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物价指数考略

随后陆续出现的物价指数主要有，唐启宇 1924 年运用海关资料编制的 1867—1922 年 28 种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卜凯( John Buck) 1925 年编制的 1864—1923 年河北盐山 8 种商品和 1875—1923 年山西武乡 9 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 1925 年编制的上海输出入( 批发) 物价指数，孟天培与甘博( Sidney Gamble) 1926 年编制的 1900—1924 年北平 7 种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广东省政府农工厅 1926 年编制的广州 1912 年以来 205 种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时名“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 1927 和 1928 年开始发布的天津外汇指数和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在此之后，各类物价和其他经济指数的编制渐成学术潮流，越来越多的学者、团体和政府机关参与到了指数编制工作中来，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各类物价指数已经有百余种之多。

早在民国时期，何廉、冯华年、盛俊、森田优三、陈善林等学者就已经对当时中国各类物价指数的编制情况进行过阶段性地总结，②其他关于物价指数编制方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的讨论文章更是不胜枚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更多的近代物价指数资料得到了整理和出版，主要包括《外汇统计汇编·初集》《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1921 年—1957 年) 》《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初编》等; ③此外，王剑锋、王玉茹、刘兰兮、武强等学者还对近代物价指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④赵章甫、朱君毅、李惠村、莫曰达、马敏、陆汉文等对我国近代统计史的研究也都涉及到了一些有关近代物价指数的资料。⑤

但总体而言，上述大部分指数资料汇编都是从某个编制机构或某个图书馆藏出发进行的搜集和影印，涉及的指数种类相对有限，有时对一些指数资料搜集的年份也不完整; 学术论文则大多是着眼于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既定年份的少数几项指数，还没有对近代中国物价指数总体状况进行归纳和分类的研究。而且，由于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统一完善的现代统计制度，不同机构编制的物价指数在编制方法、资料来源和覆盖时间上都很不一致，即使是同一机构的同一指数，有时也会不断调整其编制方法和商品种类，这些都给我们使用这些史料造成了很多困扰，目前也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对这些指数资料进行详细地梳理。此外，近代物价指数编制机关十分庞杂，往往存在数家机构编制同一地区的物价指数，而指数的构成与编制方法各异; 或者当一家机构停编某项指数后，又由其他机构进行续编等情况，加上当时学术专著和期刊在引文标注等方面还不够规范，常常出现编制机关与发布机构混淆的情况，如果不加甄别，也会为我们使用这些指数资料带来麻烦。

① League of Nations，Memorandum on Currency，1913 － 1923，Geneva: Printed by A. Kundig，1924，pp. 226 － 227.

②参见何廉《二十余年来我国已编之物价指数》，《银行月刊》第 7 卷第 2 号( 1927 年) ; 冯华年《中国之指数》，《经济统计季刊》第 1 卷第 4 期( 1932 年) ; 盛俊《近十年来中国物价指数之回顾》，《新中华》第 3 卷第 14 期( 1935 年) ; 森田优三著，许亦非译《物价指数之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330—369 页; 陈善林《统计学》，中华书局 1941 年版，第 624—660 页。

③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 《外汇统计汇编·初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 1950 年版; 商业部物价局编: 《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商业部物价局 1955 年版;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合编: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1921 年—1957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孔敏等编: 《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8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初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参见王剑锋《我国物价指数编制的历史沿革》，《南开经济研究》1990 年第 4 期; 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玉茹《城市批发物价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5 期; 王玉茹《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变动趋势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刘兰兮《厦门 15 种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的编制与辨析( 1929—1935)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4 期; 武强《民国时期上海市场的对外联系: 以1921 ～ 1937 年贸易和物价指数为中心的分析》，《史学月刊》2010 年第 9 期。

⑤参见赵章甫《中国统计简史》，《财经研究》1982 年第 2—6 期; 朱君毅《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8 年 版; 李惠村《中华民国时期统计史略》，《现代财经》1993 年第 5 期; 莫曰达《中国近代统计史》，统计出版社 2006 年版; 马敏、陆汉文《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6 期。

本文试图对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做一个较全面地梳理和介绍，分城市物价指数和乡村物价指数两部分，对主要物价指数的编制机关、商品种类、起讫时间和发布情况进行初步考实。以便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按图索骥，选择适合自身研究需要的物价指数，进而做出进一步的修正和使用。

二、 近代中国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

（一）上海趸售及零售物价指数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我国物价指数编制工作的真正起点和编制机构最多的地区。自 1919 年开始，先后有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 后并入国定税则委员会) 、中国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研究所、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上海市政府统计处) ①等机构编制过各类上海物价指数。

1919 年 1 月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成立后，即在盛俊的主持下于当年 9 月正式推出“上海物价指数”，最初在《银行周报》《实业旬报》等期刊上发布，后分别于 1923 年 3 月和 1925 年 10 月创办《上海货价季刊》( 1934 年后改为《上海物价年刊》) 和《上海物价月报》进行专门刊载，并从 1925 年 5 月开始增加“上海输出入物价指数”，同时将原来的“上海物价指数”改称“上海趸售物价指数”。1929 年 4 月，驻沪调查货价处裁并归入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继续编制并在前述期刊上发布相关指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物价年刊》和《上海物价月报》相继于 1938 年和 1940 年 6 月停刊，1941 年 5 月， 《上海物价月报》复刊并于次年增加发布“上海零售物价指数”，直至 1945 年 5 月再次停刊。

其中，“上海趸售物价指数”( 原“上海物价指数”) 最初以 1919 年 9 月为基期，涵盖粮食、其他食品、疋头及其原料、金属、燃料、建筑材料、工业用品、其他货品共八大类 151 种商品，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 1920 年 6 月调整为 147 种商品; 1931 年 6 月又改为以 1926 年全年为基期，并重新计算1921—1926 年的数据，计算方法也改为简单几何平均法，商品种类再次调整为 155 种( 后减少为 154 种) ，直至 1945 年 3 月为止。其物价资料来源于各行业店铺的按期报告，1925 年以前使用的是每月最后一个周三的价格，1925 年为每月 15 号的价格，1925 年以后改为每月 1 号和 15 号的平均价格。“上海输出入物价指数”最初采用环比指数的方式，至 1931 年也同样将基期改为以 1926 年全年为固定基期进行编制，至 1936 年 12 月为止。其所涵盖的商品最初为 1923 年海关关册记录的上海口岸输出入价值 50 万两海关银以上的商品共 194 种，后修正为 1925—1927 年平均输出入值 50 万两海关银以上的货物，共包括输出商品 66 种、输入商品 109 种。② “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以 1936 年全年平均为基期，涵盖商品有食物、衣着、燃料、杂项四大类共 66 种，结束时间为 1945 年 4 月。

除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和国定税则委员会外，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会也曾以 1936年为基期，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编制过 1936—1945 年“上海一般( 批发) 物价指数”和 1942—1945 年“上海零售物价指数”，发表于该会《每月统计》期刊。其中，“上海一般物价指数”在 1937—1941年为追溯编制，涵盖食物、纺织品、金属、建筑材料、化学品、燃料和杂项七大类共 78 种商品，1942 年以后为直接调查，商品数量减少到 57 种( 1943 年 8 月后为 56 种) 。“上海零售物价指数”涵盖食物、燃料、衣着和杂类四大类共 64 种商品。值得一提的是，1945 年 10 月中国经济研究会停编“上海一般物价指数”后，由方显廷、何廉等创办的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又续编了这一指数，仍以 1936 年为基期，商品种类增加到 86 项，发表于《经济周报》等刊物，直至 1949 年初结束。

①其中，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制的“基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制的“重要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以及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及其下辖的上海市政府统计处) 主持编制的“各重要都市趸售及零售物价指数”均包括上海、重庆等多个城市，本文将在本节第 7 部分“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中进行专门介绍，这里不再重复讨论。

②除“上海输出入物价指数”外，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还曾编制过“上海输入货物关价指数( 1923—1927) ”和“增补上海输入物价指数( 1923—1927) ”，因为时甚暂，影响较小，兹不赘述。

（二）广州批发及零售物价指数

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和华南的经济中心，各类物价指数的编制也比较早。自 1926 年起，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建设厅、广州特别市政府统计股、中国经济调查社和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等机构均先后编制过广州物价指数。

广东省政府农工厅于 1926 年开始编制“广州批发物价指数”，以 1913 年为基期，起始时期 1912 年，最初采用算术平均法编制至 1925 年，自 1926 年后改为简单几何平均法，所涵盖的商品包括米、其他食品、衣料、燃料、金属建筑材料、杂项共计六大类 205 种，其价格资料均来源于农工厅派专员调查所得，每期指数均刊载于该厅统计科出版的《统计汇刊》和《广东省政府特刊》等期刊上。1928 年 9月政府改组后，该指数转由建设厅续编，相关制度如故，并在固定基期指数的基础上，增加了连环基期指数的编制，直至 1931 年 12 月停编。

广州特别市政府统计股的“广州市零售物价指数”编制工作始于 1930 年 3 月—9 月，选定基期和起始时间为 1926 年，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所包含的商品有食物、衣着、燃料、杂项共四大类 50 种，主要发表于统计股编辑的《统计周刊》等期刊。其中，1929 年 7 月前的物价资料来源于商店旧账，此后源自于统计股专员在南关、西关、河南三处市场零售物价的直接调查。1931 年 9 月后，由中国经济调查社接编，直至 1933 年 12 月。

1933 年广东省调查统计局成立后，即着手修订和续编前述两项“广州批发物价指数”和“广州市零售物价指数”。其中，新编“广州批发( 趸售) 物价指数”所包括的商品仍依照原广东省建设厅的六大类，数量调整为 190 种物品( 后减少至 180 种) ，以 1926 年为基期，对 1932 年以前的指数进行了重新计算，此后从 1933 年 1 月开始续编，每期刊载于《上海物价月报》《实业部月刊》等期刊，直至 1938 年 7 月为止。“广州市零售物价指数”也同样按照原来广州特别市政府统计股的四大类50 种商品进行编制，并以1926 年为基期，对 1933 年以前的零售物价指数进行了重新计算，从 1934 年 9 月起进行续编，在调查统计局所办期刊《统计月刊》《金融物价月刊》和《广东统计汇刊》上连续刊载，直至 1938 年 9 月为止。

（三）天津( 华北) 批发物价指数

天津是近代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和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自 1928 年开始，即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主持编制的“华北( 天津) 批发物价指数”问世，以中、英两种文字同时在《上海货价季刊》《统计月报》《工商半月刊》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己创办的《南开统计周报》《经济统计季刊》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e、Monthly Bulletin on Economic China、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等期刊上持续发布，并汇集成《南开指数年刊》和《南开指数专刊》，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华北( 天津) 批发物价指数”的商品构成按用途可分为食品、纺织品、金属品、建筑材料、燃品和杂项六大类 106 项，按加工程度可分为原料品( 下分农产品、矿产品、动物产品、林产品四小类) 和制造品( 下分生产品和消费品两小类) 两大类。在计算方法上，以 1926 年为基期，首先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出周指数，再用各周的算术平均数计算出月指数，根据各月算术平均数计算出年指数。1913 年至 1928 年 3 月的价格资料来自天津商铺的旧账，1928 年 4 月至 1937 年 6 月的价格资料则来自各行业商铺报告的每周市价。

全面抗战期间，天津沦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内迁至重庆，但鉴于该指数的重要影响力，1938年日本支那问题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续编，1942 年 7 月移至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续编，编制方法照旧，只是将基期改为 1936 年，按旬发布。抗战胜利后，联合征信所平津分所继其工作，将基期再度改为1937 年 1—6 月，直至 1948 年春该所撤销停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 1947 年回到天津后，对抗战时期和胜利初期上述机构所编制的物价指数进行了整理和重新折算，随后从 1947 年 5 月开始，再度派专员赴各商店采价并继续编制物价指数，同时对指数的商品构成补充了化学品类，使商品总数增至 127 项，并将月指数、年指数的计算方法调整为与周指数一样的简单几何平均法，直至 1952 年 3 月停编。

（四）南京、青岛、汉口物价指数

自 1930 年开始，国民政府工商部逐月派员调查南京、青岛、汉口三个城市物价并编制批发物价指数，1931 年工商、农矿两部合组实业部后，由实业部统计长办公室续编，在《统计月报》《物价统计月刊》和《上海物价月报》等期刊上发布。三种批发物价指数均以 1930 年为基期，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起讫时间均为 1930 年 1 月至 1937 年 4 月。其中，“南京批发物价指数”的商品种类最初为食料、衣料、燃料、金属及电器、建筑材料类和杂项类共六大类 118 种，1931 年减少至 106 种，1935 年 8 月再次调整为 92 种; “青岛批发物价指数”包含的商品为同样的六大类，共 122 种，后陆续减少至 121 种和120 种; “汉口批发物价指数”最初为六大类 118 种商品，1931 年减少至 111 种，1936 年增至 120 种。

除批发物价指数外，工商部还曾自 1929 年 1 月起根据金陵大学调查的物价数据编制过 1924 年 10 月以来“南京零售物价指数”，以 1926 年为基期，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涵盖食料、燃料、服用和杂项共四大类 73 种商品，在《工商半月刊》和《工商公报》等期刊上发表。1930 年 1 月后改由南京市政府社会局编制，至 1930 年 12 月停编。实业部统计处也曾以 1930 年为基期，编制 1930 年 1 月—1937 年 5 月的“青岛零售物价指数”，包括食料、服用、燃料和杂项共四大类 121 种商品( 1936 年减少至103 种) ，指数计算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

（五）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城市“中国每日物价指数”

1935 年5 月，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统计机关的主计处统计局，为研究市场波动、探测商情趋向，参照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指数、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指数和英国路透通讯社指数，创办《统计期讯·物 价》月刊，专门发布“中国每日物价指数”( The Daily Index of Staple Commodity Prices in China) 。

“中国每日物价指数”以 1934 年 10 月 14 日为基期和指数编制的开端，到 1937 年 4 月 30 日为止，由主计处统计局向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城市派遣调查员，专门调查各交易所、同业公会和批发商店中米、面粉、花生仁、茶、棉纱、生丝、羊毛、桐油、煤、生铁、烟草、水泥等 12 种商品的每日批发价格，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每期的《统计期讯》不仅刊载上述 12 种商品在 4 个城市各自的每日批发价格指数和汇总形成的“中国每日物价指数”，而且与美、英、日的每日物价指数和银价、外汇牌价进行比较，虽然指数编制的时间不长，但颇具独特价值。

（六）重庆零售与趸售物价指数

自 1936 年 1 月起，重庆市商会调查科就开始以 1935 年为基期编制“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最初包括食用、服用、原料及燃料、金属及建筑材料和杂项五大类共 63 种商品; 1937 年以后将基期调整为 1937 年 1 月，商品数量增至 78 种，并通过《经济杂志》和《四川月报》等期刊发布; 1938 年又以同样的商品种类增加编制“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资料均来源于每月派员赴市场调查所得，各期指数附载于重庆市商会各年度报告之后，直至抗战后期。

1937 年 5 月，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驻渝办事处开始编制“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以 1937 年 1 月为基期，包括食料、衣料、金属电料、建筑材料、燃料和杂项六大类 92 种商品，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1938 年 2 月，内迁至重庆的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成为其合作单位，改以 1937 年全年为基期继续编制，资料来源于建设厅驻渝办事处派员从各公会批发商或经纪人处抄录的账簿资料，每月调查三次，分别取当月 5 日、15 日和 25 日的价格，每期指数在《重庆趸售物价指数及趸售物价汇编》《四川统计月刊》《四川物价旬报》和《建设周讯》等期刊上发布，直到 1940 年 12 月因机构裁撤而终止。

1939 年 9 月，战时经济研究所开始根据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驻渝办事处所编“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和重庆市商会所编“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分别对其予以续编，改以 1937 年上半年为基期，只是对商品种类略有调整，趸售物价指数增至食料、衣料、五金电料、建筑材料、燃料和杂项六类 94 种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减少至食料、衣料、燃料和杂项四类 46 种商品，每月三旬分别派员从批发市场和市中心、城外、河边三处零售市场采价，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在《重庆市物价指数专报》逐月发布。1941 年 5 月，战时经济研究所更名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继续编制两项指数，直至 1945 年 1 月为止。

经济部平价购销处也曾在 1941 年 1 月和 4 月开始分别续编“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和“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均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以 1937 年上半年为基期，在《重庆市物价指数月报》《重庆市物价指数》等期刊上发布，直至 1946 年 12 月为止。其中，“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采用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驻渝办事处调查的 47 种商品价格和战时经济研究所的 12 种商品价格，另外又每月三次从重庆各大商店调查33 种商品价格，同时就同类物品现时价格之比推定 8 种商品价格，合计包括食料、衣 料、燃料、金属电料、建筑材料和杂项六类 100 种商品( 1942 年 9 月后减少至 94 种) 。“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则采用战时经济研究所调查的 21 种商品价格和重庆市社会局统计组调查的 7 种商品，另外每月三次从市场直接调查 31 种商品价格，同时就同类物品现时价格之比推定 1 种商品价格，合计包括食料、衣料、燃料和杂项四类 60 种商品( 1942 年 9 月后减少至 54 种) 。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曾依据与前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类似的方法编制重庆趸售物价指数，包括周指数和以此为基础计算所得的月指数和年指数三种，选定 1936 年 7 月至 1937 年 6 月为基期，以避免战争前后商品需求种类急剧变化而导致的价格波动，包括食品、衣着、五金、建材和杂项共六大类 50 种商品，采取简单几何平均法，物价资料由工厂和商店直接提供并参考商会和政府机关信息，起讫时间为 1937 年 1 月和 1944 年 3 月。

此外，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还曾在 1944—1945 年间分别选取 66 种和 33 种商品，运用加权综合法编制重庆市趸售和零售物价指数，在《重庆市趸、零售物价指数周报》上发布; 重庆市社会局统计组也曾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续编过重庆市商会的“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包含 35 种商品，由于为时较暂，兹不赘述。

（七) 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加剧，军费开支和投机行为等引起的物价上涨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在 1941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 1940 年 9 月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每月直接或委托各地分行派专员调查重庆、成都、万县、贵阳、西安、梧州、桂林、吉安、常德、天水、洛阳等 11 个城市的物价，编制“基要商品趸售物价指数”;抗战胜利后改为在重庆、上海、广州、昆明四城市继续编制，在《物价旬报》《金融周报》和《中央银行月报》等期刊上发布。该指数所选商品包括食物、纤维、燃料、五金、木材和杂项六大类 22 种，起讫时间为 1937 年 1 月至 1949 年 4 月，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计算，有定基( 以 1937 年 1—6 月为基期) 和连环基期( 月度) 两种指数。

1941 年 7 月开始，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制并刊行《中国各重要城市零售物价指数月报》，同时也在《中农经济统计》和《中农月刊》等期刊上发布。该指数以1937 年1—6 月为基期，直至1948 年 8 月为止，包括上海、南京、重庆、成都、昆明、贵阳、雅安、西安、兰州、西宁、洛阳、银川、桂林、赣州、福州等 15 个城市( 期间一度还包括衡阳、吉安、郧阳和曲江等城市) ，采取简单几何平均法，包括食料、燃料、衣着和杂项四大类 25 种商品，其中 1937—1940 年的价格资料来源于商店账簿，1941 年之后则由调查员直接从市场调查而得。

1942 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颁布《物价调查与统计方案》，函行政院转饬各省市政府统计机关编制和报送趸售、零售、机关办公用品价格指数和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从 1943 年 1 月起，主计处统计局在各地上报物价资料的基础上，以 1937 年 1—6 月为基期，编制了重庆、成都、桂林、贵阳、兰州、西安、康定、耒阳、吉安等城市的“各重要都市趸售物价指数”和“各重要都市零售物价指数”，以及重庆、成都、西 安、兰州、贵阳、康定、昆明等城市的“机关办公用品价格指数”。其中，“各重要都市趸售物价指数”的商品包括食物、衣着、燃料、金属、建筑材料和杂项共六大类 50 种，“各重要都市零售物价指数”的商品包括食物、衣着、燃料和杂项共四大类 50 种，“机关办公用品价格指数”包括文具、消耗、印刷、邮电旅费、修缮和杂项共六大类 30 种商品，均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物价资料来自于各地统计机关每月 5 日、15 日、25日三次调查所得市场价格，以其平均数代表当月价格。抗战胜利后，上述指数的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重庆、西安、广州、汉口、镇江、杭州、合肥、长沙、南昌、成都、康定、济南、开封、太原、兰州、福州、桂林、昆明、贵阳、银川和台北共计 26 个，后逐渐减少，指数数据发布在《统计月

报》《各重要城市物价指数月报》和《各重要城市物价指数旬报》等期刊上，至 1949 年 5 月为止。

（八) 东北地区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就在《满洲经济统计月报》等期刊上发布过 1918—1930 年“大连卸卖( 批发) 物价指数”和 1929—1930 年“大连中国人生活必需品小卖( 零售) 物价指数”，《南开统计周报》对其进行了转引。其中，前者以 1921—1923 年平均值为基期，包括谷类、调味及嗜好品、肉类、衣料、建筑材料、燃料和杂项七类共 56 种商品，采取简单算术平均法，物价数据来源于大连商工会议所和朝鲜银行调查资料; 后者则以 1929 年为基期，包括主食、副 食、调味料、衣服鞋和燃料五大类共 45种商品，采取加权综合法计算，资料来源于派员调查所得。

日本占领东北后，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伪满洲国经济部商务司和奉天市公署等机构都编制过东北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其中，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编制的物价指数主要发表于《满洲物价调》上，包括“新京( 长春) 卸卖物价品目别指数”“新京卸卖物价总指数”“哈尔滨卸卖物价品目别指数”“奉天( 沈阳) 卸卖物价品目别指数”等。这些指数均以 1933 年为基期，起讫时间为 1933 年至1944 年，指数包含的物品共有特产、杂谷、食料及嗜好品、纺织品、金物、建筑材料、灯火品及燃料、杂品八大类 61 种商品，采取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价格资料均由编制单位派专员调查收集而来。

伪满洲国经济部商务司编制的“类别小卖物价指数”和“都市别小卖物价指数”刊于《零( 小) 卖物价月报》。该指数所选基期为 1934 年，起讫时间为 1934 年至 1944 年 8 月。涵盖地区有新京( 长 春) 、奉天( 沈阳) 、哈尔滨、大连、吉林、齐齐哈尔、营口、安东、白城子、黑河、富锦、佳木斯、牡丹江、海 伦、延吉、通化、辽源、锦县、承德、赤峰、海拉尔等二十多个城镇; 商品包括谷类、蔬菜、鱼类及肉类、其他食料品、调味嗜好品、衣料及鞋类、灯火燃料共七大类 68 种，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物价资料均由编制单位派专员调查收集而来。

由伪奉天商工公会、劳务与国会、中央银行分行及奉天市公署联合编辑的《奉天统计月报》也刊载过“奉天卸卖物价指数”、“日本人侧日用品小卖物价指数”和“满洲人侧日用品小卖物价指数”，均 以 1937 年为基期，起讫时间为 1942 年 1 月至 1944 年 7 月，商品包括谷类、食料品、嗜好及调味品、衣 料、金物及建筑材料、燃料、杂品七大类 50 余种商品，计算方法未详。

抗战结束后，《沈阳市政府公报》曾发布 1946 年“沈阳生活日用品零售物价指数”，包括七大类65 种商品，编制单位和编制方法未详。自 1947 年 2 月起，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辑《物调旬刊》，发表有关东北物价和物资调配的专论，同时发布由委员会研究室编制的“沈阳市主要零售物价指数”， 以 1937 年为基期，最初每周发布一次，1948 年改为每旬一次，至 1948 年 6 月为止，包含商品有粮食、燃料、其他食品和衣料四大类共 14 种，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物价资料均由专员调查收集而来。

（九) 其他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

除上述指数外，近代各类学术和政府机关为主要城市编制的物价指数还有很多。按时间顺序主要包括: 孟天培和甘博编制的 1900—1924 年北平零售物价指数( 实际应属生活费指数，包括 7 种商品，采用加权综合法) ，工商访问局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制的 1926—1929 年“北平零售物价指数”( 38种商品，简单算术平均法) ; 济南市政府秘书处编制的 1931—1935 年“济南市零售物价指数”( 49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湖南省财政厅编制的 1931—1937 年“长沙批发物价指数”( 110 种商品，后减少至 69 种，简单算术平均法) ; 浙江省商务管理局调查课( 后并入浙江省建设厅工商管理处) 编制的 1932—1937 年“杭州零售物价指数”( 55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制的 1935—1938 年“南昌日用物品零售物价指数”( 66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制的 1935—1940 年“福州批发物价指数”( 46 种商品，简单综合法) 和“福州零售物价指数”( 56 种商品，简单综合法) ; 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制的 1934—1947 年“南宁趸售物价指数”( 91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和 1937—1947 年“梧州趸售物价指数”( 121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桂林趸售物价指数”( 150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陕西省政府统计委员会编制的 1937—1940 年“西安趸售物价指数”( 106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昆明市政府秘书处编制的 1937—1946 年“昆明趸售物价指数”( 141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和 1941—1946 年“昆明市零售物价指数”( 75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制的 1937—1947 年“贵阳零售物价指数”( 60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以及伪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制的 1940—1943 年“汉口特别市生活物价指数”( 95 种商品，简单算术平均法) 等。其他还有一些编制时间很短即告停止的，这里不再赘述。

三、近代中国农村地区的主要物价指数

( 一)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所编各地农村物价指数

笔者所见近代中国最早编制农村地区物价指数的，当属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21—1925 年 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 原农业经济组) 主任卜凯指导师生对 7 省 17 个县的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根据所搜集到的当地商人旧帐册等资料，卜凯本人在 1925 年编制了 1864—1923 年河北盐山( 8 种商品，以 1914 年为基期) 和 1875—1923 年山西武乡( 9 种商品，以 1900—1914 年平均价格为基期) 的批发物价指数，均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① 卜凯的同事张履鸾也以 1910—1914 年平均值为基期，编制了 1894—1932 年“江苏武进农人所得之农产品物价指数”和 1910—1932 年“江苏武进农人支付之( 日用品) 零售物价指数”，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前者包括七种商品; 后者包括农产品、其他食品、衣着、燃料、五金和杂项六大类，1926 年以前为 63 种商品，此后减少为 53 种。② 此 外，张履鸾还根据调查员每星期访谈所得的物价资料，以1926 年为基期，编制了1924—1929 年的“安徽宿县零售物价指数”，包括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大类共 52 种商品，使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③

1929—1934 年间，卜凯又主持金陵大学农经系对全国 22 省农家土地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根据所搜集到的各地历史价格资料，编制了 1907—1933 年甘肃皋兰、山西宁武、青海西宁、河南洛阳、安徽六安、安徽芜湖、江苏武进、浙江淳安、浙江桐庐、江西高安、江西南昌、广西容县、云南楚雄、云南玉溪这 14 个地区的农村零售价格指数，各地的商品种类和物价指数时间长短不尽相同，商品数从 1 种到 61 种不等，指数时长也从 20 年到 27 年不等。④

( 二) 河北省各县日用零售物价指数

在政府机关编制全省物价指数的工作中，以河北省为最早。1929 年 4 月，河北省工商厅率先制定调查表式，责令各县建设局搜集填报表中物品的零售价格，每周汇报一次，经厅内统计人员甄别采用后编制河北省各县“日用零售物价指数”，从当年 9 月开始按月发布。该指数最初选定天津、邢台、南宫、蠡县等 32 个县，以 1929 年 5—7 月平均价格为基期价格，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商品包括食物、服用、燃料和杂项四大类，各县具体商品数量不尽一致，从 27 种到 45 种不等; 1930 年 1 月对指数进行了修正，改用 1929 年 5—12 月平均价格作为基期价格，并增加河间、临榆等 4 县，共计 36 县; 1932 年 9 月再次调整，改用 1930 年全年为基期。河北省各县“日用零售物价指数”最初发布于河北省工商厅创办的《河北零售物价指数月报》上; 1931 年 2—5 月间，工商厅改组为实业厅，前述月报也改为《河北物价指数季刊》，继续刊发，直至 1934 年 6 月停刊。

①J. Lossing Buck，“Price Changes in China: The Effect of Famines and the Recent Rise in Pric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 20，No. 150 ( Jun. ，1925) ，pp. 238 － 241.

②张履鸾: 《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 3 卷第 1 期( 1933 年) 。

③张履鸾: 《宿县农产品与日用品零售物价指数说明》，《统计月报》第 2 卷第 12 期( 1930 年) 。

④卜凯: 《 ＜ 中国土地利用 ＞ 统计资料》，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50—151 页。

（三) 湖南省各县市零售及批发物价指数

“湖南省各县市零售物价指数”的编制情况与河北省类似，自 1932 年 12 月起，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即试编各县市零售物价指数，1934 年 1 月以后开始正式编制。由统计室派员在每月 15 日及最后一日两次对全省 1 市75 县指定商号和货栈的零售物价情况进行调查，偏远县域则由专人于每月固定的赶集日期采集物价资料，选择其中较为完备的指数进行刊发。该指数选用食物、燃料、衣料和杂项共四大类 61 种商品，以 1934 年全年平均为基期，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在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第五科编辑的《统计月刊》中，曾刊发 1936 年 1—6 月长沙市及 44 个县的零售物价指数。

此外，湖南财政厅第四科也曾创办《物价指数特刊》，发布 1931 年 4 月—1934 年 12 月长沙、湘 潭、澧县、邵阳、常德、会同、南县、衡阳、益阳等县的“批发物价指数”，该指数以 1931 年 6 月为基期，商品包括粮食、其他食物、布匹及其原料、金属及建筑材料、燃料和杂项共六大类 105 种，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其物价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南财政厅在各县所设营业税局派专员调查所得，未设营业税局的则由各县政府填报。

( 四)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各县乡村物价指数”与“乡村物价指数”

1932 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后，为调查全国各省农业情形及农村经济盛衰，从全国各地招募数千名农情调查员，搜集各类经济数据。其中，对每项农产品的价格，会在每年的一、四、七、十月分别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制了 1912 年和1931—1937 年的“全国各县乡村物价指数”，在《农情报告》上陆续发布。该指数涵盖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 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宁夏、青海、甘肃、绥远和察哈尔等 22个省的一千余县，以 1933 年 1 月为基期，包括小麦、稻、米、大豆、高粱、小米、棉花、鸡、鸡蛋、羊毛、盐、 糖、茶、油、驴、牛等二十余种农产品( 各省农产品种类有所区别) 。

1938 年 9 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又举办了非战区赣、鄂、湘、川、康、陕、甘、青、闽、粤、桂、滇、黔 13 省 59 处乡村的物价调查。其中，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四川省政府合作设立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曾采用加权综合法编制过 1937—1941 年四川省 15 县农民所得( 55 种商品) 和所付( 55 种商品) 物价指数，在《四川农业物价指数》期刊上发布。抗战结束后，农林部统计室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多年来在各地调查的资料，以 1937 年为基期，编制了 1933—1946 年全国“乡村物价指数”，内分“农民所得物价指数”、“农民所付物价指数”和“农民购买力指数”三种，包括农产品、畜产品、日用品和农用品四大类 46 种商品，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计算，发布于 1948 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 五) 其他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近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物价指数还有广东省台山县实业局编制的 1912—1925 年“广东台山县批发物价指数”( 102 种商品，计算方法未详) ;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张景瑞) 编制的 1907—1932 年“江西南城县日常用品零售物价指数”( 35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国立东北大学编制的 1937—1942 年“四川三台零售物价指数”( 28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 以及河南农工银行经济调查室编制的 1941—1942 年洛阳、南阳、漯河、潢川、许昌、周口等“河南各主要县镇批发物价指数”( 50 种商品，简单几何平均法) 和“河南各主要县镇零售物价指数( 42 种商品，简单算术平均法) 等，这里不再详细展开介绍。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以覆盖地区为线索，对我国近代编制时间达数年以上的各类城市和乡村物价指数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覆盖区域来看，近代中国物价指数的编制主要集中于城市，在 1937 年之前，基本仅限于上海、广州、天津等经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以及日本控制的一些东北城市;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日趋严峻，为掌握物价波动情况和干预经济，在主计处统计局、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推动下，物价指数的编制扩大到了三十多个大中城市，各省政府也纷纷加强了本省主要城市物价指数的编制工作; 而在乡村地区，仅有少数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组织编制了相关的物价指数，而且这些工作也大多未能长期持续下来。从指数的发布频率来看，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绝大多数均为月度指数，少数也提供每周指数，仅有主计处统计局在 1934 年到 1937 年间发布过四城市 12 种商品的每日批发价格指数。从指数的编制方法来看，除很少的几项指数采取连环基期外，绝大部分都选择了用固定基期进行编制; 早期物价指数的编制方法比较多样，后来大多趋向于选择简单几何平均法，这应该是由于几何平均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变量变动的比率情况，且受极端值影响较小，而同样的权重设置使编制工作更为简单，也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对不同物价指数进行比较。

通过对上述指数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在近代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很多物价指数的编制过程中，都曾经对编制方法和商品构成进行过调整; 其中好几项重要物价指数的编制机构还不止一家，虽然指数名称一样，但其商品构成、资料来源和编制方法却不尽相同，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可以参考本文提供的信息，予以慎重地选取和比较，甚至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正。本文在介绍各类物价指数时，还尽可能提供了发布这些指数的近代刊物信息，其中很多出版物除登载最终计算出的物价指数外，还包含有指数编制的原始资料来源，如各种商品的具体价格数据等，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按图索骥，运用这些史料进行一些更为微观的个案或比较研究。

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极为复杂，笔者所见有限，虽已尽可能穷尽各类相关史料，仍不过粗及其凡，以上梳理过程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很多细节可能还有舛误，敬请学界方家惠予批评指正。

图片| 网络

文转 |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关永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伍韵琛，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 批准号: 16ZDA12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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