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廉政观论析

“廉政”是评判国家政治好坏的重要标准，“廉吏”是对清官、好官的赞誉。“廉”既是治国的要求，又是执政者道德行为的规范。为政清廉、廉洁奉公、为官为人廉洁等理念，不仅广为人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经常论题，历代封建统治者标榜的德治，也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发端于西周，发展成熟于春秋战国。《诗经》中的一些诗篇，从不同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周代的廉政观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廉”字的本义是指堂屋的侧边，其特点是平直而有棱角，引申义是喻指人的道德行为正直刚强。《诗经》中的一些诗篇表达了有德之人应具有正直不阿的品质。

《小雅·鼓钟》是一首伤今思古的咏怀诗，诗人在器乐齐鸣的宴会上表达了盼望能出现像先圣先贤那样的有德之人：“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淑人君子，其德不犹。” [1]446毛苌《传》：“回，邪也。” [1]446 《方言》十三：“犹，诈也”①《广雅·释诂》：“犹，欺也。” [2]这里表彰的“不回”、“不犹”之德，即指正直不阿，诚实无欺。为官为人正直则不贪腐，诚实无欺诈则能清廉，如果为官者廉直，则会受到赞美。

① 清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

《郑风·羔裘》就是一首对具有廉直美德官吏的赞美诗：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一章）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章）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三章）[1]340

诗的一、二章开头，以兴而比的手法，用服饰之美盛，比为官者之美德。第一章以“洵直且侯”说为官者确实因正直而美，并进而赞美他坚持正直之道能做到“舍命不渝”。第二章赞美好官吏“邦之司直”，能为国家主持直道。第三章赞美好官吏是“邦之彦兮”，具有“洵直”、“司直”之德的官吏就是国家的俊杰之士，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戴。

《大雅·烝民》是一首赞美周宣王的大臣仲山甫美德的诗，其第五章说：

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1]569

这一章意为俗话说“软的就吃下去，硬的就吐出来”，而仲山甫是一个软的不吃、硬的不吐之人，他不欺侮鳏孤弱者，也不惧怕强横凶悍之人。实际上，这里宣扬了面对威逼利诱时应取“软硬不吃”的态度。所谓“软”，包括拉拢、贿赂、结党营私等行为；所谓“硬”，包括因利诱拉拢不成而采取的排斥打击等行为。“不侮矜寡”在字面上说不欺弱者，但实质上是说不欺压老百姓，无节制、无休止地盘剥压迫老百姓，不是清廉正直之官的德行。在这里，诗人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廉直官员的形象。

贪财、享乐、好色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也是贪官污吏的一大通病。贵族统治集团的成员如果贪得无厌、肆意纵欲，则必将政治引向腐朽黑暗，危及国家的政权。因此，贵族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便常常敲响这面警钟，要求应加强自警自律，不要过分纵情享乐、贪财好色。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成王长大后，周公害怕成王“有所淫佚”，于是写《无逸》“以诫成王” [3]。实际上，这是一篇由史官记录下来的周公对成王的训诫谈话。在《无逸》中，周公明确提出“君子所其无逸”，即不要贪图安逸享受的观点，告诫成王“无淫于观（欢）、于逸、于游（玩）、于田（田猎）” [1]222。周公的这一思想，在《诗经》中也有反映。

《唐风·蟋蟀》三章，以重章复沓的形式，表达了一位官吏自警不要过分贪图享乐。其第一章说：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1]361

诗中虽有“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的及时行乐思想，但诗的主旨还是在于自警自律。诗人说享乐是可以要的，但不要过分，应当常思自己所居的地位、职守，不要放纵享乐，贤良之士对此要时刻警惕在心，多所顾虑。为何要“瞿瞿”自警，节制“好乐”？乃因“职思其居”，“职思其忧”（三章）。换句话说就是放纵享乐会危及你的地位，会给你带来忧患和灾难，故不得不对此自警自律。

《大雅·皇矣》是一首叙述周人祖先开国历史的史诗，其中在颂扬周文王的文德武功时，特别提到文王在对待享乐问题上有着自律的美德。诗在第七章中借上帝之口赞美文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522

文王的“明（美）德”，在这里表现为不注重“声以（与）色”和不依恃“夏以（与）革”，即不贪图声色狗马之乐，不依靠夏楚扑打及鞭刑治民（用马瑞辰说）。文王能做到远离声色、宽缓刑罚，这就使他在不知不觉中遵循了上帝的法则。将能节制声色享乐提到遵从天命的高度，而且还要求君王以身作则，可见周代统治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鲁颂·泮水》在第四章中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1]611要求君王（包括各级官员）要修明德行，以恭谨的态度树好自己的形象，为万民做好榜样。这里所说的“威仪”，就是要求为官者注意自己的形象，作为“民之父母”（《大雅·泂酌》）[1]544的各级贵族统治者，如果过度追求奢靡享乐，那么，他在人民心目中就绝不会是好形象，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追求，也是贵族统治阶级的期望所在。《礼记·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1]1673又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1]1674这种思想，在《诗经》中也有着形象的表达。

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在古人看来，应以美满和谐为佳，《小雅·常棣》第七章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1]408这里以琴瑟音调的和谐比喻夫妻关系的和美，以兄弟欢聚来展示兄弟情深。第八章还专门针对男方提出“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1]409的要求。“室家”，指家人，包括兄弟姊妹。“帑”，通“孥”，指子女。怎样才算得上与“妻子好合”，与兄弟“和乐且湛”？《大雅·思齐》提出了两项标准：妻子应做贤妻良母，丈夫应以身作则，为妻子、兄弟作出榜样。《思齐》四章，其主旨是歌颂周文王的美德。《毛诗序》说：“文王所以圣也。” [1]516郑玄《笺》：“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1]516《思齐》前两章点明文王所以“圣德”，是在于他能“齐家”：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一章）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二章）[1]516

诗的第一章赞美周人三个君王的妻子，即太任（王季妻，文王之母）、太姜（太王古公亶父之妻，王季之母）、太姒（文王之妻），说她们都是端庄贤慧、令人敬仰的好妻子（思，语词。齐，通“斋”，庄敬）。正因为家有贤妻，这几位君王才能建功立业，治理好邦国。同时还点出贤妻必是良母，如太姜之于王季，太任之于文王，说明有好母亲，就能养育出好儿子。第二章赞美文王，说他孝顺宗庙里的列祖先公，先公的神灵因而无所怨恨和伤痛。文王为妻子作出了榜样，再推广至兄弟，更推及到治理国家。如果说第一章是从妻子的角度讲齐家与治国的关系，那么第二章则从丈夫的角度讲齐家与治国的道理。俗话说妻贤夫祸少，妻贪夫祸至，丈夫廉正则妻不能贪邪或不敢贪邪。文王不仅“刑于寡妻”，给妻子作出榜样，还“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就是说，不仅要管束好家中的妻与子，还要管束好所有的亲属，更要管束好所有的下属，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

《诗经》还从反面指出君王若不管束好家人、亲属和下属，不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还会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西周末君幽王的宠妃褒姒批判上：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小雅·十月之交》）[1]446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大雅·瞻卬》）[1]577

在《十月之交》中，诗人将褒姒与皇父等七个倒行逆施的权臣并列，说她“煽方处”，气焰嚣张，与皇父等七人勾结在一起，败坏朝纲。在《瞻卬》中，诗人把褒姒比作恶鸟枭鸱，说她鼓动长舌，搬弄是非，是灾祸的根源。郑玄《笺》：“今王之有此乱政，非从天而下，但从妇人出尔。又非有人教王为乱语，王为恶者，是惟近爱妇人，用其言故也。” [1]577褒姒乱政的恶果，在《小雅·正月》中说得更直白：“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1]443将西周灭亡的责任完全推在褒姒的身上。这里姑且不讨论这一“女人祸水论”的是非，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高度重视统治者的夫与妻在为政清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治国安邦中所起的作用。诗人希望统治者夫妻的言行举止、道德情操能像《思齐》中所赞美的王季、太王、文王那样，做到夫正妻庄，而不是像幽王与褒姒那样夫恶妻邪。

尽管贵族统治阶级标榜为政清廉，提倡爱民，反对苛政，反对奢侈糜烂的享乐，但由于剥削阶级的本性，这些要求对于贵族统治者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往往变本加厉地追逐贪腐奢靡，这自然会使政治日趋腐朽黑暗，也必然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和反抗，也使得贵族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对贪腐聚敛、骄奢淫逸的为政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邶风·雄雉》四章，是一个妇人怀思仕宦在外的丈夫的诗。诗的前三章写思妇的思念之情，第四章写思妇对丈夫的叮嘱：“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1]302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为官者，往往没有廉耻，没有道德，如果能做到不忌恨加害他人，不贪求财物，则何事做不好呢？看来，这个妇人对包括她丈夫在内的朝廷百官“不知德行”的品性是很有了解的。《韩诗外传》卷一第十三至十五章三引“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并推演其义为“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也。信哉，贤者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 [4]。在思妇看来，丈夫只有做到为官以德，不忮不求，才能无害无祸，平安吉利。如果说《雄雉》对贪官污吏的批判还比较委婉温和，那么，《大雅·桑柔》则对周厉王及其统治集团作了最为直接、有力的批判。《左传》文公元年载秦穆公赋周芮良夫之诗，所赋诗句就是《桑柔》的第十三章，据此知《桑柔》为周厉王的臣子芮良夫所作。厉王时期，政治黑暗，厉王暴虐，阶级矛盾尖锐激烈，结果是人民暴动，厉王逃亡到彘地。该诗的第十三章把矛头直指“贪人”：“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1]560“贪人”，指贪赃枉法者。“败类”，毛苌《传》：“类，善也。” [1]560败类意即迫害好人。正因为“贪人败类”，才致使民不堪命。所以《桑柔》的第十五章和十六章揭示了官逼民反是天下大乱的原因。

《小雅·十月之交》对贪官污吏的恶行作了具体的揭露。诗的第五章点名道姓地指斥大臣皇父“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1]446。贪官污吏对于民众，稍不如意，便以拆毁房屋、淹田成池、使田荒芜等手段相惩处，还说不是我要加害你，是按礼法制度才这样做的。把对民众敲诈勒索的行为，说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真是强盗逻辑。诗的第六章揭露皇父作为朝廷用事大臣，却卖官受贿，大肆搜刮财物：“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 [1]447“亶”，信也，的确。“侯”，是。毛苌《传》：“‘择三有事’，有司国之三卿，信维贪淫多藏之人也。” [1]447郑玄《笺》：“专权足矣，自比圣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敛多藏之人，言不知厌也。” [1]447诗人在这里以讽刺的语言，说皇父很“圣明”，他在封地修建都城，选用的三个臣子搜刮了很多财货。诗人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买官者和卖官者都是贪得无厌的赃官。

《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反映了贵族统治阶级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如《秦风·车邻》“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1]369；《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慆” [1]361等。享乐思想是贵族统治集团从上到下的共有思想，《大雅·灵台》写周王（具体为哪代周王，无法确定）兴建的享乐场所，那里有楼台亭阁、畜养鸟兽的林囿、鱼儿畅游的池沼、安置有钟鼓器乐等，供上层贵族娱乐享受。诗的本意是歌颂周王，粉饰太平，但却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上层贵族过着如此豪奢的享乐生活。

追求享乐，奢靡成风，上行下效，是贵族统治阶级的普遍现象。为什么要及时行乐？除了剥削阶级本性外，还有他们深感人生无常、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势下，不如抓紧享乐，如《小雅·頍弁》所言：“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1]481此外，及时行乐还出自剥削阶级极端自私的思想。《唐风·山有枢》说：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一章）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二章）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三章）[1]361

这首诗的作者劝勉贵族们活一天就要享乐一天。也就是说，贵族们虽然拥有华服、车马、豪宅、美食等，如果舍不得享用，你一旦死了，你所有的财产都要归于别人了。诗中反复用“宛其死矣”之后，将会“他人是愉”、“他人是保”、“他人入室”来表达这一意思。

剥削阶级的厚葬，大概就是这一极端自私思想的一种表现。《曹风·蜉蝣》揭露了贵族们哪怕死到临头，也要奢侈享乐。诗的第一章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1]384诗人将朝生暮死的昆虫蜉蝣比作死期将至的贵族，以蜉蝣美丽的羽翼比作贵族华丽的衣服，实则是指贵族奢侈的享乐生活。朱熹《诗集传》说：“此诗盖以时人有玩细娱而忘远虑者，故以蜉蝣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犹衣裳之楚楚可爱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忧之，而欲其于我心归处耳。” [5]尽管心之忧矣，不知哪里是归宿，尽管朝不保夕，死丧将至，依然“衣裳楚楚”（一章）、“采采衣服”（二章）、“麻衣如雪”（三章），依然纵情享乐。历史上许多亡国之君的享乐行为，与《蜉蝣》所批判的情形如出一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6]，便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概括。

中国人自从学会了酿酒，酒便与中国人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凡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各种宴会，都离不开酒，或饮酒助兴，或借酒浇愁，或恃酒使气等。《诗经》中不乏对酒的描写，如《小雅》中的《鱼丽》、《南有嘉鱼》、《鹿鸣》、《伐木》等皆是。适量饮酒，或无可厚非，但如果酗酒，则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统治阶级成员，如果都像《小雅·湛露》所描写的“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厌厌夜饮，在宗载考” [1]421那样，成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则会助长腐败，败坏朝政。《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对此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大雅·抑》是一首讽谕诗，是《诗经》中字数最多的一篇（469字），主要内容是告诫执政者要修德守礼，谨言慎行。诗的第三章是对执政者酗酒失德的揭露和批判：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1]554

诗的意思是说执政者把政治搞得混乱不堪，败坏道德，沉湎于酒，你们只是放纵逸乐，不考虑将来，也不广求先王的治国之道，执守英明正确的法典。诗人对执政者溺酒败德、淫乐荒政作了严厉批判，指斥尖锐直接。

贵族统治者“不醉不归”的目的，除了要及时行乐外，还有以饮酒作乐为形式，来达到结党营私之目的。《小雅·正月》第十二章就揭露了这一事实：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1]443

这一章的要点是说以美酒佳肴来“洽比其邻，昏姻孔云”。“洽”，融洽；“比”，亲近；“邻”，近，指同类人；“云”，周旋（用马瑞辰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诗言小人朋党，饮食宴乐，合和近邻，周旋昏姻。” [7]这就是说，通过宴饮，联络朋党感情；在酒桌上周旋婚姻之事，是为了构建裙带关系，目的都是朋比为奸。诗人大概没有与他们结为朋党，故有“我独”之叹，又为这种朋比为奸、政治腐败的现象感到非常愤恨和痛心，故而“忧心慇慇”。

《小雅·宾之初筵》反映了贵族统治者“不醉反耻”，以不喝醉为耻辱，整天过着大吃大喝、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诗中对贵族酗酒失德的种种丑态作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三章）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四章）[1]484–487

诗中细致地描绘了贵族们未醉、刚醉、烂醉的变化。未醉时衣冠楚楚，温文尔雅，恭谨庄重；初醉后举止失控，轻浮放肆起来，不管什么威仪礼节，或离席乱走，或乱舞乱跳，轻薄粗鄙；烂醉后或乱喊乱叫，或打翻杯盘，或歪戴其帽，或东倒西歪地狂舞不止。诗人把酒后失德的种种丑态穷形尽相地勾画了出来。诗人对这种酗酒行为极为不满，在第五章提出纠正措施：“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即设立酒监和酒史之官，酒监监督酒宴，防止醉酒发疯失礼；酒史纪录宴会情况以上报。本来，大吃大喝，饮酒无度，纵乐荒政是贵族统治阶级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对此，周公曾专门作《酒诰》谈戒酒问题，他告诫康叔说：“文王诰教小子（文王子孙）有正（大臣）有事（小臣），无彝（常）酒，越庶国（同时也要求诸侯国君），饮惟祀（只有在祭祀时才可饮酒），德将无醉（以德律己，不要喝醉）。” [1]206在《酒诰》中，周公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戒酒措施，规定不得“群饮”、“崇（尽情）饮”，否则“杀之”。对包括康叔在内的各级统治者提出“刚制于酒” [1]207，即强制戒酒。《诗经》中对醉生梦死、酗酒败德乱政的批判，正是基于对当时“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的风气有感而发的。

贪财与好色，腐败与堕落，在剥削阶级那里，总是有着孪生关系，因好色而贪财，由腐败而堕落。强占民女、追逐美色、乱伦悖礼，在剥削阶级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其后果必然使朝政败坏、社会不稳定。

《诗经》中批判贵族统治者荒淫生活的作品，主要在国风的一些诗篇里。如《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卫宣公淫乱的诗。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卫宣公曾与他父亲的妾夷姜通奸，生子名急（《史记·卫康叔世家》作伋），后来他为伋聘娶齐国的女子为妻，这个女子很漂亮，卫宣公就自己娶了她，是为宣姜。《毛诗序》：“《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 [1]311卫国人民对卫宣公上淫其母（庶母），下占儿媳的丑恶行径非常愤慨，便以齐女的口吻，唱出《新台》这首诗来鞭挞卫宣公的丑恶灵魂。又据《左传·闵公二年》载，卫宣公死后，年幼的惠公即位，其母宣姜公然与她的庶子公子顽私通，生了五个子女。卫国人民对这种乱伦行为非常厌恶，《鄘风·墙有茨》对这一宫中淫乱之事作了辛辣的讽刺：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一章）

墙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二章）

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三章）[1]313

诗用蒺藜（带刺的植物）难扫难除，比喻要讲出“中冓之言”则污口，意即宫中肮脏污秽之事，简直说不出口，如果说出来，则太丑恶了。

《左传·桓公十八年》载，鲁桓公三年，桓公娶齐女文姜为妻，文姜未嫁时，便常与其兄齐襄公通淫。鲁桓公十八年，文姜与桓公一起到齐国去，桓公发现了他们兄妹的奸情，便斥责文姜，文姜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恼羞成怒，派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桓公死后，文姜便肆无忌惮地经常到齐国与襄公幽会。《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三篇，就是齐国人民对文姜与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齐襄公通淫这件伤风败俗、骇人听闻的丑事所作的无情揭露和批判。

《陈风·株林》是讽刺陈灵公君臣淫乱的诗，据《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载，陈国大夫夏御叔的妻子夏姬很美，生子名徵舒字子南。夏御叔死后，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贪恋夏姬的美色，都与夏姬私通，君臣三人还贴身穿着夏姬的汗衫在朝廷上相互开玩笑，这真是无耻之极，大臣洩治看不过去了，站出来谏止反而被杀。他们在夏家喝酒时，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徵舒长得像你。”仪行父说：“也像君王。”夏徵舒愤恨到了极点，待陈灵公出去，夏徵舒随即射杀了灵公，孔宁、仪行父逃亡到楚国。《株林》诗曰：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一章）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二章）[1]378

诗的第一章说陈灵公君臣三人打着找夏徵舒的幌子到夏家，第二章说他们到夏家的目的是淫乱于夏姬。“朝食”是古人言及两性情欲的隐语，“朝食于株”，即在株林干淫乱之事。诗虽短，却一针见血，讽刺极大。贵族统治者荒淫无度，必然带来灾难性后果，陈灵公被杀，孔宁、仪行父出逃，就是一个证明，而且，还会带来亡国的危险。《左传·宣公十一年》载，陈灵公死后不久，楚庄王借口帮助陈国平定夏徵舒弑君作乱，把军队开进陈国，在杀死夏徵舒、占领陈国后，楚庄王宣布将陈国设置为楚国的一个县，如果不是因大臣申叔时劝谏而作罢，陈国也就会因君臣淫乱而亡国。

自从周初统治者鼓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1]1795、“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周颂·时迈》）[1]589、“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1]505以来，以德治国便成为两周政治的正统思想。《诗经》中的作品，只要言及政治，都不离德治之宗。《诗经》中言反腐倡廉，也不离德治的规范。《诗经》中倡导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敬天爱民、修文偃武、选贤纳谏、忠孝友爱等方面。《诗经》所表达的廉政观，与德治精神相一致，是德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所谓敬天，就是一切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大雅·大明》）[1]505。如果遵从上帝旨意，就会由弱变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通丕，大）显，帝命不（丕）时（善）。”（《大雅·文王》）[1]503反之，就会由强变弱，失去王权：“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雅·文王》）[1]504不仅在大政上要“顺帝之则”（《大雅·皇矣》）[1]522，就是生活中的饮酒作乐，也要遵从上帝的旨意，不得酗酒：“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衍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大雅·荡》）[1]553诗中指出，放肆饮酒作乐，不分白天黑夜，一边喝，一边狂呼乱叫，通宵达旦，无休无止的行为是不合上帝旨意的。周公甚至认为，商朝灭亡的一大原因是由于殷商君王不遵从天命，带头酗酒：“嗣王酣身”、“荒腆于酒”，下面的大小臣子“庶群自酒，腥闻在上”，酒气熏天，触怒了上帝，“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尚书·酒诰》）[1]207。

爱民是德治思想之一，《诗经》对此宣扬最有力。《大雅·泂酌》要求国君做到“民之父母”、“民之攸归”、“民之攸塈（爱）” [1]544，《大雅·皇矣》提出“求民之莫（安定）” [1]519，《小雅·天保》说：“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1]412这是说维持温饱是人民的基本要求，能做到这一点，人民都会为你的恩德所感化。如果在爱民方面做得较好，则会受到赞扬，如周大臣召伯勤政爱民，得到召地人民的爱戴，唱出《召南·甘棠》一诗赞颂他。传说召伯曾在召地一颗甘棠树下止息、听讼断狱，召地人民因物思人，对甘棠树“勿剪勿伐”、“勿剪勿败”、“勿剪勿拜” [1]287，保护这棵甘棠树以作纪念。如果在爱民方面做得很差，则会受到痛骂，如《豳风·狼跋》把贪官污吏比作害人的毒蛇，把“德音不瑕（嘉）”的官吏比作豺狼。如果说，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对爱民之德还有所重视，那么，西周末年的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已是肆无忌惮了。所以《大雅·民劳》不得不提醒统治者“民亦劳止，汔可小息” [1]548。爱民、惠民，是廉政的表现，反之，则必然是贪腐暴虐的政治。

《诗经》廉政观都能从德治思想中找到它的渊源，如选贤纳谏。所谓“选贤”就是要选出清廉正直的官吏，营造见贤思齐的风气。如果贪官上台，就必然掠民残民，败坏政治。所谓“纳谏”，就是要发扬耳提面命的直谏精神：“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大雅·抑》）[1]556使政治循正道而行。所谓“修文”，就是要坚持和加强礼乐教化，遵从礼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加强修养，自警自律，“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1]1673从廉政角度讲，从政者要戒贪、戒奢、戒逸、戒淫，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所谓“偃武”，除了不轻起兵革战端，避免劳民伤财外，还包括不对人民施以酷刑重罚的暴虐之政。至于“忠孝友爱”，就廉政而言，统治者贪腐荒淫，势必民不堪命，迫使人民造反，危及贵族统治，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对君王、对列祖最大的不忠不孝。而所谓“友爱”，是说兄弟之间、同僚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正心、诚意、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基础上，而不是酒肉朋友、朋比为奸，或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搞得天下大乱、天怒人怨。

周代德治思想的产生，是以商周交替时的社会变革为契机的。殷商文化是以神为本的文化，在殷商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现存的社会由上帝创造并永远由上帝维持，因此人们对上帝无条件地绝对崇拜和依赖。当周代商后，固守这一传统思想的人便怀疑周武“革命”的合法性。新上台的周贵族统治集团为了从理论上说明周代商的合法性和求得周统治的长治久安，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政治家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维新，他们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制礼作乐，创建礼制文化。他们一方面保留了殷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同时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认为要保住天命常在于己，就必须明德慎罚，实行德政。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国家的兴亡主要取决于人心向背和民生的安定与否。周初统治者强调必须加强德行修养，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对上帝的作用有了某种限制，对人的作用有了某种突出，变殷商对上帝绝对的无条件的崇拜和依赖为相对的有条件的崇拜和依赖。德治的推行，客观上促成了周初统治者注意缓和阶级矛盾，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休养生息，这也促使周文化从殷商的神本文化走向了人本文化。

总之，《诗经》廉政观是周代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 [8]。《诗经》中的一些诗篇警告贵族统治者必须吸取历史教训，如果毫无节制地横征暴敛、贪赃纳贿、挥霍享乐、醉生梦死、荒淫无耻，就会重蹈夏、商亡国的覆辙，给周王朝带来覆灭的危险。《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1]554《大雅·文王》：“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1]505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是我国三千多年前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诗经》里的一些诗篇所具有的鲜明的反腐倡廉的思想意识，是我国自西周以来所开创的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秦时代廉政文化的文学再现。《诗经》的廉政观源于周代的德治思想。“德治”是西周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要落实以德治国，就必须力推反腐倡廉。《诗经》之后，无数先贤志士继续将《诗经》的廉政观发扬光大，不断给后人以警策和鼓励。历史证明，凡官贪政腐的结果必定是政局动荡、民怨沸腾，并直接影响着政权的兴衰存亡。以古鉴今，今天研读《诗经》，吸取《诗经》廉政观的精华，发扬我国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率先垂范，坚持严以律己，增强廉政意识，营造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社会氛围，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并会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