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解读之《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解读：

公元1063年，凤翔太守陈希亮在终南山上筑台，请苏轼作文以纪念，苏轼遂写下了本文。

苏轼认为，在终南山下建城，其饮食起居自然与山紧密联系。在周围的山之中，最高的当然是终南山，而扶风是最靠近终南山的城邑。在最近的地方找一个最高之处，本来极简单不过。可是太守在凤翔那么久，居然不知有山，虽然于为人处事来说并无冲突，但事理上却说不过去。

陈希亮不知有山，确实有些夸张。好端端的一座山矗立在那里，怎么可能视若无睹呢？可以理解成太守公务繁忙，无暇顾及，然而也可以说他生活没有情趣，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从苏轼与陈希亮的关系来说，当是后者。

凌虚台之修筑，实则偶然。某日陈希亮外出游玩时，忽然看到高出林木之上的山峰，层层叠叠，像墙外行人的发髻，只见其形，未见其人。陈希亮认为这个地方一定有奇异之处，遂让工人在山前开了一个方塘，用挖出来的土筑成一个土台，高度以屋檐为限。当有人登上土台时，恍然之间，竟不知台有多高，仿佛是群山之中跳跃出来的。陈希亮命名为凌虚台，并请苏轼作文记述此事。

客观而言，至少在苏轼的笔下，陈希亮修筑的土台并无特别之处，没有醉翁亭的欢声笑语，没有登高望远心旷神怡，也没有怀古思远逸兴横飞。主要原因应该是苏轼的敷衍，否则以他的滔滔才情，完全可以写得纵横自如，妙笔如画。苏轼与陈希亮当时关系非常紧张，是以陈希亮让他写文章的时候，他内心应该是颇不情愿的，只是陈希亮是上级，他又不得不服从。然而，苏轼还是巧妙地玩了个心眼，他在文章中用的是“求文以为记”，正常情况下，因苏轼是下级，应该是“嘱文以为记”。

苏轼对陈希亮说，事物的废兴成毁，是无法预知的。从前这里是荒草荆棘密布，为霜露所覆盖，有狐狸毒蛇出没，那时候岂有凌虚台？从前此地之东是秦穆公时的祈年宫、橐泉宫，南边是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北边则是隋朝的仁寿宫以及唐朝的九成宫，他们当时之繁盛壮丽，以及坚固程度，难道不比凌虚台强百倍吗？然而千百年之后，即使断壁残垣，破砖烂瓦，也无处可寻，重新成为禾黍荆棘之所，或成为农民耕种之地。可以想象的是，若干年之后，凌虚台也将不复存在。事物兴废成毁尚不可得而知，何况人事变迁，来来往往呢？试图筑台而求名声之长久，更无可能。世上有能够长久的东西，却不是台阁宫楼。

显然，苏轼是明显与陈希亮在唱反调。人家高高兴兴修起凌虚台，而你却大谈凌虚台不可能长久，批评“欲以夸世而自足”的错误想法，这不是故意让人难堪吗？好比某家生了孩子请你去吃饭庆贺，你却大谈人总是要死的，让对方不要沾沾自喜，虽然说的是事实，可毕竟大煞风景，不合时宜。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解读认为“反映出作者性格旷达，对生活积极乐观、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思想情操”，应是过分解读，有意拔高。恰恰相反，苏轼此文，显得他有些年轻气盛，起码不是旷达洒脱，毕竟陈希亮是他的上级，年龄也比苏轼要大25岁。特别不习惯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还顺便给了陈希亮一棍：“与当时一些士大夫如陈某之类相比，愈显得可贵。”批评是否正确尚且不论，但既然想批评，也别藏着掖着，何况是古人。

陈希亮与苏轼同是四川眉山人，他的为官生涯也有很好的政声，道德修养也为时人所称。可能是因为不苟言笑，说话不留情面，与性格活泼喜欢热闹的苏轼完全格格不入，二人在凤翔期间合作并不愉快，多次闹出矛盾。苏轼写《凌虚台记》，多少含有报复之意，可陈希亮看到之后，并不以为忤，而是将文章一字不漏的刻在石碑上。从此事来看，陈希亮并非性格狭隘之人。陈希亮之所以对苏轼非常严厉，经常将已经名满天下的苏轼的文章反复修改得面目全非，实则是爱护，是为了磨炼苏轼的性格，让他不至于骄傲自满而流于油滑。多年以后，苏轼终于明白了陈希亮的苦心。在陈希亮去世后，苏轼为他作传，也谈及此事，颇为后悔：“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风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坦然承认不足，此时的苏轼，方才称得上旷达。

苏轼与陈希亮虽然性格不合，然而他与陈希亮之子陈慥却是极好的朋友，多次写诗相赠。著名的河东狮吼典故，便是出自苏轼写给陈慥的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当然，这是后话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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