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1500年前的一场“法庭辩论”

　　《公主之死》封面

　　公元六世纪，北魏孝明帝时期，发生了一桩宫廷血案：孝明帝的姑姑兰陵长公主被她的丈夫即驸马刘辉暴力殴打，腹中胎儿夭折，不久后长公主死去，凶手刘辉畏罪潜逃。

　　孝明帝即位时只有6岁，总共在位11年。这么年轻的小皇帝当然难以主持朝政，政事便由他的母亲灵太后代为打理。宫廷发生这样一桩惨案，灵太后一方认为，案犯刘辉犯下了“谋反罪”，理应严厉惩处。李贞德先生的这本《公主之死》以“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为副题，围绕北魏驸马刘辉“殴主伤胎案”，就如何处置“犯罪嫌疑人”刘辉及刘辉的两个情人张容妃和陈慧猛等人，作者正是从对立的观点及他们各自的论证中，向我们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皇室与汉化官僚集团的冲突，同时也揭示了那个时期以及直至唐代的古代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

　　此案并非一句“殴主伤胎案”那么简单——就像法官审案，需要了解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在大部分国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风流无比，但也有例外。据说南北朝时期的妇女都“善妒”，甚至以此为“妇道美德”，强调“以妒防奸”，因此“善妒”也就成为女性出嫁前所必修的课程之一。刘宋时代就有人编了一本《妒妇记》来调侃这种“妻管严”现象，而兰陵长公主正是当时妒妇的典型代表。

　　长公主是北魏孝文帝的女儿，驸马刘辉是南朝叛将刘昶的孙子。两人结婚后，兰陵长公主继承了“善妒的美德”，对驸马爷管束严苛，曾经将与刘辉有染的一个怀孕了的婢女开膛剖腹处死，二人也因此决裂并离婚。如果二人就此分道扬镳倒也罢了，但不久长公主又请求复婚并得到太后允许，二人因此又成夫妻。后长公主怀孕，其间刘辉又在外面寻花问柳，与平民张容妃和陈慧猛有染，公主大怒，与驸马冲突，“刘辉在忿怒之中将公主推到床下，又用脚踩踏她的肚子，导致公主流产，最后终于因此次受伤过重而去世”。之后刘辉跑路被以谋逆通缉，张、陈及其兄弟4人被捕入狱。

　　此案中5人如何定罪，北魏朝廷意见不一。以灵太后为代表的皇室及门下省坚持处死刘辉及其情妇，理由是他杀死了皇室血脉——公主的孩子，而他的情妇破坏皇室婚姻，均属大逆不道；同时，应将其情妇各自的兄长发配，理由是他们预知奸情却不加防范。灵太后及门下省的观点更多的是基于灵太后的“女权意识”、姑嫂亲情以及皇室尊严。

　　而以崔纂和游肇等人为代表的尚书省汉化官僚集团则结合当时的律法，坚持以斗殴杀子罪惩处刘辉：首先，兰陵长公主已出嫁，女子出嫁从夫，她的首要角色是刘家的媳妇，而非皇家的长公主；她怀的孩子虽有皇室血液，但这孩子更是刘辉的儿子。因此，刘辉“殴主伤胎案”应属家庭暴力犯罪，而不属犯上谋逆，不能适用谋逆的律法。《斗律》中写得明白：“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这条律法的背后，是父系伦理的传统。

　　其次，刘辉的两个情妇——张容妃和陈慧猛犯的是通奸罪，应依通奸罪处以徒刑。同时，由于二人是“殴主伤胎案”的从犯，理应待刘辉被缉拿归案且定罪后才能定罪。而张容妃的哥哥张智寿和陈慧猛的哥哥陈庆和不应被治罪。理由是二女已经出嫁，“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二女的犯罪连坐责任已经迁移到夫家，与娘家的兄长脱离了关系。同时，由于二女犯的哥哥属于“期亲相隐”的范围，所以张智寿和陈庆和即使知道妹妹通奸也可以合法隐瞒，国家不能因此治二人罪，否则有违礼法。

　　其三，犯罪案件应该由尚书省下的刑部负责审理，负责沟通内外朝的门下省无权就“殴主伤胎案”发表看法，更不能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在尚书三公郎中崔纂看来，根据儒家家族伦理原则，兰陵长公主腹中夭折的胎儿其最优先和最首要的身份，是刘辉的后代。他引用北魏刑法的律令，指出刘辉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过也就判个四五年徒刑，以谋反罪判死刑显然过重。

　　或许在崔纂自己看来，他敢于顶撞朝廷，主持正义，俨然是贤臣的表率。然而，作为女人的灵太后却不这么看。她先是亲自参加长公主的葬礼，“哀恸逾恒”，随后下诏剥夺崔纂的职权，支持崔纂的两个大臣也被暂停薪水。最终皇权介入司法，定驸马死罪，处死两名与他有染的平民妇女。我们今天或许觉得这个结果更为合理公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判决结果更多地体现了家族复仇的原则。当然，司法制度的动力就是人们的复仇之需：如果受害人或其亲人没有复仇意识，司法审判就很难启动。灵太后正是出于为小姑复仇的心理，作出了一个干预司法的裁决，其关键在于，权力之手的任性。此案最终以作为女人的灵太后战胜作为儒家伦理代言人的男性大臣而告终。

　　《公主之死》的作者李贞德也是一位女性，她敏锐地注意到，灵太后本人的性别或许也在此案中起到了微妙的作用，但作者指出，灵太后处死两名民妇也反映了她的阶级偏见，太后的判决与其说是基于女权的立场，不如说是基于皇权的立场。

　　这起案件一波三折，情节跌宕起伏，集合了各种戏剧性元素：豪门恩怨、宫廷秘闻、家庭暴力、通奸与不忠、司法诉讼、通缉追捕……还有当时的种族背景和“国际背景”。公主本人是鲜卑族，而驸马则是投靠北魏的原南朝刘宋皇室成员。发生在1500年前北魏王朝的这个皇族家庭纠纷及案件，由此具有了一种典型意义，引发了长久的关注。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将此案列为中古最经典的司法案件之一，而它也恰好符合现代新史学对妇女史和法制史的关切。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解读《公主之死》，也让今天的我们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