的朝鲜共产党临时中央成立，并开始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朝鲜共产党联合代表大会。1922年10月19至28日，在上乌丁斯克（乌兰乌德）召开了有来自朝鲜本土、日本、中国和俄国的各派人员参加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由于党内派别问题没有解决，大会从一开始就处于争吵和冲突的状态。在远东局的支持下，上海派代表控制了大会的进程。会议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都是上海派或亲近他们的人。会议期间（24日），为表示强烈不满，伊尔库茨克派和其他三个小组的代表87人决定退出会议，并于26至28日在赤塔另行秘密召开了一个联合代表大会。在得到伊尔库茨克派汇报的情况后，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电报，宣布不承认这两个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58个国家、66个组织的408人出席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的是陈独秀、刘仁静和王俊。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大会重点讨论了在世界革命低潮情况下国际共运的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并就统一战线策略在东方国家的运用作了专门讨论，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片山潜在会上代表东方国家发言时说：“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其出发点就是日本的、中国的、朝鲜的共产党人将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27]把东方国家反帝斗争的目标定位于日本，反映了当时苏俄对远东地区安全的担忧。因此，在这一地区各国发动革命的直接目标，并非是在这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通过共产党领导或推动的民族革命，使这些国家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控制，以改善苏俄在这一地区的国际环境。以巩固苏俄政权为首要目标的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对刚刚成立的中共、日共以及正在组建中的朝鲜共产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四大还改组了执行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为了统一对东方国家革命组织的领导，成立了执委会东方部。[28]1923年1月，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专门设立了东方部远东局（海参崴），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称：“为在日本、朝鲜和中国开展运动的需要，建立由片山潜、马林和维经斯基（伍廷康）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29]由于片山潜和马林没有到远东局所在地海参崴工作，所以远东局实际上由维经斯基负责，这一机构主要承担收集情报和联络工作，并对中、日、朝三国共产党组织进行指导。

在远东局成立前夕，共产国际四大期间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朝鲜共产党问题进行评估，并做出决议：解散伊尔库茨克派和上海派两个朝共组织，撤销两派分别成立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朝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任命日共创始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片山潜为主席，维经斯基为副主席。[30]按照这一决定，1923年初，曾在上海召开建立统一朝共组织的代表会议，但出席会议的代表仍然分成对立的两派，并由此而造成共产国际朝鲜局的内部分歧，建党工作因此而中断。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5年1月做出决定，将朝共建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朝鲜本土。后来在朝鲜国内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仍然存在严重的派系矛盾，在难以消弭的内部派别纷争中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朝鲜共产党。[31]而流亡国外的朝鲜革命者在没有自己独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情况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或者在苏联境内继续接受联共（布）的领导，或者在中国境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在共产国际发动的东方革命中，法属印度支那也受到影响。共产国际培养了该地区最早一批共产党人，胡志明（阮爱国）即是其中的代表。胡志明1920年旅居法国时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被调到共产国际总部工作。1924年底，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委派，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并在1925年建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印度支那地区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1930年1月，按照共产国际的部署，胡志明在香港召集印度支那地区革命组织会议，成立越南共产党。同年2月，共产国际向越南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其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以统一领导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革命运动。10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西贡召开越共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将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次会议选举陈富为总书记，并通过了党的政治纲领。虽然印度支那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中国革命的很大影响，但就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而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一直是越共和印支共的直接领导者，在后来苏、中、越三方关系中，苏联对越南的影响也超过中国。

“西方不亮东方亮”，从共产国际二大到四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基本完成了世界革命战略重心向东方的转移。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也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莫斯科。于是，世界革命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理论上“无祖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的世界革命运动中，有了一个超越其所在国家和民族、首都在莫斯科的“社会主义祖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国际一方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载体，承担着推进世界革命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是服务于苏俄-苏联国家利益及其对外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的这种两重性，在其推进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实际操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些具体的操作机构和负责人既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下属，同时也是俄共-联共（布）的执行机构和派出人员，每一次机构和人员的变动以及政策的调整，都是适应苏俄-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作为政策对象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时实际上是听从了莫斯科的指令。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由于莫斯科的指挥脱离本国实际而遭受挫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因苏联同英美等国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需要而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后，虽然形式上的“世界革命司令部”不复存在了，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机制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苏联以不同的方式继续领导着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运动。正是在国际共运体系的基础上，二战后形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展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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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共产国际二大开幕式于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现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7月23日以后的各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2]此数据参见亚历山大罗夫：《列宁和共产国际》，郑异凡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另一数据为37个国家、67个组织的217名代表，参见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俄国共产华员局”全称“俄共（布）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1920年6月25日成立，由旅俄华工联合会的部分人员组成。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5-246页。

[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8-239页。

[5]同上，第238页。

[6]《列宁选集》第4卷，第273-274页。

[7]同上，第220页、第218页。

[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

[9]同上，第28页。

[10]同上，第41-42页。

[11]同上，第31-32页。

[12]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30页。

[1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7页。

[14]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15]同上，第54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17]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28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18]“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1页。

[19] 1921年7月30日晚，会议进行中有陌生男子窥探，引起警觉，马林决定中止会议，转移会场。几天后在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这一天的确切日期有不同说法，主要有7月31日和8月5日两种说法，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参见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注释。

[2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页。

[21]此次大会的名称有不同说法，“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中共文献的提法，最早见于1922年8月10日出版的《先驱》第10期。共产国际于1922年出版的大会资料汇编，题为《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苏俄《真理报》1922年1月22日报道大会开幕时称之为“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2月9日刊登大会宣言时又称之为“远东共产主义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参见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6页。

[22]索尔金：“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5期。转引自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第187页。

[23]该报告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5，第13-19页。转引自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第47-48页。

[24]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ф.495.оп.1. д.1. л.90. Харуки Вада（отв.ред.）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Корея. 1918-1941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С.47-48.转引自沈志华、崔海智：“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外篇（1919-1924）”，《韩国研究论丛》，2014年第1辑。下同。[25]РГАСПИ.ф.5. оп.3. д.214. л.1. Харуки Вада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орея. C.151-152; Пак Б.Д. СССР. Коминтерни корей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279.[26]РГАСПИ. ф.495. оп.135. д.30. л.19-21. Харуки Вада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орея. C.164-166; АВПРФ. ф.0146. оп.8. пап.116.д.36. л.216-217. Пак Б.Д. СССР. Коминтерни корей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304-307.

[27]《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9期，1922年12月1日。转引自索波洛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28]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在1926年3月改组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和近东书记处。4月，远东书记处改名远东局。1927年4月远东局解散，年底成立东方书记处。1929年初在东方书记处下重建远东局，专门负责中国问题。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定解散各区域书记处和区域局。

[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决定”（不晚于1923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30]РГАСПИ. ф.495. оп.2. д.11. л.180-186; оп.135. д.55. л.12-19. Харуки Вада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орея. С.225-229.

[31] 1925年4月在汉城成立的朝鲜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但不久因其内部分裂多次改组或重建，1928年底共产国际认为，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已不复存在。

本文原刊于《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1期，转载自“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