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

根据日本明治政府的说法，“东京招魂社”是专门为在明治维新之际为明治政府战死的日本军人建立的，是供奉和祭祀那些人的神社。明治政府还解释说：日本是世界上有绝对优越性的“神国”，具有领导世界的责任，而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参与“圣战”的人，无论其以前的行为善与恶，是与非，只要是为神格的天皇或神国日本战死的，就都不是一般的阵亡者了，当然更不是“怨灵”，而是保卫国家的神，即“靖国之神”或称为“英灵”、“英魂”、“忠魂”。【村上重良：《靖国神社》，岩波文库本1988年版，第5l页。】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国家与宗教》，新教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靖国神社占地面积相当大，那里的28米高的青铜制“鸟居”(神社入门处的典型标志)号称是“日本第一大鸟居”。在靖国神社中，有为参拜用的拜殿、本殿，有为存放阵亡者名册——“灵玺簿”——用的奉安殿，还有大量的附属设施，如面向日本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展览馆——“国防馆”(现在的“游就馆”)，由阵亡者家属——遗族使用的靖国会馆等。在靖国神社中每年举行例行的祭祀仪式，对“靖国之神”进行参拜;对新战死的军人举行“合祀”仪式，使“靖国之神”不断增加。因为“靖国之神”是为天皇或日本牺牲的，所以在举行那些仪式的时候，天皇和政治首脑一般都要参加，即“公式参拜”。那些仪式以法令的形式制度化，成为国家性、政治性的活动。【日本遗族会编：《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始末》，日本遗族会1976年印行，第65页。】

由此可见，靖国神社(包括“东京招魂社”)的建立是与天皇制度的确立有密切联系的事物，是明治时期的创立者们在实施维新、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和完成民族的认同而创造的一种精神工具，是同战争有密切联系的事物。由于有上述的历史背景，所以靖国神社实际上就是明治政府的“国家宗祠”，战争的阵亡者是否可以进入靖国神社，是以对天皇的忠诚为唯一的标准的。靖国神社从一建立起就由日本陆海军省管理，使用国家的经费，并且可装饰以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在日本的神社中，只有与天皇有直接关系的如明治神宫或供奉天皇的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才有这样的特殊待遇。这说明：天皇、国家、靖国神社融为一体，神道教也就不再是一般的宗教，而成为有特殊地位的宗教——“国家神道”。【芳贺登：《靖国神社的成立》，载《国民文化》第93号。】

当然，神道教成为国家神道后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一是战死的日本军人一旦进入靖国神社，就不再是具有血肉之躯的具有人格的常人，他们被称为“英灵”或“忠魂”，成为国家的神，而同生养他们的父母及亲属的关系也不再保持俗世的血缘关系。而是神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看似提高了阵亡者的地位，但实际上拉开了与普通国民的距离。因此有的阵亡者的亲属感叹地说：“辛苦抚养20年，3月不见，成了国家的神”，应当说这表达了一种无奈的哀怨情绪。【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版，第36页。】

二是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与天皇制度的结合，大大突出了神道教的政治地位，使其高居于其它宗教之上，同时也为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创造了条件。随着战争时代的开始，对天皇的崇拜和军国主义的强化，靖国神社的地位进一步突出，神道遂成为对日本举国上下国民生活有巨大影响的宗教，即成为“国教”，从此开始了政治与神道紧密结合的恶劣的倾向，其他宗教团体对于这种现象是不满的。

二 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地位

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台湾、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干涉、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直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在1937年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1941年又开始了亚洲太平洋战争。在这些战争期间，各地的神社都是日本人祈祷胜利和祈求日本军人出征“武运长久”的场所，而那些阵亡者，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英灵”被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特别是自1931年后，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阵亡人数急剧增加，日本政府需要强化军国主义宣传，征用大量的日本人进入军队，为了欺骗和愚弄社会舆论，参拜靖国神社宣扬为天皇牺牲的“靖国精神”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随着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和对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国家神道也就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国教，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在战争期间，靖国神社每年的“例祭”与“合祀”的活动大大增加了，不仅由天皇或政府首脑参加，而且由电台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竭力在日本青年人的思想意识中培养为天皇献身，为国家献身的精神，灌输死后进入靖国神社成为“英灵”的荣誉感。在靖国神社进行的这样的教育与在日本军队中及在学校中进行的军国主义主义教育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当时的课本中，就有为靖国神社专门编写的内容，并且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日本军人的事迹编入教材，宣扬他们从年轻时代就树立起的为天皇献身的精神，也鼓吹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受到天皇参拜的光荣。因此，靖国神社就成为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而且随着战争的举行，其作用越来越大。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在靖国神社举行了“满蒙、上海事变阵亡者合祀”的临时大祭，日本政府要求在东京的各学校的学生都要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前去参拜。当时，属于基督教系统的学校学生曾经表示反对，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文部省下达命令，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教育的目的，为表现学生的爱国与忠诚。要求不分任何宗教信仰，均必须参拜。可见这时候的靖国神社已经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成为日本政府鼓吹战争的御用工具，它有别于其他的神社，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性质。【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版，第57页。】

伴随战争的扩大，阵亡人数的增加，靖国神社中的活动更加频繁，在每年的例祭之外还要举行多次特别的祭祀，不断地把阵亡的日本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并通过种种“慰灵”的仪式鼓动日本的年轻人加入军队，加入为天皇献身的行列。另外，在靖国神社中的国防馆中，还展出阵亡者使用过的武器、用具及遗书等。在靖国神社中每举行一次仪式，就是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的一次军国主义教育。

伴随靖国神社的建立，日本社会也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战争遗族，即那些战争阵亡者的家属。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动员更多的日本人参加战争，对战争遗族以优厚的待遇，而在靖国神社举行仪式的时候，也要邀请部分遗族的代表参加，给他们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条件。阵亡者的子女被称为“靖国遗儿”，而阵亡者的母亲则被称为“九段之母”。这些战争遗族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的亲人在战争中阵亡，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感情上都受到打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日本政府宣扬靖国精神和鼓吹军国主义的工具。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通过日本政府的社会宣传，靖国神社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显然，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的支柱，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的环节，在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到1939年，日本在侵略战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而战死的日本军人也越来越多，国内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随之进一步加强。为了适应这一局面，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京以外的每一都道府县都相应地建立一所与靖国神社性质相同的神社，名为护国神社，即地方级的靖国神社。这样，祭祀和慰灵等活动就不仅仅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举行，而在地方的护国神社也可举行，扩大了宣传的范围和力度。在日本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在长春建立的“建国忠灵庙”，也有护国神社的性质。

到战争的后期，在靖国神社举行的仪式已经越来越频繁，在靖国神社中的“灵玺簿”中登录的日本军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年11月，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背景下，靖国神社还坚持举行了一次合祀仪式，声称把在战争中阵亡的所有的“英灵”都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了。根据2000年最新的统计，目前在靖国神社中合祀的数量为246万人之多，具体为：

明治维新⋯⋯⋯⋯⋯⋯⋯⋯7751人

西南战争⋯⋯⋯⋯⋯⋯⋯⋯6971人

甲午战争⋯⋯⋯⋯⋯⋯⋯13619人

占领台湾⋯⋯⋯⋯⋯⋯⋯⋯1130人

镇压义和团⋯⋯⋯⋯⋯⋯⋯1256人

日俄战争一⋯⋯⋯⋯⋯⋯·88429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4850人

济南事变⋯⋯⋯⋯⋯⋯⋯⋯⋯185人

九一八事变⋯⋯⋯⋯⋯17175人

卢沟桥事变⋯⋯⋯⋯⋯⋯19128人

太平洋战争⋯⋯⋯⋯2133760人

总计⋯⋯⋯⋯⋯⋯⋯2466344人

三 战后的靖国神社

日本投降后，鉴于靖国神社在战争时期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政治的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GHQ)为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为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开始对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国家神道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1945年末公布的“第68号敕令”和“国教分离指令”。前者是针对在战争中优待军人和战争遗族的“特别援护体制”的，即取消了对军人和遗族的优待;后者是针对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的，即取消国家对靖国神社的保障和支援，切断国家与神道的联系，明确宣布“政教分离”。这样，国家神道被取消，靖国神社就失去了国家神社的特殊地位，而成为普通的宗教设施。【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新书1964年版，第106页。】

1946年，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自己否定了日本统治者长期以来鼓吹的“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的说法，同时也废除了历来关于国家神道的有关法令。于是，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大量的国家管理的神社失去了原来的特殊地位，神社中的神官也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神道教的国家宗教的地位崩溃了。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宪法，又从法律上明确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原则。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国家神道”的体系虽然瓦解了，但是原来有相当力量的神官们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神社本厅。神社本厅竭力向盟军总司令部说项，强调神社在日本的社会影响和力量，终于争取了盟军总司令部的谅解，将在国家神道时期各种神社所拥有的国有土地无偿或部分有偿地让渡给神社经营。但是，考虑到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在战争中的表现和影响，把它们排除在各种神社之外，上述土地不给予它们。可以说，战后的初期，伴随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与清算，靖国神社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状态，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很强，但是在战后初期来自盟国的比较大的政治压力背景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被迫接受那样的事实。以后成为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曾经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发表过“靖国废止论”，说：“大东亚战争作为使日本蒙受万代无法抹去耻辱的战争，把国家推到几乎灭亡的边缘，丧失了我们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的一切战果。对于在这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们，我们很难再像过去的‘靖国英雄’那样加以祭祀，尽管这非常遗憾。”【日本遗族会编：《日本遗族通讯》第52期。】

国家神道虽然从制度上被瓦解，但是长期影响日本社会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国体教义和神社中央集权性的编制并不可能立即崩溃。就在“神道法令”(即前述“第68号敕令”和“国教分离指令”)颁布的第二天，日本各大神社的有关神职人员便联合宣布成立“神社本厅”，以所谓“宗教团体”的形式把当时全日本约7800个神社组织起来。【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法考查局：《靖国神社问题资料集》，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法考查局1976年印行。】这说明国家神道还在宗教团体的名义下顽强地表现着。靖国神社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换上宗教的外衣，争取在日本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战后初期，靖国神社竭力争取的是日本的战争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团体，这些人的数量超过1000万，在战争中曾经受到优待，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由于这些人在战争中毕竟失去亲人，战后在取消了对遗族的优待后，他们的生活遇到一定的困难也的确是事实。开始的时候，这些遗族提出“自救”或“互救”的口号，要求以福利的目的建立自己的组织——“遗族厚生联盟”，以后演变为右倾的政治团体——“日本遗族会”。但是在初期，盟军总司令部给该组织规定了严格的约法：不许从事政治活动，仅限于福利的目的;不允许提出与靖国神社有关的要求。【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实：《遗族与战后》，岩波新书，第42页;田中伸尚：《日本遗族会的50年》，载《世界》，岩波书店，1994年9月号。】

从50年代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两大阵营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总的格局，冷战的局面开始形成。美国为使日本成为其在太平洋上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改变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镇压政策，日本的政治也在美国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问题。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日本在美国的鼓动下开始大力加强军备，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组建了警察部队，以后扩大为自卫队。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一度受到压制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又开始抬头，特别表现在国家神道的活动开始复活，靖国神社跃跃欲试，企图恢复在战争中的社会地位。

战后的靖国神社实际成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活动的大本营。靖国神社的场所为右翼和保守势力所使用，在那里经常举行针对日本和平反战力量的各种集会和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月15日前后.众多的右翼分子集聚在靖国神社中，有的穿上战争时期的军装，有的头带鼓吹军国主义的标语条，有的播放战争时期的军歌，有的打出战后已经废除的日本军队的旗帜，种种表演不一而足。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中，常年展览着表现战争期间日本军人为天皇献身精神的展览。在靖国神社的广场上，摆放的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使用过的武器，尤其是表现“神风”精神的遗物。

对于这样的活动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日本遗族会”。以下的时间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1952年，日本以政府的名义举行“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追悼在战争中阵亡的240万人。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仪式，然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恢复天皇与靖国神社的关系以及恢复国家神道的标志。靖国神社利用这一机会，立即提出恢复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和维护(国家护持)的政治要求。同年，日本遗族会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应当使用国费支付靖国神社的慰灵仪式费用。靖国神社和日本遗族会的理由是：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的“英灵”是为日本国家牺牲的，理应由国家负担慰灵费用。

1953年，靖国神社向遗族发出新合祀的通知，提出恢复例行的祭祀。

1955年，靖国神社联合日本各地的护国神社要求日本遗族会给予支持，向13本政府提出“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要求。

1959年，靖国神社举行盛大仪式，声称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全体人员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日本国会通过在靖国神社举行皇太子的结婚仪式的决议。

1962年，日本遗族会通过要求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的决议。

1963年，日本国会自民党系遗族议员成立关于靖国神社问题小委员会。

1964年，8月15日的“追悼阵亡者仪式”在靖国神社中举行，日本政府为在1945年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被授勋的205万战争阵亡者重新授勋。

1966年，日本政府宣布以2月11日为“建国纪念日”，即恢复神道教的“纪元节”。“纪元节”是日本天皇统治的国体在神话上的起点，战前是日本的盛大的节日。同年，日本160名海上自卫队官兵参拜靖国神社。

1969年，自民党第一次将多年筹划的“靖国神社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其内容即要求靖国神社为国家管理和维护。【日本遗族会事务局编：《日本遗族会的40年》，日本遗族会1988年印行。】

从以上的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战后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动向。这一动向说明日本的保守势力在战后竭力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和战争中的政治地位，而其突破点就是实现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因为靖国神社的政治地位与对战争阵亡者的评价与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背后实际就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与认识问题，就是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一旦实现了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就是恢复了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特殊的国家神社的地位，合祀在那里的阵亡者也就恢复了“英灵”的身份和地位，侵略战争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铁案也就可以翻过来，日本仍然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抵制英美殖民统治”的“亚洲的领袖”。

不过，由于自民党保守势力的“靖国神社法案”一方面露骨地表达了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趋势，一方面也公开地破坏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所以该提案虽然从1969年起6次在国会上提出，但是由于日本在野党的普遍反对，6次被否决。

1975年，自民党议员，当时的众议院内阁委员长藤尾正行鉴于“靖国神社法案”6次在国会未能通过的现实，又提出了一个“表敬法案”，并称这是对于“靖国神社法案”的“阶段性方案”或“迂回方案”。他在该方案中提出：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先促使天皇和政府首脑对靖国神社表敬，即“正式参拜”。这里所说的“正式参拜”的概念是指：1.在参拜时书写自己的政治身份;2.使用公费购买参拜时的祭祀用品;3.携带随员，乘坐公车。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距离“靖国神社法案”的要求也就不远了。从此，自民党和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就开始竭力鼓吹正式参拜。国会的右派议员成立了“报答英灵会”、“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在呼吁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顽固地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这就是迄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始终鼓噪不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所在。【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实：《遗族与战后》，第224--226页。】

四 战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

战后，靖国神社失去了原有的国家神社地位，如视其为宗教场所，日本的战争遗族出于对自己亲人的怀念，前往靖国神社拜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的确有一些战争遗族是出于个人感情的角度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但是，由于靖国神社在战争中毕竟是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一部分，而且战后始终没有放弃恢复战争中地位的努力，所以战后即使是出于“私”的目的参拜，也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特别是对于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联系起来。1978年，靖国神社曾经把在东京审判中处以死刑的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也合祀进去，当时这一行动是极其秘密的，后来才被媒体披露出来。靖国神社辩解说：“不能让为国尽忠的昭和的殉难者们连安息的地方都找不到。”【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印行，第36页;西川重则：《天皇的神社“靖国”》，梨之木舍1988年印行。】这样一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就更加敏感化了。

而更成问题的是政要的正式参拜的问题。由于藤尾提出了“迂回方案”，所以日本的政要即使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到靖国神社参拜，也必然与右翼与保守派的政治策略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义。特别是在每年的8月15日，那是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十分关注的日子，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最活跃的日子，在这一时期参拜靖国神社，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日本的政要，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谨言慎行。

但是，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以及代表这一势力的政要正要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所以在“迂回方案”提出后，日本的一些政要并没有对自己的行动加以收敛。

1975年8月15日，首相三木武夫在出席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后，直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声称属于私人性质(未写职务、未使公费、未乘公车)，但毕竟开始了日本首相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

1978年，首相福田纠夫在官房长官陪同下乘公车参拜，但是没有书写自己职务，仍称属于私人性质。

1980年，首相铃木善幸率21阁僚中13人参拜，13人均书写了自己的职务。

1981年，首相铃木善幸率全体阁僚参拜。

1982年，铃木善幸内阁通过“悼念阵亡者日”后，率全体阁僚参拜。并不圈答是“正式”还是“私人”性质。

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年中4次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并强调是“慰灵”，还要求内阁找出“正式参拜”符合宪法的理由。

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阁僚明确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举动受到中国和亚洲各国以至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

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当选前任日本遗族会会长)上任后立即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

2001年，新当选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种舆论的反对，在8月13日参拜了靖国神社。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尽管有种种的托词和借口，实际上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密切的联系。

中曾根明确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当时位居世界第二的GNP使日本社会产生了目空一切的狂妄思潮，中曾根首相也适时地提出对战后40年进行“总决算”的口号，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对侵略战争责任的翻案相呼应。

近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思潮从高速发展时期的狂妄转为焦躁，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史观活跃，越来越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

五 靖国神社与日本的遗族问题

由于靖国神社与日本的遗族联系起来，所以使问题复杂化并具有现实性。

如前所述，靖国神社是明治时期的创立者们在实施维新、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和完成民族的认同而创造的一种精神工具。通过这～工具，把为天皇牺牲的死者推崇为“英灵”，继而通过对其进行“慰灵”和“显彰”活动，强化天皇制的日本国体。这种背景下被强化的天皇制，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具有国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很容易被引导到极端，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对于天皇制来说，把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人推崇为“英灵”合祀在靖国神社中，实际是对阵亡者的利用，而他们的亲属——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集团也同时被造就出来，也成为强化天皇制的工具。

在战争期间，日本军人一旦在战场上“光荣地战死”后，其家庭也随即成为“荣誉之家”，同“英灵”一样得到褒奖。1938年，在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不久，日本国内成立了财团法人性质的“军人援互会”和官方的“军事保护院”，对战争中阵亡的遗族实旋抚恤和奖励，给予优厚的待遇。“九段之母”和“靖国遗儿”是宣传、报道和赞美的对象，颂扬遗族对天皇的忠诚和贡献，制造“军国一体”、“军民一体”的舆论。不过，作为遗族本身，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与阵亡者之间的血缘联系，对于自己的亲人成为“国家的神”而只能供奉在靖国神社，不能像普通神社的神那样与亲人亲近，遗族们是无可奈何的。在靖国神社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的时候，光荣地参加仪式的“九段之母”和‘靖国遗儿“们也并不是都如政府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他们痛不欲生的哭泣与呐喊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说，日本的战争遗族也经历了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历史悲剧。【小川武满：《期望和平的遗族的呼喊》，新教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基督教遗族会：《石头的呼喊》，基督教遗族会，1989年。】

战后。遗族被利用的状况依然在继续着。战后初期成立的“遗族厚生联盟”本来是以福利为宗旨，但是由于相当多的遗族们对于战争的性质和亲人们战死的原因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只是从被害者的立场思考问题，从而再次成为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的工具。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操纵了“遗族厚生联盟”后，逐渐削弱了该组织的福利性质，而加强其政治目的，宣扬阵亡者是为国家、为日本和天皇牺牲的，鼓动遗族在向政府要求经济援助的同时，还要求政府承认阵亡者仍然是国家的神，要求政府对存放国家之神的靖国神社给予“护持”，并把组织改名为“日本遗族会”。在促使“日本遗族会”从福利组织向政治组织演变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中有贺屋兴宣和板垣正两人。

贺屋兴宣是日本大藏省的官僚，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曾担任“华北开发会社”的总裁，后来又在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战后被确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当时他曾经表示永远不再过问政治。但是在1955年被赦免后，他不但积极过问政治，而且还参加了议员选举，195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他从1962年起就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直到1977年，是对遗族会政治态度影响最大的人。【贺屋兴宣：《战前、战后80年》，经济往来社。1976年;竹中劳：《贺屋兴宣与“日本遗族会”的内幕》，载(新评)，新评社，1974年。】

遗族会的顾问板垣正是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曾经参加过战争(陆军少尉)。他从1957年开始在遗族会活动，1972年担任事务局长(秘书长)，与会长共同形成了“贺屋——板垣体制”，导致遗族会的全面右转。贺屋担任遗族会会长后，遗族会的机关报——《日本遗族通讯>的报头标语被修改，表达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在“贺屋——板垣体制”建立后，日本遗族会开始积极地推动日本国会中的保守势力提出“靖国神社法案”。

自“贺屋——板垣体制”形成后，日本遗族会就完全被右翼和保守势力操纵，成为在选举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压力团体”。在遗族会中有很大影响力的“日本遗族政治联盟”曾在1986年威胁当时的自民党政要说：如果停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属于该联盟的16万自民党员将退党。可见那些政治家利用战争遗族，完全是出于本政党或一己的私利。特别是自1993年起，自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一党执政的“五五体制”崩溃，直到今天仍不得不与其他政党实行联合执政。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遗族会等压力团体的选票对于自民党来说是迫切的政治需要。这也就是保守派的政治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重要的出发点。

六 日本国民的精神枷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战后通过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审判，通过战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应当说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日本人也基本上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战后“政教分离”的法令，使靖国神社不再具有超越宗教的国家机构的性质。但是，靖国神社在战争中曾经支持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靖国神社对于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战争遗族来说，仍然是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

由于相当多的日本人，特别是战争遗族本来就有很强的“被害”意识，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和阵亡者都是忠心耿耿为13本的利益和荣誉而努力奋斗并献身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即使有责任也应由日本政府，主要是东条英机负责。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以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日本人的战争体验为基础理解战争，强调日本人的战争被害。从这样的被害立场出发，他ff]臣P使不赞成战争，但是也能够接受在靖国神社供奉战争阵亡者的现实，他们也能够容忍将阵亡者作为“英灵”的理论.也认可对“英灵”的祭祀，对天皇、政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坚决的反对。还有的日本人认为靖国神社与中国的关帝庙是同一性质。这些人与日本的右翼不同，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而且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但是在他们的“被害”潜意识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或多或少是模糊和暧昧的。这种暖昧的态度往往被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因为一旦从暧昧的态度转到接受靖国神社，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就成为为天皇献身的“英灵”了吗?而那场战争不就成了“光荣”的“大东亚战争”了吗?所以，本来是反战的日本人，却不知不觉地认可了靖国神社，这一可悲的事实恰恰说明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国民的政治枷锁。【西川重则：《靖国法案的展望》，书房1976年版;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为了告诉人民战争历史》，梨之木舍1993年版。】

近年来，在冷战局面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原来呈高速发展状态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长期停滞，引发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情绪。而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社会教育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被称为“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本来，这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中的表现，但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的那种“被害”意识，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史的教科书是使日本的年轻人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的根源，要求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要求通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鼓动起日本社会对爱国精神的崇敬。【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冲绳基督教徒联络会：《不允许赞美战争——冲绳慰灵塔调查报告》，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冲绳基督教徒联络会1983年印行。】

这就是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活跃的社会背景。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那样做只能使日本产生新的国家主义和丰IH'I-主义，重新犯历史的错误。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即使在日本国内右倾化趋向十分明显的时期，仍然存在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多年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事实上也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从50年代起，日本的教育工会(日教组)就努力揭露靖国神社的实质，向日本人民说明靖国神社与战争、天皇制的关系。所以日本教育工会也被右翼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参拜靖国神社明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战争遗族，他们为了明确表示对靖国神社的反对和与“日本遗族会”政治态度的区别，特别成立了“日本和平遗族会”。每年的8月，“日本和平遗族会”都要在靖国神社门前组织活动，反对日本的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今年，他们从8月初起，每天在靖国神社的门前静坐，反对首相参拜。“日本和平遗族会”在各地都有分布，在东京建立有全国联络会。该联络会成立的宣言指出：

我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场上失去了亲爱的骨肉，强忍悲痛生活到战后。亲爱的骨肉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能够回来的只能是他们的尸骨。

我们在痛恨战争的罪恶的同时，也被复杂的思想所困扰。夺去我们亲人的战争，是扰乱了亚洲各国的和平，破坏了各国民众的生活，夺去了那些国家2000万人生命的战争。

过去那场战争的最大的责任，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中策划、实施战争的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的战争指导者。众所周知，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国家神道，靖国神社的存在为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亲人们就是在“死后进靖国神社”、“为天皇、为国家欣然去死”的口号下出征的。

所以，我们决不允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小川武满：《大地的呼声》，基督教新闻社1995年版，第316页。】

上述“日本和平遗族会”的宣言表明一部分头脑清醒有觉悟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已经摆脱了靖国神社的精神枷锁的桎梏，考虑到那些人还是战争遗族，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情况也证明，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促进相互的理解，会有更多的日本人能够认清靖国神社的实质，同日本教育工会、日本和平遗族会的人们站到一起，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中日21世纪的友好和世界的永远和平。(作者步平，1948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