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风险社会下的世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也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作品声名远扬。

他在当年早些时候，完成了“风险社会”这一宏大社会理论的初稿，该书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的数月成为畅销作品。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日渐被关于人造风险的争论、预防和管控所充斥着，这是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

这些风险在体量与复杂程度上，与我们曾经面对的截然不同，它们自身与现代社会的诸多关键层面相连，因此它们让人类社会显得尤为脆弱。

“风险社会理论就是现代社会被全新的风险塑造，并制造不确定性，人类的全球性灾难的预期，动摇了现代社会的根基。”——乌尔里希·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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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之后，我们马上能看到现代风险的典型特点之一，即这种危险远超我们个人的感知。

于是，我们转而依靠科技，例如剧中提及的放射性剂量仪来检测我们身边的危险。这种对外部风险测量的依赖，显然将我们置于更加脆弱的境地，剧集也对此作了多处的表达。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乌尔里希·贝克解释了这种感知的剥夺，如何意味着常识的丧失。

他写道：“人类的生命因此被严重危及，个体自我判断的能力也被剥夺了。”

这一点，在那些务实的角色身上尤为明显，工人、护士、士兵以及所有通过苦难和纯粹的经验来塑造认知的人们，虽然他们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分辨官僚主义的谎言，但在面对现代风险，比如辐射时，他们越发感到自己身陷暗处。

此处也体现了现代风险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的特殊性。

事实上，这些现代风险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就像列加索夫向领导者说的那样：“你面对的是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过的灾难。”

现代风险大体上可被定义为高代价风险，不仅代指它们巨大的体量和可能带来的不可逆的严重后果，或是常常跨越国界影响全球，也代表了它们复杂的本质和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极难在时空中为其划定界限，并判定因果关系、测定影响、估计受害人数等等。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即使切尔诺贝利事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一些受害者仍然经受着影响。

这一点也体现在差别极大的多数伤亡报告之中，2006年的官方统计结果是死亡人数为4000多人，而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则是9万多人，这清晰地显示出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有多少人受灾，有多少人真正的去世。

当然，现在社会中日渐突出的高代价风险，已经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造成极大的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指出了现代风险对于民主的影响，这些危险比如辐射，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论贫富贵贱、权利高低。

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随后表示，即便像切尔诺贝利这种等级的事件，处于社会阶层底端的平民，仍然是知情最少，受难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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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险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后果涉及官方机构。

因现代风险复杂且高度技术性的特点，社会及政界高度依赖专家和科学家来分析解释危害的确切本质。

例如剧集中，作为领导的谢尔比纳需要询问列加索夫关于核电站的一些知识。

正如剧集所示，政客对于现代风险的决策，取决于他们对事件的获悉程度。

由此观之，两者间必然存在摩擦。

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这些机构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现代风险常常超越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分析及管理能力。

因此可以理解，针对无形且不确定的风险所做的高代价预防措施，通常是不受欢迎或者不会被政客所提出的，尤其是当这种措施要求的改变有违现代社会精神，或者简言之带来看似不必要的花费。

政客的工作也愈加困难，因为现在风险常常跨越了国界，意味着应对这些风险也成为了外交问题，各种敏感的政治关系令其复杂化。

所以当切尔诺贝利这样的灾难发生时，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们会意识到当局准备不周，并且缺乏有效应对的能力，通常见于不计后果的应对。

最严重的影响是，这将有损科学界和政界的权威，因为民众对本应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机构失去了信心。

为了重塑失去的权威，最重要的且看似需要解答的问题是谁来负责。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些替罪羊向公众保证，只是几个害群之马而已，但这些过于象征性的惩罚，并不能剔除系统内部的结构缺陷，还更可能恶化这些机构在无数民众眼中的形象，而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疏散、疾病和死亡。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当时戈尔巴乔夫会认为切尔诺贝利事件可能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这场灾难令俄乌的关系愈发剑拔弩张，并促成了乌克兰建国，使之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就这个议题，乌尔里希·贝克也解释了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力，如何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后引出了上述事件。

“由此，后切尔诺贝利灾难成为道德、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关键，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乌克兰的社会存在和认同及其国家机构，使其开始转化，抬高其政治地位。”——乌尔里希·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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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你可能已经联想到切尔诺贝利与当下的关联，即那些由科技进步和现代社会直接催生的全新风险，它们正日渐成为公共讨论的主流议题。

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现代风险的一些特点，如我们所知，它们也在改变着社会。

“风险不是灾难，风险是对灾难的预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我们预期新的超越控制的灾难的当下尤为重要。”——乌尔里希·贝克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这意味着虽然有些现代风险预示着严重的威胁，而另一些可能无足轻重，但那些仍具冲击力的威胁，我们暂时无法想象。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将基本的不确定性纳入了复杂却必要的现代社会组成，其无疑在影响社会的根基，也让根本的问题浮出水面，比如谁来决定什么样的风险可以让所有人接受？出了差错又由谁来负责？

因为当所有人都是因果的一环时，当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时，没有人被责备。

这就是乌尔里希·贝克描述的组织化的不负责任这一状态的出发点，即我们不加反思的走向未知的未来，届时无人有责，无人担责。

讽刺的是，在风险社会下这是一个合理的状态，没有人应对现代风险的真相负责，因为在一个风险社会中，过于复杂的真相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寻获，更不必要说依据真相做出行动。

真相的缺席，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系列的猜测和估计、恐惧和欲望、意识形态和诠释，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谣言。

日趋复杂和不确定的现代风险，以及安全机构分析和管理这些风险的无力，加重了这些谎言。我们只能抛弃追寻真相的希望，用故事满足自己。

所以，当列加索夫谈起“谎言的代价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将它的含义扩展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外。

这一切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和真相感，它揭示了乌尔里希·贝克所称的非知识的存在主义含义，即新的威胁和处境带来的未知。

简而言之，它揭示了我们如何日渐陷入一个无法理解的现实，被迫去解答我们不知其存在的问题，被迫的去寻找新的方法应对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明白，真相可能难寻，但结果显而易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