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须重视农村人口的“流”与“留”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乡村人口的走向事关乡村振兴美好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要“应对好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老龄化、延续乡村文化血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当准确、客观、全面地看待当前农村的现状，比如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老龄化问题。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实质上是乡村人口的“留”与“流”的问题。一方面，在教育和家庭生命周期推动下的农村人口大比例外流，留在农村的适龄儿童和青壮年人口大幅减少，使得村庄老龄化给村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带来的负面后果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与西方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表现出“单向迁移”的特点有所不同，我国农村人口流动更多呈现出“往返流动”特征。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人口流动特征，使得农村人口从城市回流并留在农村工作、生活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农村“人口流动”问题，要精准施策、对症发力，为农村人口提供相应的制度性支撑条件，将农村人口转“流”为“留”，从而有效解决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

　　第一，大力发展县域产业。这是流动人口返乡的基本抓手。县域包含着“县城―乡镇―村庄”三级体系。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农村人口回流的重要切入点，首先要发挥县城作为县域中乡村之首和县域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从就业角度来讲，县城既是那些离开乡村外出务工村民的首选之地，也是那些准备从城市返乡就业创业农民工“乡脚的新中心”。通常，农民工返乡并非简单地返回乡村，更多地是返回家乡的乡镇、县城，而且返乡是以流动的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实现的。对那些漂泊在城市中的大部分农民工而言，落户或者返乡的抉择已成为日常工作之外需要不断思考的一件大事，而对于那些因劳动年龄的限制或家庭生命周期而返乡的人来说，县域产业的发展能否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就业岗位是影响他们返乡的重要经济动因。因此，要壮大县域经济，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吸附返乡劳动力，重新聚集村庄人气。

　　第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这是流动人口返乡的基本保障。有道是“进城容易，回乡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以城乡教育资源供给为例，家庭对子女教育和人力资本培养的投资急剧增加，因为确保子女的社会地位是实现家庭社会地位维持甚至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追逐优质的教育资源，家庭进行了理性化的选择，突出表现为具有前瞻性的空间投资，即在县城或周边的城市提前购置房产，以便满足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毕业后加入当地劳动力市场所需。与追逐就业机会的动机结合在一起，追逐优质教育资源和前瞻性的家庭空间――地产投资，加剧了乡村年轻人口外流的趋势，并继而引发后续的人口外流，表现为老年父母前往县城或者周边城市为已经外迁的子女看护孩子。因此，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给城乡人口均等的发展机会是乡村人口返乡落地的关键一步，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指标。

　　第三，推动数字技术赋能。这是引导流动人口返乡的动力机制。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小城镇工商业发展曾经遭遇的信息不对称，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已经得到很大缓解。在数字乡村建设浪潮中，蓬勃发展的农村电商吸引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返乡创业，重新进行劳动分工，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农产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了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为更多农民工返回家乡就业创业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在这波外流人口返乡以后，使得原本残缺的农村家庭重新得以整合，家庭角色的重新归位促进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农村留守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由此可见，数字时代为乡村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一类新的技术条件，为流动人口返乡创业、回归传统家庭提供了新的动能。

　　第四，重构传统文化价值。这是型塑流动人口返乡的社会基础。在几千年文明进程中，中国形成了“家本位”的核心观念，在“以家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不断往外延展所形成的人伦、社会关系，使得那些流动人口在自身的潜意识和观念里不断型塑着回归家庭的传统社会文化价值。有学者认为，家庭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特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了必要的关联。因此，如何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有动力返乡、建设家乡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也需要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去重构一套价值体系，作为支撑流动人口返乡、留乡以及建设家乡的社会基础。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