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工程十五年：追溯、历程与建议

农村图书室的兴建肇始于东北，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新华书店为开展乡村书刊发行工作，指导农会建立小型图书室。到1949年底，总共建立了4937个农村小图书室。1950年，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开始总结推广这种做法，随后遍及全国，1952年全国已超过3万家，有企业（新华书店）捐建、农村自建、农民自购等多种形式。 [1]1956年1月，由文化部牵头，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所有基层供销社都增加图书发行业务” [2]，建立农村图书室。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图书室数量达到高峰，全国已建有农村图书室约20万个。 [3]

这些图书室在建立之初颇受农民群众欢迎，激发了群众广泛的阅读热情。据史料记载，有些地方为庆祝开馆，农民群众大放鞭炮以示庆贺。河北涉县原曲村图书室，仅半个月时间，参观村民多达200多人，日均借书读者13人。河北昌黎指挥村图书室，月借书达750次。 [4]但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的农村图书室探索，既无历史经验可借鉴，也无外部经验可遵循，既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又缺少稳定的财政支持，因此在使用中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摊款派书、图书陈旧更新难、图书室缺少专业管理、群众难以发挥主体性作用等问题，逐渐与农民群众需求相脱钩，群众有意见。

1958年7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大力加强和改进农村图书室的工作》一文，总结出农村图书室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图书复本多，内容陈旧，又未能定期购买新书；二是管理工作较差，丢失图书的现象严重；三是没有很好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办理图书室；四是县图书馆和文化宫对农村图书室的辅导和图书流通工作没有大力开展。 [5] 60年代“文革”开始后，这场持续了十六七年的农村图书室建设活动基本结束。70年代“文革”结束后，有些地方的图书室开始恢复重建，但已不复当年盛况。

总体看来，这场“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推广普及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结束于‘文革’开始” [6]的农村图书室建设运动，教训大于经验，甚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农家书屋工程中依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没落也为今天的农家书屋工程提出了警醒。

（二）世纪之交在贫困地区开展的“万村书库”工程

20世纪末期，经过持续的改革开放，城乡居民的储蓄逐年增长，物质财富快速增加，我国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对科技强国的认识越来越强烈，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党中央和国务院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期间尽管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已有所增长，但仍有大量农村处于贫困状态，且长期推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体制造成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这很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搞好文化扶贫从而实现经济脱贫，从20世纪90年代起到本世纪初，文化部在贫困地区实施了“万村书库”工程。

1993年12月，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1994年，文化扶贫委员会联合原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四川省委宣传部、农民日报等五家单位，发起了面向全国贫困地区开展文化扶贫的“万村书库”工程，旨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了给农民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图书，文化扶贫委员会专门组织精编《中国农村书库》系列图书，每套100本，配送地方。 [7]工程实施10年，到2005年，仅四川省已建起了2万多家图书室 [8]，其中华蓥市还建起了1100多个“农家书屋”。除了送书，工程的组织者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征文竞赛活动,举办各类培训班和法律、科技讲座等，各地农民参加踊跃。 [9]

由于这一时期国力的增强和时代的进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农村图书室的配备都远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以200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资助长征沿线和中西部部分农村贫困地区建起的1550个图书室为例，不仅配送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科普与健康等八大类图书2090种2991册，还配有专题片、电影等七大类光盘207种1565张，同时还为每个图书室配送了电视机、DVD机、书架、电视柜、标牌等硬件设施。 [10]据统计，到2007年该工程已在全国几万个贫困乡村建立了近9万个图书室。

2007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全面推开以后，中宣部将“万村书库”并入其中一并实施。“万村书库”工程虽然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开展，规模未能覆盖到全国所有农村，但其在组织形式、建设模式、活动开展等多个方面为后来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尤其是“万村书库”工程里出现的“农家书屋”，其建在农民家中，由政府扶持、农民自主管理的建设模式很好地发挥了农民主体性作用，成为农家书屋工程的前身。

（三）本世纪初在贫困乡镇图书馆开展的送书下乡工程

针对贫困地区县、乡镇图书馆(室)藏书贫乏、购书经费短缺的问题，文化部、财政部自2003年起，又专门开展了面向全国59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乡镇的“送书下乡”工程，由国家图书馆具体承办。财政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每年为工程投入专项资金2000万元。

2003年4月，文化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印发〈送书下乡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成立了全国送书下乡工程领导小组，建立了送书下乡工程全国图书配送中心。12月，首批近400种1500余册图书送入西柏坡镇宣传文化站，标志着工程正式启动。这次工程共分为两期：第一期是2003年至2005年，惠及300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图书馆和3000个乡镇图书馆(室)，赠送图书390万册；第二期是2006年至2008年，惠及292个贫困县及乡镇图书馆。 [11]该工程的实施将文化共享工程下沉到基层乡镇，带动了全国对建设基层图书馆的关注和热情。2007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全面推开以后，送书下乡工程进入尾声。

送书下乡工程虽然与“万村书库”工程一样，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县级以下图书馆开展，未能惠及全国所有农民群众，但其在组织方式、财政保障、实施标准、出版物选配等方面为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经验。如送书下乡工程对受赠的乡镇图书馆（室）的面积、管理员、管理制度和开放时长作出规定，在图书配送上采取专家选书、集中采购、统一装帧、直接配送的实施办法，制定了《送书下乡工程推荐书目》和配送标准， [12]这些做法、措施都在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中得以延续。

二、农家书屋工程：构想、历程与成就问题

农家书屋工程是“十一五”期间确定的国家重点文化惠民工程，由新闻出版总署承担（后因机构改革，先后转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动议于2003年，试点建设于2005—2006年，全面建设于2007—2012年，2013年起转入巩固与发展阶段。

（一）构建普惠全国农民的农家书屋设想（2003年）

进入本世纪，我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农民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得到普遍提高，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9.1%，并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 [13]但是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广大农民读书看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据《2004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农村识字者家庭中有45%基本没有藏书。不包括学生的课本，农民人均拥有图书量仅为0.1册。农村文化建设不仅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变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普遍匮乏的现状就显得尤为迫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随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十六届三中全会，党中央要求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

为响应党中央号召，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支农活动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投入不足，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出版社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送书下乡活动，由于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健全，图书缺乏针对性，无法发挥实效，造成了“年年送，年年没”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开始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常在村”的读书看报的场所，惠及全国每一位农民。借鉴“万村书库”等经验，这个场所应由农民自主管理，并且保证出版物能够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由此，总署提出试建农家书屋的工作设想，并得到了许多地方的响应。

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12月，两办又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财政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繁荣农村文化事业。这使得实施全国性的、惠及所有农民群众的农家书屋工程这一伟大设想有了政策依据。

（二）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时期（2005—2012年）

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建在行政村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件，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工程建设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先后16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被确定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五项重点工程之一。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农家书屋，给予具体指导，并高度赞扬农家书屋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原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具体实施部门，将农家书屋工程列为“一号工程”，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成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与八部委联合下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编制《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设立农家书屋工程发展基金，创设《农家书屋》杂志，开通中国农家书屋网，编发《农家书屋管理员》指导用书，举办全国性阅读讲演活动，等等。

中央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各项支农惠农项目的共建，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农家书屋提供了必要的场地等硬件设施，中宣部将“万村书库”纳入农家书屋建设规划，农业部门的“科技书屋”、妇联的“留守儿童书屋”、共青团的“共青书屋”也并入其中。农业部、国家邮政局、中国残联等部门先后与原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农家书屋和村邮站共建的通知》《关于选聘农村贫困残疾人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的通知》等文件，推动资源整合。地方31个省(区、市)都将农家书屋工程列入重点民生工程或“为民办实事”之中。随着社会影响的扩大，社会各界也开始给予热心支持。 [14]

截至2012年，全国累计投入资金180多亿元，建成农家书屋600449个，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惠及近7亿农村居民。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增长了10倍以上，基本解决了农村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工程自试点至竣工，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试点阶段（2005—2006年）

2005年12月17日，甘肃省首批15个农家书屋在兰州、定西、天水等地正式挂牌启用，标志着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农家书屋实现了零的突破。18日，北京市“读书益民”工程正式启动，首批200家“益民书屋”正式挂牌。

2006年2月，中央领导同志对试点建设作出批示，农家书屋可作为“十一五”文化建设的一项工程。3月，新闻出版总署落实批示精神，对甘肃、福建等省农村图书室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初步提出农家书屋工程的基本原则和建设思路。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当月，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成立，负责组织实施工程建设。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成农家书屋2550个。

2.全面建设阶段（2007—2008年）

经过两年的试点建设，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农家书屋工程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月，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标志着农家书屋工程全面推开。

200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7〕21号），将农家书屋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实施的五项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当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12月编制完成《农家书屋工程“十一五”时期建设规划》，明确“十一五”期间要在全国建设农家书屋237456个。

2008年1月，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多位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8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原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印发《农家书屋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每个农家书屋按照2万元的标准建设（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支付），配备图书不少于500种（后期调整为1200种）、15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后期调整为2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

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建成农家书屋56157个，该阶段中央财政共投入农家书屋专项资金6.228亿元。

3.全面提速阶段（2009—2011年）

2009年2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向中央呈报《关于加快进度、提前完成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请示》。中央批示要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东部地区经验交流会，要求加大政府投入和社会资助力度，加快建设进度。12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西部地区经验交流会，强调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认识加快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资金投入，打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攻坚战。2010年上半年，农家书屋工程“十一五”规划提前完成。2010年5月，原新闻出版总署、财政部下发《关于提前启动“十二五”时期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通知》，要求到2012年底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

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建成农家书屋504406个，覆盖了80%的行政村，中央财政共投入农家书屋专项资金40.69亿元。这一阶段，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江苏、广东、重庆、宁夏等9个省（区、市）实现了全覆盖。

4.工程竣工阶段（2012年）

2012年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竣工之年。5月，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开展农家书屋复查确保农家书屋工程圆满竣工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复查，完善农家书屋建设，确保所有农家书屋出版物配备达标，全部投入使用，确保圆满竣工。当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办公室对湖北、广西、北京、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等7省（区）农家书屋建设情况进行暗访。6月，针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纠正农家书屋暗访中发现问题的紧急通知》，责令各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上半年，新闻出版总署13个司（厅、办）对全国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88个市（地、州、师）、171个县（市、区、团）、271个乡（镇）的435个农家书屋进行了验收。

2012年8月，全国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80多亿元，共建成农家书屋600449个，覆盖了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配送图书9.4亿册，报刊5.4亿份，电子音像制品1.2亿张，影视放映设备和图书设施60多万套，提前3年完成了“农家书屋村村有”的任务。至此，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性的大规模建设阶段全部结束。

农家书屋工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从试点到快速发展再到全面竣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农民的关心和推进农村文化工作的决心。但是由于工程规模庞大，一些地方出现了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情况。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与预期也有一些出入。如工程本是按照“政府组织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机制发展”的思路组织实施，但在实施中发现，由于受限于农村发展水平和长期低下的治理水平，“农民自主管理”并未能真正得以落实。农家书屋90%建在村委会，73.7%的书屋管理员是由村干部兼职，这些先天上的不足，给后续的管理和使用带来了一些问题，加大了后期治理的难度。

（三）农家书屋工程巩固与发展时期（2013年至今）

农家书屋工程全面竣工以后，2013年起工作重心开始由建设转入补充更新、加强管理、维护使用的发展阶段。为保障工程的运转，财政部按照每年每个农家书屋2000元的标准给予资金保障。2016年，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农家书屋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一部分受到国家法律保护，这为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这一阶段农家书屋的核心工作是让农家书屋扎根乡土、发挥实效。具体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建立健全管理服务体系、补充更新出版物、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以及数字化建设四个方面开展。

1. 建立健全管理服务体系

在建设阶段，农家书屋工程按照整合各种资源、不搞重复建设的原则组织实施。在巩固和发展阶段，工程为管好资产，提质增效，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农家书屋管理和服务体系。

一是与文化部等部委联合推行农家书屋与图书馆总分馆制。农家书屋管理员主要是兼职，管理员专业化问题从建设之初就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如何发挥融合优势，解决管理运行困境，提升综合服务效能就成为工程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早在建设阶段，江西省等地已在探索由县（市、区）图书馆负责农家书屋的业务指导的模式，发挥图书馆在图书管理方面的专长。进入巩固发展时期，为推进县域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和服务效能提升，2016年12月，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县级馆为总馆，在乡村两级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置分馆（符合条件的农家书屋被列入其中），推动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总馆对分馆的管理重在业务指导和资源调配。这种做法在全国多地得到推行，为农家书屋的图书配置、上架陈列、图书借还、管理员培训等找到了一条科学有效的专业管理指导路径。

二是开展延伸服务。为解决农家书屋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资源闲置以及农家书屋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2017年6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深化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的通知》。《通知》要求农家书屋创新网点布局、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开展阅读活动，推广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高桥农家书屋的“下蛋”模式——推动农家书屋向便民服务场所、行政村以下居住地、青少年聚集地、商业设施等场所延伸。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多样化的延伸服务模式，如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马背书屋”，广西沿海地区的海上渔家书屋，安徽等地的“超市+书屋”，河南等地的“农家书屋+电商”服务，还有不少地方借助数字农家书屋开展延伸服务。

三是把农家书屋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当中。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全国县一级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旨在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农家书屋作为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2019年2月，中宣部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提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统领，推动资源整合共享，将阅读活动作为文明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统筹推动。文件下发后，多地开始着手探索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结合点，制定本地的实施方案，取得初步成效。

2.优化内容产品供给

出版物是农家书屋的内核和灵魂，其配置好坏直接决定农家书屋的品质、效用和存续。财政每年补贴每个书屋2000元，用于出版物补充更新（按照工程要求，每年每个书屋补充更新图书不少于60种）。为让农民享受到最新最优秀的出版成果，出版物的遴选一直是农家书屋工程的重点工作。自2008年开始，全国农家书屋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几乎每年都组织农家书屋书目推荐评审会，邀请来自农业、科教、政治、经济、法律、少儿、影视、音像等各个方面的专家，以及农家书屋建设部门和管理员等，从农民需要、专家把关的角度对出版物进行了综合评审，制定《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作为各地内容产品供给的指导性目录。

在巩固发展阶段，迄今共组织了7次推荐目录，遴选了15006种出版物。其中图书推荐品种占比最大，共推荐了10286种；报刊1318种；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合计1478种；民文图书1924种。图书共分为六大类，其中文化类图书始终是中流砥柱，无论是在建设时期，还是巩固和发展阶段，推荐比例一直稳定在30%以上。这与农家书屋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角色相一致，也与文化类图书具有广泛的社会阅读基础相关。但随着工程的深入推进，农家书屋服务生产、服务经济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图书推荐理念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以农用科技、种植养殖类图书向人文社科、儿童阅读类方向倾斜，作出两项大的调整。一是大幅度调低农用科技类图书推荐比例。科技类图书占比从2008年的39.8%下降到2012年的18.9%，2013—2019年推荐总量占比为9.05%，2017年一度下降到了6.47%。二是大幅度调增少儿类图书推荐比例。2008年少儿类图书占比仅为10.20%，2012年竣工时升至20.80%，进入巩固发展时期以后，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增至近30%。从2015年至今，儿童类图书推荐占比每年均占1/3以上， 成为图书种类中占比最大的一类，2019年甚至超过40%。

《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是指导性目录，各地根据需求进行挑选，并拥有30%的本版书自选权。这一弹性做法，也为地方策划出版适合当地农民群众阅读的出版物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从2019年开始，文件要求各地通过线下书展、书店和线上“两微一端”等方式，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加大农民自主选书比例，有效对接农民群众需求。近两年，中宣部和农业 农村部联合开展的“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评选活动正是贯彻了这一观念，农民群众参与热情较高。

在巩固发展阶段，全国有超过20个省（市、区）的图书采购权由省一级下放到了县一级，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统筹使用。从理论上讲，这种整体打包统筹使用的做法更有利于因地制宜、精准服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经费被挤占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国家新闻出版署从2019年开始在下发《目录》通知时要求，选书权和采购权下放到地（市）级或县（区）级的地方，须全程监管，下放后对于工作开展不力的，由省级统筹集中采购。

3.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开展阅读活动是提升农家书屋知晓率、使用率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是引导农民群众培养阅读兴趣的重要抓手。在工程建设阶段，地方农家书屋通过举办各种读书活动，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阅读能力的农民“文化人”“能人”，让农民在阅读中获得了乐趣。在巩固发展时期，农家书屋成为全民阅读在农村的活动阵地，尤其是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合以后，阅读活动开始丰富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新闻出版署通过两项措施促进农家书屋阅读活动开展。一是从2019年开始在每年印发的《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作出地方每个书屋每年开展阅读活动不少于4次的规定，从制度上保障阅读活动的开展。二是每年定期组织两项全国性的阅读活动，一项是面向所有农村居民的“我的书屋·我的家”农民阅读演讲活动，一项是与教育部联合开展面向青少年的“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以这两项活动为抓手，促进各地开展主题阅读、社会实践、结对帮扶、征文写作、书画展演、文化扶贫等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国家新闻出版署对这些获奖者进行表彰，以激发全国农村读者参与阅读的积极性。

各地在组织本地农家书屋阅读活动开展时，也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阅读品牌，成为全民阅读在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海市“书香农家”、河北省“农家书屋大讲堂”、山西省“书香三晋”、吉林省“百村千乡巡讲”、山东省“齐鲁农家沁书香”、四川省“书香天府农民读书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塞上乡村读书节”，等等。

这些活动活跃了乡村文化，加快了农家书屋建设，取得很好的社会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也有不少地区，受观念、经费、距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活动的开展。

4.推动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

农家书屋工程实施过程中，也正是我国互联网和数字内容产业飞速发展时期。其中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阅读设备的普及，使农民迅速进入互联网时代，数字阅读正在塑造着乡村阅读方式。数字农家书屋作为农家书屋提档升级的重要途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数字乡村建设等而兴起、发展壮大起来的。其建设发端于2009年清华同方知网针对农家书屋启动的“三新农”知识库项目，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开展数字化建设的农家书屋数量达到12.5万个 [15]，约占全国农家书屋总量的1/5。数字农家书屋把农家书屋变成了24小时书屋，能够实现新闻内容的实时传播，弥补了偏远地区农家书屋报纸不能及时投递的不足，且多媒体的内容呈现形式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居民而言更有吸引力。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农家书屋发挥了重要的知识阵地作用，为农村科学防疫贡献了力量。

不同于传统农家书屋由财政保障、政府主导、大干快干的建设模式，数字农家书屋没有财政专项资金保障，走的是一条由政府倡导、企业探索、逐步发展、不断迭代的建设路径。从2009年起，新闻出版总署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高起点建设数字化农家书屋，以数字化建设为手段提高农家书屋传播能力，解决偏远地区报刊及时投递、更新问题，以数字化建设为深化服务的创新路径增强延伸服务能力等，倡导各地开展农家书屋数字化探索。2019年2月，中宣部联合财政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开展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网上网下协同推进”等要求。6月，中宣部农家书屋主管部门专门组织召开了全国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现场推进会。

由于缺少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主要靠技术公司探索、推动，形态多样。如早期清华同方知网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发的三农数据库、中国航天数字传媒公司依托卫星传输技术开发的“卫星数字农家书屋”等。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以后，数字技术发展与迭代速度加快，数字内容企业优势明显，数字农家书屋建设在各地广泛兴起。中文在线、龙源数字传媒、咪咕阅读、天翼阅读等多家数字企业依托自身内容资源优势，开发出农家书屋电子阅读屏、掌上书屋APP、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态。2020年4月，“重庆农家书屋”学习强国号作为全国首个农家书屋“学习强国”线上阅读平台正式上线，开了借助主流媒体开展数字农家书屋建设的先河。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借助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视书屋”，或者引入公共图书馆数字内容资源，丰富了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的形态。

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虽然经历了10年发展，但从目前来看，与传统农家书屋相比，还处于探索阶段，呈现“小、散、乱”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缺少财政专项资金支撑，缺乏全国统一的数字农家书屋建设规划和内容建设标准。此外，当前数字技术迭代较快，也是短期内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农家书屋工程成就与问题

从农家书屋整个建设历程来看，农家书屋工程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农村公共图书室的建设经验，在短期内建起60万个农家书屋，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惠及7亿农民群众，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是一项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在巩固与发展阶段，工程又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工程入法，丰富内容产品供给，探索农家书屋数字化，用知识改变了一批农民的命运，取得丰硕成果。

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效果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保障了农民读书看报的基本文化权益；二是巩固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通过加大优秀出版产品供给，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加强党的执政基础；三是提高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对农村居民文明意识、法治意识、科学意识、道德意识的培养起到长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四是增强了农民科技致富本领，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五是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鼓励农民群众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六是加大农村优秀少儿图书供给，让农村和城市孩子站到了同一阅读起跑线上。

但也应看到，农家书屋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后续建设和服务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农家书屋逐渐出现分化的现象。即一部分书屋通过自我更新发展，借助城镇化运动、美丽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等乡村建设运动，不断改进，实现了自身的升级，出现了一批示范性书屋。一部分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到位，能够保证开门，维持正常运转，这种属于大多数。还有一部分书屋重建轻管，出现了“僵尸化”“空壳化”的现象，已经失去服务功能，有的甚至连场所都不能保证。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在建有农家书屋的行政村中，人均每年使用农家书屋10.35次，村民对农家书屋的满意度达到66.01%，其中21.41%的村民表示非常满意。2016年农村成年居民人均每年使用农家书屋8.31次，满意度为40.3%，非常满意的占13.4%， [16]与建设时期相比，利用率、满意度都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农家书屋自身运营的问题，同时也有数字化发展带来的读者群转移的影响。发展的问题需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应该看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造成传统农家书屋读者群体转移的同时，也在革新农家书屋，为其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如何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农家书屋网上网下协同发展，提升农家书屋综合管理与服务效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

三、农家书屋未来发展建议

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填补了新闻出版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空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未来，随着国力的强盛、乡村的振兴和数字技术的进步，农家书屋发展前景光明。近阶段，如何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激发农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关键在于落实好《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进一步提高建设者和管理者历史责任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群众活力，推进数字化升级。

（一）提高认识，树立“百年老店”的历史责任意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就有深厚的“耕读传家”文化传统。农村是长期存在的，农民读书看报学知识、学文化这项需求是长期存在的。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大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是党和政府必须肩负的责任。在工程建设之前，各部委做过多次尝试，积累了成功经验，但历史教训也很深刻。进入本世纪，无论是国力还是农民的经济基础、文化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因此，“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农村旺盛的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要求，这些都为农家书屋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农家书屋工程走过了15年，其间的成就、经验、问题都已经显现出来。因此，在现阶段，要发展好农家书屋，建议首先要不断强化农家书屋建设者和管理者尤其是基层官员的历史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对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把农家书屋建成“百年老店”的意识，然后不断延伸和强化农家书屋的使用效果，这样才能惠及一代代中国农民，不致使党和政府的努力付之东流。

（二）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农家书屋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核心是要通过公共文化体系的构建、公共文化空间的培育，最终推动广大农民的文化自觉和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形成。农家书屋最初提出由“农民自主管理”的建设思路，一方面由于书屋数量庞大，在客观上需要农民群众参与管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农民作为农家书屋的最终受益者，自主管理能够更好地贴近他们的实际需求，有助于农家书屋从政府“输血”发展到农民自我“造血”。但从建设结果来看，农民自主管理的农家书屋数量仅占6.4%，这也是造成一些农家书屋出现选书脱离群众需求、管理员责任缺失、农民积极性不高、书屋不活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图书室的衰落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其没有很好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办理图书室，造成图书室与群众需求脱节，群众参与度不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农家书屋工程应注意汲取历史教训，减少不利因素。因此，建议充分认识、肯定和发挥农民群众在农家书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政府部门监管引导的前提下，把有知识、有文化、有兴趣的群众吸收进来，充分挖掘“新乡贤”、文化热心人士的文化能量，赋予农民自主选书权、自主管理权，发挥乡村文化能人服务家乡、造福乡梓的积极性。

（三）与时俱进，加快推动农家书屋网上网下协同发展

当前，数字阅读正在重新塑造乡村阅读方式。2020年突发疫情，传统农家书屋停止服务，这进一步固化了农民使用数字农家书屋获取知识的方式，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建设亟待推进。然而目前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建设仍处于“小、散、乱”的发展状态，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亟待解决。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可见笔者的两篇论文《我国数字农家书屋建设现状及模式研究》《数字农家书屋内容资源配置刍议》，此处不再赘述。

因此，建议政府加快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改善目前由几家数字技术公司主导、各地政府分头实施，客观上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效能低下的状况。建立全国性的数字化管理和运营平台，利用新的数字传播技术手段，重塑传统农家书屋的建、管、用各流程，实现农家书屋与科技的融合，建立科技含量高、便民、利民的新型数字农家书屋。制定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机制，推进农家书屋图书选配、宣传推广、阅读活动开展、大数据建设等工作。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非单个企业能够完成，建议将其列入国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建设工程，科学设计，积极推进。

（四）改进宣传报道方式，讲好农家书屋故事

在建设之初，为扩大农家书屋社会影响，调动起农民群众读书用书的热情，农家书屋主管部门通过编发简报、开设农家书屋专栏、创立《农家书屋》杂志、制作宣传片、张贴公益海报、开展媒体采访、举办全国性农民阅读活动等，形成了良好的宣传机制。但在巩固发展时期，宣传方式有所僵化。岳琳的《传统主流报纸对农家书屋的媒介呈现》 [17]一文，对2013年至2019年主流报纸对农家书屋的1428篇报道进行了样本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报纸以引导性的正面宣传报道为主，占72.2%；问题报道仅占6.6%。而在正面报道中，从政府或干部的角度来报道的占76.2%，从书屋管理员角度报道的占8.2%，从村民角度报道的占2.66%。文章由此认为，媒体的报道形成了二元结构，来自政府或干部的报道成为主流，村民和管理员被边缘化严重。与之相对的，专业期刊上相关研究论文，专家发声较多，在叙述中往往对成就一带而过，偏重提出农家书屋运转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报纸偏于宣传框架，专业期刊偏于事实框架，这就造成了公众对农家书屋认知上的撕裂。但在这两种声音中，农民和农家书屋管理员作为农家书屋的使用者和直接管理者，他们的声音却都很弱小，经常处于被代言或者被引导发声的状态。客观来讲，正面设置议题宣传报道的优点是容易构建起农家书屋的良好形象，引发高层和大众的关注与认同，为工程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缺点是一味地避开问题谈成绩，以及采用相对单一的信源和程式化宣传报道的形式，缺乏足够的信服力。因此，建议主管部门未来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构建网上网下全覆盖、立体化、多层次的宣传格局。在报道中，改进目前程式化的报道方式，提升农民、书屋管理员等基层群众的话语权，多采用第三方评估数据说话，提高报道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避免宣传与实际相脱节，讲好农家书屋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时代农家书屋发展研究”（批准号：19AXW001）阶段性成果。

[1]魏玉山.新中国农民阅读史（1949-1966）[J].新阅读，2020（3）：40.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613.

[3][4][5][6]魏玉山.新中国农民阅读史（1949-1966）[J].新阅读，2020（3）：40-47.

[8]张成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万村书库”：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惠农工程[J].求是，2005（10）：60.

[14]中国农家书屋网.柳斌杰在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EB/OL].（2009-12-22）[2020-08-08].http://www.zgnjsw.gov.cn/booksnetworks/contents/412/8350.html.

[16]数据来源：《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17]岳琳.传统主流报纸对农家书屋的媒介呈现[J].今日传媒，2020（4）：10-1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