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知识，校勘当然不是校对

三、衍，即多出文字，又称羡。往往是抄写时无意添入或因错误判断而武断增加。主要有不明文义训诂而增加，因注疏而衍，因上下文而衍，因旁注混入而衍。举一例说明。《庄子·外物》：“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王叔岷云敦煌残本作“神能见梦于元君”，《艺文类聚》梦部、龟部同。只因旧钞本能字旁注“本作龟”，又在龟字旁注能字，因此抄写误入。

四、倒，即文字颠倒，又称乙、窜、乱。有时两字颠倒，有时则数字颠倒，也有句子颠倒的情况。如《老子》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马王堆帛书乙本作“隋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唐经幢也作“随之不见其后，迎之不见其首”。这是句子前后颠倒。又如《荀子·非相篇》：“谈说之术，齐庄以涖之，端诚以处之，坚彊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王念孙认为“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一句有倒文，当作“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并引《韩诗外传》《说苑》证明。

五、错简，即因古代竹简次序错乱而形成的大面积文字颠倒。与脱简一样，本属于竹木简的问题，但后人也用来指后世文献所出现的大面积颠倒。

【古书致误的原因】

一、古籍历时久远，历经损失散亡，特别是水火战乱，使得书籍篇籍散乱，不经整理，无法阅读。

二、古籍流传中因刊刻传抄所引起的讹误。

三、后人对古籍任意增删改易，造成的错误。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传世古籍与其原貌有相当的差距，如果不对古籍进行细致专业的校勘，则无法提到准确理解与运用。

【校勘简史】

最早的古书校勘记载是周朝大夫正考父。《毛诗注疏·商谱颂》郑玄云：“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此在周宣王的时代。

春秋时孔子删定六经，校其同异，除去重复，也是校勘工作之祖。历代学者都对孔子审慎的校勘态度极为推崇。今天经文中仍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孔子校勘的科学态度。

孔子弟子子夏也是早期的校勘专家。《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巳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表明子夏当时已有对文字讹误及其致误之由的正确认识了，也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已经对古籍有了校勘订正的科学态度了。

秦代残害文化，秦汉之际的战乱又使书籍大规模散亡，存世的也散失不全。因此到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令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这是大规模官家校书之开始。我们根据古人的记载，以及存世的刘向《别录》的几篇，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进行校勘工作的大概情况，即汇集众本，去其重复，定篇章次第，校正字句脱误，对脱简、错简、误字有规律性的认识。

汉代私家校书则有郑玄等大儒，校勘今文古文诸经。他的大量校勘成果保留在他对儒家经文的笺注中。或指出字形错误，读音错误，脱字，衍字，错简等古籍讹误情况。汉末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也保留了一定数量校勘的成果。

魏晋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中都体现了他们不仅能继承汉儒对文字篇简错误的校勘经验，也能够开始运用文字训诂、天文历法等多种学问对校勘异文进行辩证。

南北朝的《颜氏家训》书证篇，汇集各种文献典籍的校勘笔记，不仅有经典，也有文学与通俗作品。另外，还运用地下出土器物的铭文校订《史记》人名。再者，他在《勉学篇》里也谈到了“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这是对校勘学的治学态度的早期探讨。

唐代私家校书著名的有颜师古和陆德明，颜师古注《汉书》，同时指出版本异文。陆德明编注群经，有《经典释文》一部，汇集大量版本异文，今与《十三经注疏》合刊。此外还有孔颖达等奉旨编订《五经正义》，也有经注校勘的内容。又如《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即所谓三家注，存在大量的文字校勘的内容。

南宋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是其校勘《文苑英华》的成果。此书以总结校勘经验为主旨，并不以《文苑英华》篇目为序，而是以致误之原因为类编排，分用字、用韵、事证、事误、事疑、脱文、同异等20类。每类有丰富实例，还有说明与校勘处理方式。

至清代，考据学大盛，名家辈出，有卢文弨、顾广圻、高邮王氏父子、戴震、钱大昕、俞樾等，校勘至此，愈加精密，进入最为辉煌的时代。著名成果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理论实践又分为两派，一派以卢文弨、顾广圻为代表，主张广列版本异文，但作说明而不更改，保留古书原貌，前人称死校派。一派以段玉裁、高邮王氏为代表，广泛运用各种学问，对异文进行考辨作出判断，并加以更正。前人称为理校派。

清代学者在前人基础上愈加精密，对校勘通例的归纳上了一个层次。王念孙校勘《淮南子》，将错误的原因归纳为62条。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又归纳为37条。

民国学者继承清代朴实学风，在校勘学的研究上更进一步。史学家陈垣，校勘《元典章》，成《校勘学释例》一书，成为近现代校勘学理论著作的里程碑。融会历代校勘经验和成果，全面归纳校勘通例与理论方法。并且将校勘学从一般经典的应用推广到普通古籍上。

【校勘的主要工作】

1.整理错简、乱简。古书是简策，用绳子串起来，因此读久了容易断开，断开后很容易发生简与简的位置错乱，或是脱落遗失简片的情况。

2.删除衍字。

3.增补脱字。

4.校正错误字句。

以上四种都是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影响书籍内容的正确性，因此校勘的价值在于尽可能地将版本恢复到原本或较为正确的状态，以便阅读。前辈学者对校勘学的重要性提到极致的地步，比如清代学者叶德辉甚至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可见校勘的重要。

【校勘的方法】

经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总结，校勘方法主要有四种：

1.对校法。即将一书的祖本与别本进行对校，将异同注在书旁。这一方法，简便稳当，也比较机械。主要着眼于记录版本异同，因此可以通过他的校勘知道几个版本的情况，但缺点是不论是非，这是各种校勘方法的基础。

2.他校法。就是用别的书来校本书。本书的内容，也许引用了前人著作的内容，则可以拿前人的书来校。又或者本书的内容为后代的书所引，则可以用后代的书来校本书。如果所用材料有同时别的书也采用的，就可以拿来进行校勘。这也是在版本条件受到限制的时候可以加以运用的一种方法。如《史记》《汉书》相重篇目七十余篇，是他校的好材料。另外，类书、字书、古注等引用古书很多，也是他校的重要材料来源，前辈学者运用这样的材料，解决了无数的问题。

3.本校法。一书内容，前后互见，发现其异同之处，可以用来校勘古书谬误。这一方法的运用，是在无法得到祖本或其他版本的情况下。不过要求较高，需要学者对本书的内容体例语言思想非常熟悉，才能依据上下文文句、语气、内容、结构、情理的差异与不合理来发现问题。

4.理校法。即在缺乏版本的情况下，运用文字、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方法进行校勘。清代学者认为这一方法最为高明，但也最为危险，因为学者往往知识欠缺而轻率作出判断。如唐人韩愈的儿子校书遇到金根车，不知道是专名，根据常识误以为当作金银车。

【校勘的条件】

主要是要具备众本，懂得文字、音韵、训诂。

古书文字，随时改易，写的人不同，又有差异，因此校勘必须要懂文字学。先秦用古文篆文，两汉用隶书，六朝隋唐又用草书、楷书。因此如果不明白篆、隶、草、楷之间的演变关系，就无法推求作者的原意，就容易发生误解。

古人著书，所用的当时的语言，本来很普通，人人都懂，但随时代的变迁，语言死去，成为专家都难懂的古代语言。只有懂得训诂学，才能明了古人所用的语言，正确掌握古书的内容。

古人作文常用假借，假借的用字读音又因为地区的不同受到方言的影响，不懂音韵，就不能破古人所用的假借，不读破假借，字的本义就不能明了，理解就有障碍。

【校勘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校勘、目录、版本，以及古书通例等专门知识。文字音韵训诂及语法修辞知识。史实、典章等的知识。对所校古书的内容思想的认识。

二、材料依据：所校书的古本、旧本。古本旧本是校勘古书的第一手证据。该书的古注旧疏。古注中往往保存了诸多古本的异文，以及流传中出现的讹误现象。他书资料，包括本书引用他书文字的，本书被他书引用化用的，以及类书。古物资料。如碑刻金文等。

本章参考书目：

[1]章太炎，《章太炎讲国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2]朱维焕，《国学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3]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9月第1版。

[5]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